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近来，随着大模型和AI智能体等、自动化工作流逐步走向成熟，“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简称OPC）迎来了爆发期。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全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一批“超级个体”凭借工具、算力和数据支撑，实现了传统多人企业才能完成的业务，形成了全新的经济形态。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在密集加码OPC赛道。自2025年底以来，全国已有超过20个城市陆续出台OPC专项政策，围绕算力补贴、免费工位、创业资金、人才安居等方面提供组合支持。然而，也有分析指出，当前政策更多集中于硬件投入和资源“造势”，与AI时代OPC“轻资产、高智力、新业态”的特点，以及创业者多元化、深层次的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错位。如果缺乏持续运营的顶层设计，又未能突破政策支持表层化的问题，这股OPC热潮就容易演变为赛道同质化竞争，并在补贴退潮后出现生态空心化。
　　在IPP资深研究员余荔看来，OPC热潮能否持续，关键在于能否培育并留住真正具备AI驾驭能力、商业转化能力和全链条运营能力的“超级个体”。地方政府应从“抢存量人才”转向“育增量人才”，通过高校前置培养、社会分层实训、轻资产扶持规则创新和差异化产业生态建设，推动OPC从政策热潮走向高质量发展。
　　 
　　一、地方扎堆扶持OPC，繁荣表象暗藏“内卷”隐忧
　　在“人工智能+”行动加速人工智能全域落地的宏观政策导向下，人工智能赋能的“一人公司”（Artificial Inteligence-One Person Company，AI-OPC）迅速从前沿产业概念落地为全国性创业热潮。
　　AI-OPC依托大模型、AI智能体等技术底座，由单人创业者搭配人工智能工具即可完成产品研发、生产运营、市场销售、客户运维全链条经营闭环，凭借启动成本低、运营灵活、落地速度快的天然优势，被多地政府视为重塑就业与创业逻辑、撬动智能经济、培育新兴产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业态。
　　《2026中国OPC行业白皮书》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OPC数量已突破1600万家，OPC社区从无到有，扩张至全国38座城市的143家，2025年上半年新注册增速高达47%，即每3家新注册企业里，就有1家OPC[1]。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率先形成产业集聚圈层，杭州、深圳、上海、苏州组成第一梯队城市矩阵[2]，各地轰轰烈烈的扶持布局，直观营造出OPC全面爆发的火热场面。
　　然而，各地出台的扶持政策和手段高度趋同，催生出“梯度集聚、政策驱动”的新一轮内卷。
　　第一梯队标杆城市普遍采用大额财政注资、算力补贴、办公场地减免扶持模式“三件套”。比如，杭州落地10亿元OPC专项产业基金，深圳聚焦算力资源与落地场景的双向补贴，上海则最长可以给到创业主体36个月办公用房免租。
　　紧随其后的第二梯队城市，北京、南京、成都、济南等也相继出台同类政策框架，以落地产业园、补贴场地租金、人才引进补贴为核心举措。
　　其余第三梯队的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同样跟风加码政策红利，依靠本地数字产业基础快速搭建OPC孵化园区。[3] [4] [5] [6]
　　然而，撕开各地争相投入、让利招商的表层利好后可以发现，大量园区落地之后，入驻率参差不齐，部分新建创业空间出现空置、空壳问题，不少地区大额财政投入转化为产业效益的效率远低于预期。轰轰烈烈的园区建设，似乎并未同步带动本地OPC产业形成内生增长动力。
　　地方盲目跟风、缺乏产业规划，只是浮于表面的浅层诱因。全国各地针对AI-OPC的政策存在同质化内卷，其表象是拼补贴、拼场地、拼政策优惠力度，底层本质则是一场围绕“超级个体”人才展开的跨区域资源争夺战。
　　究其实质，场地、补贴、算力、园区等都属于产业配套的硬件资源，可以依靠财政资金在短期内快速堆砌补齐；但能够熟练驾驭人机协同模式、独立运营完整商业闭环的OPC超级个体，属于稀缺性极强的软性核心生产要素，无法依靠资金在短时间内批量量产。
　　地方政府争相出台优厚扶持政策，看似是在招揽项目、培育产业，实际目标都是争夺存量有限的优质创业人才。谁能够吸引更多超级个体落地扎根，谁就能依托人才孵化本土OPC产业链，抢占智能经济发展先机。
　　现阶段已经暴露出的现实矛盾是：各地政策供给持续加码、扶持资源不断扩容，但超级个体人才存量供给的增速严重跟不上各地产业扩张的速度，供需失衡反过来直接加剧了地方“内卷”程度。不少城市耗费大量财政资金建成标准化OPC创业社区，硬件配套一应俱全，却面临优质创业者招不来、留不住的窘境，最终出现园区空置、政策资源闲置浪费等现象。
　　放眼整个行业，OPC项目数量看似持续攀升，但许多从业者仍停留在简单套用AI工具完成基础内容生产的初级阶段，真正能够打通技术落地、商业模式、市场变现全链路的超级个体凤毛麟角。人才总量短板，正成为束缚全国OPC产业从野蛮生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难题。
　　二、引发超级个体“人才战”的多维诱因
　　AI-OPC的概念被各地追捧并迅速走热之后，想象中的画面是：OPC单人创业者本身能够“一人成军”，把许多原本需要团队完成的工作压缩到个人即可完成，还能赚取相当于原先一个团队，甚至是“独角兽”公司的营收。
　　然而，被AI加持的OPC远没有想象中那样光鲜亮丽。AI毕竟只是强大的生产力杠杆工具，“超级个体”才是“成败系于一人”的最核心生产要素。这就决定了OPC极其“挑人”，地方OPC模式能否跑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超级个体的“人才战”中胜出。
　　因此，“超级个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从生产逻辑维度看，AI-OPC区别于传统小微企业的核心生产逻辑在于，人才能力取代土地、厂房、大型设备，成为第一生产要素[7]。传统实体企业的发展逻辑依托固定资产、规模化团队和大额启动资金，而AI-OPC属于典型的智力密集型轻资产业态，创业项目初始启动资金低，没有重资产绑定属地的属性，创业者也就是超级个体具备极强的跨区域流动性：哪里政策红利优厚、要素配套完善，人才就会向哪里流动[8]。这种轻资产、高流动性的业态特征，倒逼地方政府只能依靠持续加码补贴政策来争抢优质人才，政策“内卷”由此常态化。
　　从产业价值维度看，“超级个体”是OPC全产业链价值创造的唯一核心载体[9]。成熟的超级个体需要集齐多项核心能力，包括深度驾驭AI工具的能力、全链条商业运营能力、合规风控能力，以及商业模式动态迭代能力。优质OPC项目只有依托具备这四类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借助AI智能体实现单人成军，这绝非普通创业者所能轻易达到。
　　从区域产业布局视角看，优质超级个体具备极强的产业链带动效应。单个头部OPC创业者落地，能够联动本地上下游配套服务商和链主企业外包需求，逐步催生细分赛道产业集群。
　　各大城市都清楚，依靠零散的补贴政策吸引普通创业者并无长期价值，聚拢头部超级个体才是培育本土数字产业的捷径。在全国优质人才存量有限的前提下，城市之间的人才竞争不可避免，补贴加码、园区扎堆、政策趋同等内卷行为，本质上是存量人才争夺下的被动选择。再加上多数地方缺乏因地制宜的差异化产业定位，普遍采用通用化扶持政策，进一步放大了同质化内卷问题。
　　然而，当前“超级个体”的供给远远赶不上需求，人才稀缺问题十分突出。
　　首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滞后，人才前置培育环节出现断层，是超级个体新生供给不足的源头症结。
　　目前，国内高校现有学科设置延续传统“分科办学”思路，教育目的更多是培养受雇型的普通专业技能人才，而非企业家人才——理工科偏重底层技术研发，文科侧重理论学习，商科聚焦传统实体经济运营，缺少“人工智能+垂直行业+创业落地”的交叉融合课程体系。
　　对绝大多数在校大学生来说，他们在校期间只能接触碎片化的AI通识或科普知识，既没有机会开展实操训练、智能体搭建等硬核技能训练，也没有系统化地学习创业、市场化运营、知识产权合规等相关内容。高校创新创业课程普遍流于理论，更极少引入最新的真实OPC商业项目实训。学生毕业之后，要么只会单一技术，要么只懂传统经商逻辑，很难成长为人机协同的复合型超级个体。通俗来讲，高校作为人才培育源头，现阶段输出的毕业生能力结构与OPC行业用人需求出现严重错配，无法源源不断地为市场输送储备人才。
　　其次，市场化社会培训体系碎片化、浅层化，存量从业者能力升级通道受阻。
　　当下市面现有的AI相关培训项目，大多瞄准短期流量变现，课程内容主要局限于基础AI软件操作、简单提示词使用等，而商业模式设计、财税风控、行业合规等配套课程不足。创业者想要补齐技术短板，往往需要再单独报课学习各类课程，零散化的学习模式大幅抬高了个人成长的时间与资金成本。在缺乏配套产业导师和落地实训场景的情况下，学员学完理论后无法对接真实的商业项目，仍然很难完成从普通从业者向“超级个体”的能力跃迁，存量人才升级通道由此被持续堵塞。
　　再者，现行政策与金融估值规则仍沿用工业时代标准，轻资产个体创业要素获取门槛偏高，制约人才成长落地。
　　国内现行的科创资质认定、银行信贷评价体系往往以固定资产、年度营收、团队规模为核心考核指标，这套标准适配传统重资产企业，却与OPC轻资产、高智力的属性完全脱节[10]。即使是手握优质创意、成熟AI落地思路的潜在超级个体，也可能因为没有固定资产抵押、短期营收偏低等原因，无法申请科创补贴与银行贷款。大多数的金融机构也尚未建立以个人能力、数字经营流水、项目场景价值为基准的轻资产估值模型。叠加算力、数据等核心生产资料的普惠供给体系尚未成型，初创阶段创业者既需要承担较高的要素成本，又要面对商用数据采购价格偏高、公共数据开放碎片化等限制，不少潜力人才迫于成本压力不得不中途放弃创业，无法成长为成熟超级个体。
　　最后，OPC创业生态配套不完善，服务载体“重空间、轻赋能”的问题突出，个体成长缺少全链条外部支撑。
　　目前，各地建成的OPC创业社区普遍把工位出租、场地租赁作为核心运营业务，缺乏深度“陪跑式”服务，也缺少标准化配置的AI技术导师、商业咨询师、财税法务专员，致使个体创业者长期处于“资源孤岛”状态。由于缺少链主企业外包订单、科研机构技术对接、投融资资源导入等关键落地渠道，自然难以孵化头部超级个体。
　　与此同时，行业市场内卷乱象加剧人才内耗，大量同质化低价竞争压缩盈利空间，不少深耕细分赛道的优质创业者被劣质低价项目挤压生存空间[11]，行业劣币驱逐良币，进一步延缓了优质超级个体的成长速度。
　　三、构建全周期超级个体引育体系的政策建议
　　破除地方OPC政策“同质化内卷”的核心破解思路，是跳出比拼短期政策红利的“零和博弈”逻辑，将工作重心从“抢存量人才”转向“育增量人才”，从源头扩充优质人才供给总量，逐步消解区域之间的非理性抢人内卷。建议从高校前置培养、社会分层实训、政策制度革新、全域生态优化入手，搭建超级个体的系统化引育体系。
　　（一）前置布局高校人才培育，从教育源头批量储备超级个体后备军
　　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前置接轨，将OPC复合型人才培育嵌入高等教育体系，是扩充超级个体增量的核心手段。
　　应推动全国高校更新人才培养理念、重构课程体系，将大学生定位为“高潜力创业人才”，而非仅仅是“未来专业人才”。增加开设人工智能基础、智能体应用、提示词工程等课程，并将其列为全校公共通识必修课，普及基础人机协同技能。
　　依托各院系原有专业优势，开设“AI+行业”交叉选修课。比如，工科聚焦工业数字化OPC落地，文科深耕AIGC内容与服务型OPC，商科侧重OPC商业模式设计与财务管理，针对性匹配不同赛道的人才需求。在校内落地专业化OPC实训实验室，联合属地政府、龙头链主企业，向在校学生开放公共算力资源和正版商用数据集，并以真实商业订单、企业外包需求作为实训课题，让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完整走完从创意策划到产品变现、AI落地的全流程实操。
　　另外，创新高校学业考核与创业激励制度，推行创业实战成果置换学分机制，学生落地成型的OPC项目、取得的行业实战成果，可以抵扣对应专业课学分。同时，完善弹性学制政策，允许学生休学全职开展OPC创业，并保留学籍，消除创业后顾之忧。
　　3月19日，“腾讯AI百校行高校龙虾专列”深圳大学站活动现场，一名学生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安装腾讯AI智能体Workbuddy。图源：新华社
　　（二）搭建社会分层实战培育体系，助力存量从业者进阶成长为“超级个体”
　　面向已经步入市场的OPC创业者，可建立初级普惠、中级进阶、高级专精三级分层实战培训体系，补齐现有社会培训碎片化、浅层化的短板。
　　其中，初级培训面向零基础入门创业者，由地方人社、工信部门牵头免费开展通用AI工具实操课程，普及AIGC、自动化等基础应用，降低行业入门门槛。中级阶段聚焦硬核技术提升，围绕提示词优化、小模型微调、多智能体协同搭建开设小班实操实训，依托各地OPC创业社区实训场地落地线下教学，补齐多数创业者技术浅层化短板。高级培育的重点在于瞄准提升全链路商业闭环能力，可邀约行业头部超级个体、创投从业者、细分领域企业家组建导师团，一对一开展商业模式打磨、渠道拓展、品牌运营专项辅导。
　　（三）革新配套政策与扶持规则，以轻量化扶持政策替代粗放式补贴内卷
　　提倡各地摒弃过往盲目砸钱、无序免租的同质化扶持模式，淡化以场地面积、用工数量、固定资产规模为门槛的传统补贴标准，转而实施精准的轻量化扶持政策。可以试点将创业者AI应用深度、项目场景创新价值、数字经营流水作为政策补贴核算依据和新标准，优化政府财政扶持的“投入-产出”效能。
　　在财政投入端，引导财政资源精准投向OPC生产必需的算力、数据、模型微调等轻资产刚需支出，从制度层面杜绝硬件园区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在政策兑现端，优化政策兑付流程，搭建跨部门数据联动平台，整合税务、社保、市场监管数据，落地补贴“免申即享、无感兑付”，系统自动匹配创业者扶持资质，压缩补贴兑付时限，解决单人创业者缺少专人申报、政策落地难的痛点。
　　在金融信贷和要素供给端，加快落地适配OPC的轻资产估值体系，以创业者综合能力、项目落地潜力、线上经营流水作为信贷评判标准，并且鼓励设立OPC专项种子基金，区域性OPC普惠算力池等，进一步降低超级个体创业要素成本。
　　（四）统筹区域差异化产业布局、完善全链条创业生态，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应引导城市依托自身资源禀赋错位发展，从源头根除区域同质化抢人内卷的土壤。算力资源富集的中西部城市，可主打普惠算力供给和AI底层服务类OPC培育；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工业城市，可重点培育深耕产业链配套的垂直应用型OPC；消费市场活跃的一线、新一线城市，则可侧重孵化内容创作、数字化营销类OPC。各地找准自身定位之后，产业赛道差异化将客观上减少跨区域人才恶性争夺。
　　同时，应升级现有OPC创业社区运营考核逻辑，不再以入驻工位数量、园区建筑面积作为考核指标，而是改以园区创业者存活率、项目商业化转化率、年度营收规模作为核心考核标准，倒逼园区从“出租工位”转向“全周期创业陪跑”，让创业孵化器成为连接创新个体与产业生态的关键纽带[12]。
　　在市场监管层面，应严厉整治低价倾销、侵权盗版、虚假宣传等不正当内卷行为，建立OPC行业信用黑名单制度，淘汰依靠低价内卷扰乱市场的劣质项目，引导从业者深耕细分小众赛道，推动行业从低价恶性竞争转向技术竞争、价值竞争。
　　（IPP评论(微信公众号)2026年6月15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资深研究员 余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