当前，乡村生活正在发生堪称“迭代”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今年9月印发的《“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也提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更好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壮大乡村文化人才队伍，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
　　如何通过有效的文化供给，满足农民群众对文明健康乡村文化生活的需求，让文明之风在乡土中国扎根？
　　一、乡村生活的迭代
　　最近几十年时间，中国经历了世所罕见的城市化历程。如今，中国约2/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大多数人并不是城市原住民，他们都有乡村生活经验。
　　【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9435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6478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为67%。】
　　同样，有数量不少的城市人，前往乡村养老休闲，老年人口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客观上，居住地和户籍地已经不是社会身份的主要影响因素，甚至于，城市和乡村也不再提供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给乡村生活带来了堪称“迭代”的变化。
　　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大多数农民终其一生生活在村庄，至多是通过基层市场体系触及集镇和县城。城市生活属于少部分通过读书等方式走出乡村的精英，以及服务于城市运转的务工者。
　　而在当下的乡村生活中，大多数农民过着两栖生活。第一代农民工习惯于城乡往返的生活，他们已经到了返乡的年龄，将城市生活经验带入了乡村社会。而中生代农民工以及更年轻的农民工，他们的生活是面向城市的，更适应城市生活方式。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没有从乡村连根拔起，他们还在经营着村庄里的社会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生活的“迭代”，主要表现为城乡生活的融合。
　　一是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已经迅速在乡村社会普及。如今，城乡生活设施已经逐渐靠齐，水、电、路、网等互联互通，为乡村生活的都市化创造了条件。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人们在生活习惯上已经接受了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如今，农村建房普遍采用了单元房的方式，哪怕是传统住房也会进行厕所改造、装修，更适合现代生活。在不少农村地区，还流行盖乡村别墅，成为进城者的后花园。
　　二是城市和乡村面临相同的生活方式变革。一些新型的消费方式，如茶饮、乡村旅游，在城市和乡村同时普及。
　　更典型的是，村民和市民都在共享数字生活，他们在数字平台上获取信息、出售自产商品、消费娱乐，几乎没有代差。不过，数字技术对于城乡文化生活的冲击却不尽相同。
　　二、隐忧凸显
　　城乡两栖的生活方式给农民带来了机遇，广大农民过上了更加现代的生活，享受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但乡村生活是一个系统，一旦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不匹配，便可能产生隐忧。
　　这种失调的首要表现，是乡村社会出现了“透支”苗头。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往往被功利性地利用，部分优秀的内核被抽离。最近十余年时间，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在迅速推进，普通农民家庭纷纷进城。许多年轻人在城镇买车置业，其背后是以彩礼为核心的婚恋文化。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高额彩礼有蔓延之势，在有较强性别偏好以及父代责任伦理较强的地区，彩礼往往更高。
　　与此同时，婚恋浪漫主义也在乡村流行，除了彩礼，婚恋中的男性还需要提供各个环节中的仪式性消费。农民家庭收入虽然有较大提升，但部分家庭却因一些具有强制性的文化消费，在家庭再生产的关键环节产生较大消耗。
　　其次，人情交往正表现出丧失社会润滑剂作用的倾向。在传统的乡土生活中，人情、面子是社会资本，人们通过积累声望，获得更大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互惠来共同生活。如今，传统的文化意义相对减少。根据我们的调查，两湖平原普通农民家庭人情支出每年需要2万-3万元，占其家庭收入的1/4-1/3左右；而办一场白事普遍花费8万-10万元。
　　第三个表现，是乡村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地方性规范的约束作用正发生变化。我们调查发现，一些人热衷于参加带有赌博性质的闲暇活动；少数地方的歌舞团表演，往往通过低俗表演获得人气。在这种情况下，亟需通过加强有效的文化供给，助力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三、内生动力
　　客观上，乡村生活“迭代”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城乡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文化生产和传播载体，为激活乡土文化、传播都市文化，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在笔者看来，以农民为主体，积极引入都市文化资源，激活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是适合乡村实际、符合农民需求的。
　　文化首先是一个生活实践，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生活方式——以风俗、习惯、礼仪，以及特定形成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符号出现。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一定是基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而实现的。
　　过去，乡村文化主要是在重大节日和仪式中产生的，如传统戏剧、礼仪活动，这些文化活动有一定门槛。当前，乡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人们对便捷的、健康的文化生活有极强的需求。近些年，广场舞、健步走、腰鼓队等休闲娱乐方式流行开来，就是一个例证。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一些地方移风易俗的难度比较大，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容易反弹，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提供一套适合当地的具有礼仪性的文化活动载体。一些地方的移风易俗从当地的风水先生、乡村歌舞团、红白理事会切入，通过改进礼俗文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不久前，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提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更好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壮大乡村文化人才队伍，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村字号”文体活动。
　　“村超”“村BA”“村T”“村马”“村歌”“村画”“村戏”等一批“村字号”文旅IP异军突起、火爆出圈。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发布的首份《全国“村字号”文体活动情况报告》显示，全国“村字号”活动类型多达24种，2024年全国农村累计举办各类文体活动超过220万场。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这当然是地方上传统文化资源再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是互联网时代注意力经济的产物，两者缺一不可。
　　在笔者看来，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往往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相关，只有结合得当，文化生活才具有相当稳定性。而从可持续性角度出发，互联网上的IP，并不一定是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大众的文化生活，首先是日常需要，其次才是供游客消费的文旅产品。互联网平台上流传的众多反映各地生活方式的创作，如非遗制作、风味小吃、自然风景、集市经济、特色农产品、婚丧礼仪，乃至家庭成员间的日常互动，都具有创造性，也更能普惠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在一个城乡高速融合的时代，需要更为简约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以传统载体提供的文化服务，如图书、电影、戏剧等，需要符合流动生活的特点。乡村的文化生活一定是城乡联动的、线上线下联动的。
　　（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2025-12-16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吕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