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上）
福建省图书馆学会（福建福州 350001）
摘 要 通过对国内外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和总结，分析了图书馆学学科发展趋势，重点阐述了福建省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针对福建省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福建省 图书馆学 学科发展
0 引言
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明传承和知识利用之学科，属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研究文献的整理与利用、图书馆管理以及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的管理科学，在微观层面上，主要研究图书馆的各个组成要素及作为图书馆工作对象的文献的管理技术和业务；在宏观层面上，主要研究整个图书馆系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和图书馆与人类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
1 国外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1.1 国外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历史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只有100多年的学科历史，但人类的图书馆活动历史却十分悠久，几乎与人类文明史的起源同步。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图书馆是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安德列·帕罗特在苏美尔时期古城遗址马里的一所书吏学校遗址中发现的，距今约5300年。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产生于19世纪初，确立于19世纪80年代。1807年，近代图书馆学奠基者、德国的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首先提出“图书馆学”一词，并出版《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同时代的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于1810年出版《论公共图书馆》一书，主张图书馆应向民众开放，为读者准备藏书。
英国国家图书馆第六任馆长帕尼兹是西方图书馆学史上重要的代表性人物，1841年主持制定著名的《91条著录规则》，该规则是1908年《英美著录条例》的前身，也是目前国际著录规则标准的基础。与他同时代的爱德华兹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图书馆学家之一，他负责起草《英国公共图书馆法》，并于1850年获得议会通过，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图书馆法。1859年，他完成代表作《图书馆纪要》。这是一部有关世界图书馆史和图书馆管理指南的巨著，全书分为上、下两册，正文长达2000页，共计9篇75章，是19世纪最完整、最全面的图书馆学理论专著。
19世纪最重要的图书馆学家是美国人杜威，他一生创立了许多图书馆学领域的世界之最，对图书馆学的正式确立起到关键的作用。1876年是其奠定在图书馆学史上重要地位的一年，这一年他做了几件对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①发起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使图书馆学研究正式进入有组织、有规划的阶段。②创办世界上第一份图书馆学专业刊物——《图书馆杂志》，推动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③编出一部可以用来组织分类目录和进行分类排架的分类法——《杜威十进制分类法》（DC），它被誉为是世界现代图书分类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目前世界上现行图书分类法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分类法，被133个国家的图书馆采用。目前，美国95%的公共图书馆、25%的大学图书馆和20%的专业图书馆采用该分类法。1887年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创办世界上第一所图书馆管理学院，它标志着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正式确立，也表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已需要对其人员进行正规教育。
1923年，在卡内基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正式成立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后改名为图书馆学教育认可委员会）。1925年，该委员会颁布“美国图书馆学院标准”，制订了图书馆学院设置的最低标准和ALA认定程序，并对所有的图书馆学院进行评估。1926年，卡内基基金会颁布《图书馆学十年规划》，规定了图书馆学教育具体的资助计划。该计划的内容之一是资助成立一所具有研究性质的高水平的图书馆学院。1928年，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正式成立，在卡内基基金会100万美元的资助下，建立了博士点。不久，该学院的师生就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图书馆学研究团休，史称“芝加哥学派”。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和数据库技术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开始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实践，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也开始向上述领域渗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活动主要有20世纪60年代的机读目录研制、70-80年代的数据库研发、90年代的数字图书馆研究等。
1.2 国外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现状与趋势[1]
郭璇通过对Emerald数据库检索并进行共词分析的结果表明，2005年至2010年间国外图书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信息检索技术、数字资源、知识管理和个性化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并形成了12个研究重点。
1.2.1数字图书馆研究
国外数字图书馆研究主要围绕着新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及其影响来展开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数据挖掘技术和开放源码软件的开放及应用。前者主要研究数据挖掘技术在数字图书馆推荐服务、数据检索、数字资源整合、个性化服务模式中应用；后者主要研究开放源码软件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具体应用。
1.2.2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是信息资源共享的主要方式。国外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文献传递的成本与效率和数字文件传递的版权问题。前者主要探讨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合作、服务质量的提高和用户费用的节省方法等；后者主要探讨和分析文献传递服务过程中版权许可模式。
1.2.3信息检索技术
信息检索是国外图书馆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研究重点领域，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信息检索系统效率和信息检索两大方向。前者主要是从用户与系统交互角度出发，研究用户的检索行为，并以其为出发点，提高检索系统的检索效率；后者主要集中聚类分析、自动抽词在信息检索中的应用。
1.2.4数字信息资源
数字信息资源作为重要馆藏资源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国外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信息资源的管理和特定用户数字信息需求两大方向。前者主要集中数字图书获取、编目、许可认证、供应商的选择、资源评价、OA资源利用等，后者主要通过对用户利用数字资源的调查来分析和评价数字信息资源的质量。
1.2.5知识管理研究
国外知识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管理系统、知识管理应用、知识共享与知识集成等三大方向。知识管理系统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影响知识管理的因素以及知识管理系统的效用性和易用性。知识管理应用主要探讨知识管理应用的效果。知识共享与集成主要探讨知识共享与集成对组织效率的影响。
1.2.6个性化信息服务研究
数字环境下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是根据用户的特定信息需求基于数字技术而开展的一项快捷信息服务方式，具有针对性强的特点。国外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性化信息服务系统的构建和服务方式方面，试图通过构建个性化推荐信息服务系统来达到个性化服务的目标。
2 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2.1 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历史
中国的图书典藏活动至少有3300年的历史。据考古发现，殷墟甲骨的入藏排列都有一定次序和方法。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西周的盟府、策府、周府等均有文献收藏，但上述场所并非专为典藏图书而修建，也未设置专门管理图书的机构。我国官府藏书专用建筑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共有9处，内府建有广内、延阁和兰台，外府建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曲台、金匮、石室等。此后历代王朝都建有官府藏书处所。
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活动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但直至汉以前的私人藏书活动受文献载体和文献复制技术的限制，规模有限。西汉时期随着造纸技术的发明，文献载体发生了变化，私人藏书活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东汉时期，文献中始有私人藏书家修筑藏书处所的记载。
自汉代以后，我国逐渐形成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道观藏书等四大藏书体系，逐渐积累起丰富的图书整理经验。西汉刘歆《七略》开创了一个以六经为首、以儒家为尊的图书分类体系。至唐代确定为“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世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的主流。从隋唐开始，关于藏书聚散的情况和原因开始引起关注。隋代秘书监牛弘撰写《请开献书之路表》，成为此后历代官府藏书向民间征集图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该表还第一次总结了春秋以来藏书史上的“五厄”及发生的原因。
宋代是我国藏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以南宋的程俱、郑樵和金代孔天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有关藏书理论的研究。程俱在《麟台故事》一书中，对北宋皇家藏书的沿革、职能、人员、藏书征集、文献整理、典藏和利用等情况进行系统的总结，是我国古代藏书史中现存最早的有关皇家藏书活动的专著。南宋郑樵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家，也是我国藏书史上第一位将藏书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藏书家，他在公元1161年写成的《通志·校雠略》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图书分类、编目和采访的理论与方法。金代孔天监在《藏书记》提出建立公共藏书楼的思想，只是他的思想在此后公私藏书活动过程中基本上无人响应，这也是中西古代藏书活动的最大区别所在。
在私人藏书活动极盛的明清两代，一些私人藏书家开始总结自己的藏书经验，产生了一批论述藏书活动的研究成果。公元17世纪初，明代祁承爜在《澹生堂藏书约》中对文献的采购、校雠、分类、编目、管理和利用进行系统的论述。公元18世纪，清代周永年在《儒藏说》中提出建立义学，以义田为经费，向士绅募集图书，以义学所藏之书供人借阅，提倡私人藏书向社会开放，并且身体力行，建“借书园”，供人借阅，是我国私人藏书史上少有的主张藏书开放的藏书家。清代的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系统地总结我国古代私人藏书的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的方法和经验，是我国全面论述私人藏书技术的第一本专著。总的来说，中国古代藏书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目录学、校雠学和版本学基础上，上述藏书理论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以西方图书馆的介绍为主，其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条是西方传教士对现代图书馆观念的提倡，另一条途径是晚清一批出洋使臣对西方图书馆事业的考察。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为西方图书馆学观念的引进期，维新人士将创办公共藏书楼视为开民智的重要手段之一。清末新政前后为日本图书馆学引进期，伴随着一批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有关图书馆学的著述开始出现，且大多译自日文，如1909年孙毓修的《图书馆》、谢荫昌翻译的日本人户野周二郎的《图书馆学教育》（1910）等。20世纪10年代为欧美图书馆学思想的引进期，韦棣华开启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大门，引进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思想，并促成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以沈祖荣和胡庆生为首的留美图书馆学硕士回国后，开始大力提倡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沈胡二人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开启了我国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蓝本编制图书馆分类法的高潮，截止1949年，仿杜法或改杜法至少在90部以上。
20世纪20年代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形成期，其标志有四：其一是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正式创办，揭开了我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序幕。其二是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沈祖荣、戴志骞、洪有丰、杜定友等人参加了该社的图书教育组，这是最早的图书馆学组织之一。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进入规模化阶段。其三是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群体开始活跃在图书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们大多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获图书馆学硕士，少数人获博士学位，代表性人物有洪有丰、袁同礼、李小缘、刘国钧、杜定友等。其四是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昭悊的《图书馆学》，该书为我国第一部图书馆学专著，开中国图书馆学通论之先河。这一时期，还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等重要的图书馆学学术期刊，至1928年，为止已发表图书馆学论文1200多篇。一批图书馆学著作陆续出版，代表性成果有杨昭悊《图书馆学》（1923年）、杜定友《图书馆通论》（1925）、洪有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1926）、李小缘《图书馆学》（1927）等。
1925年至1938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在“新图书馆运动”的推动下，进入一个繁荣时期，桂质柏、蒋复璁、汪长炳、严文郁、吴光清等图书馆学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另外，一批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也成为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如查修、皮高品、周连宽、吕绍虞、张遵俭、毛坤、汪应文、钱亚新等。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论著有170多部、论文4000多篇。代表性成果有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1934）、杜定友《图书馆学概论》（1934）、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1935）、俞爽迷《图书馆学通论》（1936）、喻友信《实用图书馆学》（193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1938）等。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风格，内容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图书采访、图书流通、参考咨询、古代藏书史、目录学、图书编目等领域。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以1956年南京举行的首次图书馆学讨论会为开端，掀起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潮。学术界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图书馆事业组织原理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新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轮廓渐见分明。这一时期，大约翻译了30多种苏联图书馆学论著，凡苏联之学不仅被奉为圭臬，而且对欧美图书馆学大加挞伐。这一时期成果数量反而不及“新图书馆运动”时期，论著和译著只有百余种，论文约4000多篇。但这一时期在图书分类法、藏书建设、联合目录编制领域研究有所突破。1966年至1976年，中国进入“文革”十年，图书馆学研究陷入停滞期，全国未正式出版一部图书馆学专著，也没有一种公开发行的图书馆学刊物，图书馆学研究形成了十年空白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进入繁荣期，在图书馆学各研究领域均取得丰硕的成果。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山西省太原市成立，随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省级图书馆学会，它标志着我国中断多年的图书馆学研究进入有组织、有规划的研究阶段。在图书馆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除原有的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外，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50多所高校先后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1984年，全国第一所图书情报学院在武汉大学成立。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藏书建设、图书分类编目、目录学、图书馆史等研究领域，其中尤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主要代表性成果有《汉语主题词表》（1979）、《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二版）》（1980）、北大与武大合编《图书馆学基础》（1981）、北大与武大合编《目录学概论》（1982）、张琪玉《情报检索语言》（1983）、白国应《图书分类学》（1983）、《文献著录总则》（1983）、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1985）、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1985）、谢灼华《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1985）、密浩《图书馆学原理》（1986）、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1986）、倪波《理论图书馆学教程》（1986）、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1988）、杨威理《西方图书馆史》（1988）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以网络技术为首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产生重大影响，为图书馆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与前10年形成明显反差，突出性成果不多。在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方面，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于1990年获批图书馆学博士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形成本科、硕士和博士等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格局。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彭斐章《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1990）、《中国机读目录数据规范格式（试用本）》（1990）、《规范数据款目著录规则（草案）》（1990）、吴慰慈、刘兹恒《图书馆藏书》（1991）、沈继武、肖希明《文献资源建设》（1991）、段明莲《西文文献编目》（1991）、《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1993）、习维汉《现代文献编目教程》（1993）、《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中国机读目录格式》（1995）、《中国文献著录规则》（1996）、汪冰《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7）、吴建中《21世纪图书馆新论》（1998）、刘兹恒《信息媒体及采集》（1998）、郑巧英《图书馆自动化新论》（1998）、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理论》（1999）等。
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基于网络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成为重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图书馆史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图书馆权利、职业理念、信息公平、平等服务等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在信息组织和描述领域，数据库目录编制和元数据研究取得突破。在信息法学研究领域，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开始应用于数字信息服务领域。在公共图书馆研究领域，县级图书馆调查研究改善了基层图书馆的办馆条件。在参考咨询研究领域，数字参考咨询和联合参考咨询的研究成果得到广泛应用。在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数字信息采集、实体资源建设、虚拟资源组织、数字信息服务的研究成果也得到广泛应用。在人才培养方面，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获批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性成果有高文《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现实》（2000）、曹树金、罗春荣《信息组织的分类法与主题法》（2000）、《CALIS联机合作编目手册》（2000）、黄纯元《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2001）、俞立君《文献分类学》（2001）、陈传夫《国家信息化与知识产权》（2002）、刘嘉《元数据导论》（2002）、刘嘉《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2002）、王子舟《杜定友与中国图书馆学》（2002）、吴建中《战略思考：图书馆发展十大热门话题》（2002）、叶继元《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图书馆学卷》（2002）、于良芝《图书馆学导论》（2003）、王子舟《图书馆学基础教程》（2004）、程焕文《信息资源共享》（2004）、CALIS《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技术标准与规范》（2004）、李培、黄晓斌、江向东《数字图书馆原理及应用》（2004）、戴维民《信息组织》（2004）、初景利《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2004）等。
2.2 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现状
2.2.1我国图书馆研究组织机构与学科建设
2.2.1.1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于1979年，其前身是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1927年成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AL）发起者之一，1981年恢复在国际图联（IFLA）的合法席位。该会作为全国性的图书馆学研究组织机构，在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和规划学术研究、促进学科发展、活跃学术思想、促进成果转化、推进图书馆事业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进程、协调三大系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制订图书馆相关业务标准、规范及准则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配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发挥学术团体和行业协会的双重职能。该学会目前下设8个分支机构：专业图书馆分会、军队院校图书馆委员会、党校图书馆委员会、工会图书馆委员会、团校图书馆委员会、医院图书馆委员会、中小学图书馆委员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4个专门工作委员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编译出版委员会、交流与合作委员会和阅读推广委员会。
2.2.1.2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学科建设。1920年，韦棣华和沈祖荣在文华大学创办文华图书科，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开始。至建国前，我国已有近十所院校设立图书馆学专业。建国后，图书馆学教育有一定的发展，但截止“文革”前，我国各院校图书馆学专业除了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外，其他院校的图书馆学专业办学时间都较短，不久就停办了。
1978年以后，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纷纷成立图书馆学系。截止1990年，全国共有52所高校创办图书馆学专业。1990年以后，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进入低谷期，许多院校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教育纷纷停办，或转办信息管理专业。这种情况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有所改观。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育指导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全国有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29所高校开设图书馆学本科专业。
在学科建设方面，在教育部新公布的本科目录和研究生目录中，“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图书馆学为其中的二级学科。1981年11月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同时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限；1991年北京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93年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获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0年，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武汉大学获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获批图书馆学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003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获批图书馆学博士后流动站。
2010年第11批学位点申报工作结束后，全国现有图书馆学博士点9个，其中“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7个，分别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图书馆学博士后流动站5个。图书馆学硕士点51个，其中一级学科硕士点43个。图书情报专业硕士（MLIS）点18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个，一级学科省/市重点学科4个，二级学科省/市重点学科6个，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3个，省级名牌专业3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
2.2.2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取得长足的发展。图书馆学高端研究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为首的高校图书馆学专业，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为首的公共图书馆系统，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为首的专业图书馆系统。
从1993年和2000年开始，图书馆学研究分别开始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资助项目数和资助经费逐年提高。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1993年至2003年“图书情报与文献学”获项目资助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分别是黄长著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调查”、黄长著和周文骏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图书情报工作网络化研究”；重点项目17项；一般项目125项；青年项目5项；自筹项目10项。2004年至2012年，陈传夫、朱学芳、邱均平、靖继鹏、霍国庆、李国新和方卿等先后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共计7项；重点项目27项；一般项目365项；青年项目204项；西部项目55项。程焕文《图书馆权利研究》、任树怀《信息共享空间实现机制与策略研究》、朱庆华《网络信息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测定》和丁延峰《海源阁藏书研究》等4项结项成果，先后入选代表目前全国最高社科研究成果水平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1年，自从武汉大学焦玉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梁战平率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后，该基金会管理学部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资助的面上项目达117项。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有着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但也存在3个方面的致命不足：首先是对世界图书馆界公认的平等、自由、免费和开放的图书馆普遍价值和核心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程焕文认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首先是自由、平等、权利的问题”； [2]其次是理论脱离实践，一些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要么围绕着研究对象之类的抽象概念，反复纠缠不清，要么大量借用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方法，进行所谓的“学术创新”，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再次是放弃图书馆的社会责任，为当时热火朝天的图书馆有偿服务大唱赞歌，提供理论支撑。代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主流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就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表过“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的论文。图书馆有偿服务完全背离了现代图书馆精神，招来的是民众的抱怨和媒体的质疑，一时间媒体有关图书馆的报道几乎都是负面新闻。其次是理论脱离实践，一些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要么围绕着研究对象之类的抽象概念，反复纠缠不清，要么大量借用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方法，进行所谓的“学术创新”，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再次是放弃图书馆的社会责任，为当时热火朝天的图书馆有偿服务大唱赞歌，提供理论支撑。代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主流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就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表过“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的论文。图书馆有偿服务完全背离了现代图书馆精神，招来的是民众的抱怨和媒体的质疑，一时间媒体有关图书馆的报道几乎都是负面新闻。
这种情况到了21世纪初有所改观，一场旨在宣扬公平、均等、共享、免费等图书馆观念的“新图书馆运动”，对扭转图书馆有偿服务的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公共图书馆服务逐渐回归公益性。这同时也是近60年来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改变图书馆实践走向最为成功的范例。“新图书馆运动”的理论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公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自由、知识自由、图书馆职业道德、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社会责任、弱势群体与信息公平、基层图书馆建设、总分馆制等内容，上述研究均围绕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国际图联《图书馆与知识自由声明》等系列声明或宣言和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等内容开展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从维护基本人权和建立民主社会的高度出发，强调公共图书馆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图书馆应当为社会公众提供一种平等、免费、自由获取信息的保障机制或制度，认为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而免费服务则是自由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根本保障。图书馆精神或权利就是尊重与信仰信息公平的基本理念，致力于保障公民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信息获取自由是保障公民充分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2004年和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分别以“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权利”为分主题，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推动作用。2006年初，李国新在《人民日报》发表《图书馆制度是支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石》一文，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是主权在民，而图书馆制度是支撑现代社会民主政体有效运作的基石。
事实证明这些主张与后来党中央的相关决定和国家“十五”文化发展规划的基本精神相一致。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国家“十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则提出：“要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中国图书馆学会于2008年颁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称：“中国图书馆人经过不懈的追求与努力，逐步确立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提出“图书馆以公益性服务为基本原则，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为天职”，“图书馆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均等地享有图书馆服务”。
“新图书馆运动”代表性研究者有程焕文、范并思、李国新、于良芝、蒋永福、程亚男、王子舟、李超平、杨文祥等，一些研究课题还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资助。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在持续之中，2012年南开大学王芳“流动农民工信息获取与跨区域公共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代表性专著有程焕文《图书馆权利研究》（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1）、《图书馆权利与道德》（2007）和《图书馆精神》（2008年出版），范并思《图书馆学理论变革：观念与思潮》（2007年出版，入选《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和《图书馆资源的公平利用》（2010），王子舟《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图书馆新制度建设》（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0），李晓新《普通均等：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百年追求》（2007），蒋永福《信息自由及其限度研究》（2007）和《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10），于良芝《拓展社会的公共信息空间》（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2004），邱冠华、于良芝和许晓霞《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2008），柯平《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定位与服务研究》（国家图书馆重大科研项目，2011）。
此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其他领域的重要专著还有王子舟《图书馆学是什么》（2008）和《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的政策与模式》（2011）、蒋永福《图书馆通论》（2009）和杨文详《信息资源价值论》（2007）。
(2)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研究
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石，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的前提。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往往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来研究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得到扭转。2000年发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将图书馆学史列为重点研究领域。200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首次增设“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由程焕文教授出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该领域的研究进入了有组织的新阶段。该领域的研究也不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资助。2007年范并思提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重构的初步设想，他主张这个理论体系框架由包括图书馆史内容在内的五大部分组成。[3]
在图书馆学史研究领域，2004年恰逢中国图书馆事业诞生百年之际，图书馆学史研究同时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成果，一部是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2004），另一部是范并思《20世纪西方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基于德尔斐测评的理论史纲》（2004）。学术界对两书予以高度评价。2005年范并思主编《百年文萃：容谷余音》再次引发人们对学术史的关注和思考。2006年陈光祚发表《重视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一文，[4]对学术史思想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对学术史研究而言，文献计量分析并不完全适合，更不是唯一的手段。因为文献计量只是以数量统计为基础，而学术的发展不是以量为贵，而是以质取胜”，“引文分析对学术史的研究还有其他一些不利的因素，可能引起数据分析的失真”。在他看来，所谓的“核心作者”充其量只是“多产作者”而已，所以文献计量分析只能是“重要的辅助方法”，“它不能完全代替学术史研究”。2011年，周文骏、王红元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成果《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1949年10月-1979年12月）》出版。同年，潘燕桃、范凡分别出版了《近60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此外，近年来对图书馆学人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主要研究专著有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1997）、《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1999），王子舟《杜定友与图书馆学》（2002），王锦贵主编《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3），程焕文主编《裘开明年谱》（2008）。在学人文集编撰方面，有程焕文主编《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2003）、吴慰慈和陈蒸源主编《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2007）、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台北胡适纪念馆合编《胡适王重民先后来往书信集》（2009）、谭详金和程焕文主编《图书馆学家文库》（2009）、陈蒸源、李万健和宋安莉主编《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经典文库》（2011）等。
在图书馆史研究领域，除了出现藏书通史类著作外，近年来学术界还重视对区域藏书史、中国古代各大藏书体系、藏书断代史、中国近代重要图书馆馆史等领域的研究，同时还加强了史料汇编和近代重要图书馆学期刊的整理出版。重要成果主要有：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1999），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2000），陈蒸源《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2000），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上、中、下册）》（2001），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上、下册）》（2001），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2001），叶瑞宝《苏州藏书史》（2001），蔡焜主编《常熟藏书家藏书楼研究》（2002），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2003），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下册）（2004），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2004），杜泽逊、程远芬《山东著名藏书家》（2004），张爱芳、贾贵荣《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1-6册）》（2004），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2005），骆兆平《天一阁藏书史志》（2005），来新夏《中国图书事业史》（2006），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2006），王长英, 黄兆郸编著《福建藏书家传略》（2007），薛贞芳《徽州藏书文化》（2007），范凤书《私人藏书家风景》（2007），张树华和张久珍《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2008），尤小平《福建藏书楼》（2008），孟雪梅《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2009），肖东发主编《中国私家藏书（上、下册）》（2009），肖东发、朱赛虹、何东红编著《中国官府藏书》（2009），肖东发和赵年稳编著《中国书院藏书》（2009），肖东发、徐建华、陈林编著《中国宗教藏书》（2009），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2009），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上、中、下册）》（2009），陈心蓉《嘉兴藏书史》（2010），顾志兴《杭州藏书史》（2011），陈德弟《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2011），王绍仁《江南藏书史话》（2011）等。
在图书馆学史料整理汇编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重要成果有国家图书馆编《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20册）》（2003）、《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续编（20册）》（2005）、《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三编（22册）》（2006）、《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8册）》（2009），赵俊玲主编《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5册）》，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70册）》（2009），张爱芳和贾贵荣主编《清代民国藏书楼年谱（6册）》（2004）等。
(3)图书馆法律和著作权法研究
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图书馆法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我国图书馆立法研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学术影响力。李国新教授认为，“没有法治建设实践对研究的推动和刺激，纯粹的理论研究很难走向深入和持久”。2001年我国图书馆法立法工作启动后，该领域的研究持续升温。同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有力地推动该领域研究。特别是2008年《公共图书馆法》（草案）出台后，中国图书馆学会在2009年新年峰会上，受文化部委托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成立12个专题组，开展《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性研究，使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立法前期工作服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上述项目研究成果以“《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出版的有于良芝《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研究：全覆盖目标下的选择》（2011）、肖希明《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法律保障研究》（2011）。该领域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到目前为止对国外图书馆法进行系统深入的个案研究专著只有李国新《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2000）。
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以后，图书馆在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和数字信息传播服务过程中面临着版权人不断提起诉讼的出现。该领域的研究也因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而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一个新增长点。2005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中国图书馆学会由图书馆法律与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并提交国家版权局和国务院法制局，并使正式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若干条款中体现了图书馆界的意愿。这是中国图书馆学在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首次参与著作权利益平衡的立法活动。2012年，新一轮的《著作权法》修订正式启动，新《著作权法》草案已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前正组织力量准备积极参与此次立法活动。近年来图书馆与著作权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专著主要有陈传夫《国家信息化与知识产权：后Trips时代国际版权制度研究》（2002）、肖燕《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与数字图书馆》（2002）、江向东《版权制度下的数字信息公共传播》（2005）、肖燕《网络教育资源的传播与合理利用：中英美教育数字图书馆研究报告》（2006）、陈传夫《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与知识产权保护》（2007）和《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2008）、赵媛《数字图书馆法律问题研究》（2009）、翟建雄《美国图书馆复制权问题研究》（2010）、秦珂《图书馆著作权管理问题研究》（2010）、马海群《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2011）等。
(4)数字图书馆研究
据CNKI数据库统计显示，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始于1994年，至2000年为止发表论文不超过400篇，研究内容以介绍国外图书馆建设经验为主，数字技术方面侧重于文献数字化、数字存储、分布式数字对象管理、元数据自动生成与转化等技术的研究。2001-2004年，发表论文超过4000篇，研究内容主要以数字资源建设、共享与管理、元数据标准的制订、相关知识产权问题等。2005年以后，该领域每年的论文发表量均超过1000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相关标准的制订、异构平台资源整合和跨库检索、数字信息服务、数字信息资源管理、数字版权、Web2.0、云计算、泛在图书馆等问题研究。
该领域研究主要代表性专著有：高文《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实现》（2000），刘炜《数字图书馆引论》（2001），徐文伯《中国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开发与研究》（2002），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技术标准与规范》（2004），科技部《中国数字图书馆技术标准与规范》（2004-2007），李培、黄晓斌、江向东《数字图书馆原理及应用》，黄如花《数字图书馆原理及技术》（2005），李广建《数字时代的图书馆网络信息系统》（2006），张晓林《数字图书馆理论、方法和技术》（2007），王兰成、敖毅《数字图书馆技术：信息集成与信息检索》（2007），张付志《异构分布式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互操作技术》（2007），董慧《本体与数字图书馆》（2008），夏立新《数字图书馆导论》（2009），王启云《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评估研究》（2009），张继东《基于网格的数字图书馆应用系统框架构建》（2009），张文德《数字图书馆管理》（2009），刘炜《数字图书馆的语义描述和服务升级》（2010），孙坦《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规范和应用指南》（2010）等
(5)信息资源建设与信息资源共享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领域研究始终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重点领域之一。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泛在信息环境正在形成，对信息资源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该领域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实体与虚拟数字馆藏资源建设、馆藏发展政策、馆藏质量评价、开放存取、机构知识库、拥有与存取、数字资源整合、网络资源开发与利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集团采购和招标采购、特色数据库建设、网络资源导航库建设、文献传递等。
该领域近年来的代表性专著有：肖希明《中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研究》（2002），张怀涛《网络环境与图书馆信息资源》（2002），余海宪《藏书发展与资源共享》（2002），高波《网络时代的资源共享：中日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比较研究》（2003），程焕文《信息资源共享》（2004），代根兴《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2006），乔冬梅《E-印本文库e-print archive 建设与应用：开放存取运动典型策略研究》（2006），宛玲《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管理机制》（2006），索传军《数字馆藏评价与绩效分析》（2007），马文峰《数字资源整合：理论、方法与应用》（2007），肖希明《信息资源建设》（2008）和《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2008），程焕文《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实践》（2008），陈雪樵《数字图书馆与文化共享工程》（2008），刘兹恒《信息媒体及其采访》（2008），柯青《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基于我国学术数字信息资源公共获取战略的分析》（2008），涂湘波《文献传递理论与实务》（2009），李大玲《学术机构知识库构建模式研究》（2009），马海群《数字信息资源国家宏观规范与管理》（2010），高红《世界各国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精要》（2010），毕强《数字资源建设与管理》（2010），屈义华《基层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2011），王伟军《Web2.0信息资源管理》（2011），李武《开放存取的两种实现途径OA期刊和OA知识库》（2012），戴龙基《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研究》（2012）等。
(6)信息组织与描述
信息组织与描述是长期以来都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经历了从分类法、主题法研究到信息组织与描述研究的历程。近年来该领域成果丰硕，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信息组织理论与方法、编目思想史、各种编目规则编制、元数据、本体、语义网、主题检索语言、计算机编目、传统分类法与主题法在网络环境中的应用、网络信息资源分类与组织的技术与方法研究、书目数据库建设、编目方法与技巧、联机公共检索目录、编目外包、联机合作编目、在版编目等。
主要代表性成果有：吴建中《DC元数据》（2000），谢琴芳《CALIS联机合作编目手册》（2000），刘嘉《元数据导论》（2002），俞君立《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2002），张晓林《元数据研究与应用》（2002），张琪玉《情报检索语言实用教程》（2004），戴维民《信息组织》（2004），杨玉麟《信息描述》（2004），国家图书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2版）》（2005），孙更新《文献信息编目》（2006），段明莲《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信息资源组织》（2006），肖珑《中文元数据概论与实例》（2006），司莉《KOS在网络信息组织中的应用与发展》（2007），马张华《网络资源信息组织》（2007），戴维民《语义网信息组织技术与方法》（2008），段明莲《信息资源编目》（2008），高红《编目思想史》（2009），郑巧英《国家图书馆管理元数据规范和应用指南》（2010），曹树金《情报检索语言与信息组织探微》（2010）等。
(7)信息服务研究
通过对CNKI数据库检索发现，近30年来该领域发表了1万多篇论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图书馆学界对读者工作研究的重视，因为馆藏资源建设和信息组织的最终结果，都要充分体现在用户服务层面，否则前期基础工作的效益就无从发挥。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读者服务工作与国外相比，在服务理念和服务方法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21世纪之前，多使用“读者工作”术语，进入21世纪以后多使用“信息服务”术语。这一变化主要源于信息环境的变化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主要涉及数字参考咨询、网络信息服务、文献传递服务、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信息用户研究、学习共享空间、图书馆2.0、个性化服务等。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刘荣《图书馆信息服务与管理》（2002），初景利《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2004），张树华《数字时代图书馆信息服务》（2004），李昭醇《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初探》（2004），詹德优《信息咨询理论与方法》（2005），胡昌平《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2005），李桂华《信息服务设计与管理》（2007），图书馆2.0工作室《图书馆2.0：升级你的服务》（2008），邓发云《信息及信息服务可信度研究》（2008），张红霞《图书馆质量管理与国际标准》（2008），方意平《图书馆信息服务理论与实践》（2008），李昭醇、莫少强《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服务》（2008），李桂华《当代公共图书馆用户需求、行为与结构》（2010），孙翌编《IM（即时通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2010），王翠萍《面向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研究》（2010），孙建军《数字化学习共享空间》（2011），胡昌平《数字化信息服务》（2012）等
3 图书馆学学科发展趋势分析与预测
3.1 图书馆学科发展趋势
3.1.1研究重心向信息领域转移
图书馆学研究重心向信息领域转移，这是由其自身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推动的。近十年来，国际上图书馆学科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特征：研究范围由传统的图书馆领域扩大到信息领域，研究视野由实体图书馆扩大到虚拟空间，研究对象由图书文献转向信息内容。一系列相关学科如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学、信息管理与系统乃至数字商务汇集于信息科学下，从而使图书馆学研究发生根本的变化。图书馆学研究将以信息资源和知识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
3.1.2与情报学、档案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更为突出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融合、一体化趋势更为明显。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有着相近的研究内容，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拉近两个学科之间的距离。在网络环境下，数字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共享和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需要综合采用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档案学、信息科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协同研究，使得图书馆学在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其他学科领域提供理论方法，共同解决数字化信息资源的组织和利用问题。
3.1.3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研究将产生持续影响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成为研究热点，且在未来仍具有持续影响，如全媒体环境下的资源建设与服务等。但今后必须要在技术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人文研究，而不能将人文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相对立，也不能忽视图书馆学技术化过程中的人文问题。
3.1.4面向社会的图书馆学应用研究不断增强
任何时代，图书馆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图书馆要为社会的经济、技术、文化、科研、教育的发展服务，同样，社会也要求图书馆与社会同步发展。图书馆的任何发展只有与社会的现实发展紧密关联，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图书馆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保障大众文化娱乐的必要社会制度。图书馆与社会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向社会的应用研究也将不断加强。图书馆学科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提供了理论方法和技术，对于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将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3.1.5数字资源研究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数字资源已然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知识信息的资源建设、知识信息的组织开发，以及数字图书馆、电子文献、智能检索等课题，已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生长点，相关研究向深层次迈进：①数字资源使用研究逐渐深入；②虚拟社区与社群信息学将成为新生长点；③由信息素养教育向数字素养教育发展。
3.1.6国际化是图书馆学发展的新趋势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一方面多学科渗透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国际化也是未来趋势。近年来，我国面向国家、社会和图书馆实际需求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有所提高，研究热点和前沿与国际趋势更加趋同，国际交流合作增多，发表在SSCI源刊的论文数量逐年递增，从2000年的10篇，发展到2009年的的116篇。[5]因此，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学术机构的合作和交流，是提高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水平和推动研究成果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3.2 未来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方向预测
3.2.1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
信息技术能够推动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将是一个重点方向。具体应加强新技术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与国内外新技术应用比较研究，并研究制定我国图书馆新技术应用的战略与策略，如物联网、云计算、关联数据、信息可视化等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
3.2.2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未来全媒体环境下用户信息需求与行为研究、青少年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行为研究、由社群信息学延展开来的数字鸿沟和数字不平等研究将成为研究的重点。同时数字素养研究值得研究者关注，其重点在于探讨基于数字素养的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服务策略与模式等。
3.2.3公共图书馆法制建设和绩效评估研究
公共图书馆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日益关注，一方面图书馆法制建设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另一方面随着投入的增多，公共图书馆的绩效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的关注。由于国外图书馆评估已从绩效评估走向成效评估，因此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公共图书馆成效评估将成为重点。另外，随着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视，公共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将会受到全社会关注，因而关于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基层图书馆（室）建设等问题有可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3.2.4知识语义组织与发现研究
知识的语义组织仍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在关注领域本体构建的同时，重点将会转向应用。关联数据作为语义网的最佳实践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信息检索和知识发现依然是国外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但研究重点将会从以往重视用户需求与信息行为研究，转向信息和知识的可视化表达和展示等方面。
3.2.5阅读研究
图书馆阅读研究尚需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加强，应关注全媒体时代的用户阅读方式，尤其是数字、手机和移动阅读等方面研究。同时，还要加强对儿童、老年人和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阅读研究。
3.2.6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研究
首先，图书馆管理需要在继承和深化当前学科馆员、馆员素质培养、馆员职业生涯管理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馆员情感、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其次，图书馆战略研究有可能成为图书馆管理新的研究热点。最后，随着图书馆环境、形态、技术、服务模式的转型，图书馆服务创新研究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郭璇.基于共词分析的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研究现状分析[J].情报杂志,2011(11):37-41.
2程焕文.图书馆权利研究[J].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13.
3范并思.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转型[A].刘兹恒.构建面向图书馆职业的理论体系[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4陈光祚.重视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J].图书馆论坛,2006(6).
5傅文奇.基于SSCI的2000-2010年我国大陆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论文的计量分析[J].情报科学,2011(7):1079-1083.
注：本文为福建省科协组织的2012年度学科发展研究成果，压缩版刊于《海峡科学》2013年第1期。
课题级成员
1 江向东：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社历学院图书馆学系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2 龚永年：研究馆员，福建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
3 傅文奇：副研究馆员，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在职博士。
4 张 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馆学系2011级图书馆学硕士生。
5 孙洁玲：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馆学系2011级图书馆学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2-10-23。龚永年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