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在南方定居之后称客家。(辞海》称:“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以及南宋,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南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逐相沿袭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称:“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派,‘客家’是‘客而家焉’的意思,顾名思义,当知其非中国南部固有的民系。”罗氏《客家源流考》又称:“‘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可说是中华民族里的一支。”继而又称:“客家是中国民族里的一支,他们的先民就是因为受了边疆部族侵扰的影响,才逐渐自中原层(辗)转迁到南方的。”广东学者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中,更进一步阐发:“即客家人并不是中原移民,他既不完全是蛮,也不完全是汉,而是由古越族后裔与秦统一中国以来,来自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中原流人,互相混合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房学嘉先生对客家的界定,许多学者持以异议,笔者也不敢苟同。如何界定“客家”尚待继续探讨。
客家作为一支民系,已被众多学者认同。本文试图探讨三明境域的客家源流。
一、大批中原汉人的迁人,增加闽西北县级建置,是形成三明客家聚居地的重要原因。
三明设市之前,三明政区所辖,除大田一度属永春州、厦门道之外,唐之后,都是分别由延平府和汀州府管辖。解放后,历经多次行政区划变更,才形成如今统辖九县二区的市管格局。依个人之见,除尤溪外,宁化、清流、明溪、将乐、泰宁、建宁、沙县、永安、三元、梅列均为客家县。以前,由于人们对客家概念陌生,身居客地,却不知自己是客家人。重要的是,历代统治者对客家人肆意歧视压迫,使客家人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受到严重创伤和迫害。其次,由于客家人聚居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生活窘迫,被人瞧不起,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
将乐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分会稽郡置建安郡,析建安县之校乡始设将乐县,因水来自将溪,东越王乐野宫在是,又以是在将溪之阳,土沃民乐,故得名将乐。宋祥兴二年(1279年)17941户,40347人。
建宁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将建安郡校乡西僻地置绥安县,县治在今建宁城南约1 .5公里处。南唐中兴元年(958年)升永安场为建宁县。宋咸淳七年(1271年)25318户,128142人。
沙县 东晋义熙中设沙村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置,改名为沙县。宋人口总量为43580户,60845人。
宁化 唐初始建黄连镇,开元间升镇为县,天宝元年(742年)改黄连县为宁化。其时全县人口约5000人。
泰宁 南唐中兴元年(958年)升归化场为归化县,元佑元年改称为泰宁,时有万户,14970()人。
清流 宋元符元年(1098年)提刑王祖道行郡憩清流骤,爱其山明水秀,因谓长汀、宁化垠地旷远,艰于政务,奏请朝廷,设置清流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12579户,51068人。
永安 明景泰二年(1451年)获准,景泰三年九月置县,划沙县永岭以南二十四都上四保至三十二都和尤溪宝山以西四十都共计13个都之地置县,寓永久安定之意,命名永安。其时,8240户,29640人。
明溪 明成化六年(1470年)同知程熙以“地旷远,民梗难治”为由,奏准析清流县归上、归下里,宁化县杨柳、下觉里,将乐县兴善、中和里,沙县沙阳里合置归化县。其时,全县人口32152人。
大田 明嘉清十四年(1535年)延平府通判林元伦建议,巡按御史白责奏请割尤溪县14个都,永安1个都,漳平县1个里10个社,德化县1个团置大田县。明万历三年(1575年),总人口15167。
三元、梅列区 1940年福建省政府决定,将沙县、永安、明溪三县各划出一部分地成立三元县。
三明设市后,尽管隶属不同,仍处于闽西北结合部,历史上都是属于以闽北延平府与闽西汀州府为中心的经济区。当时,不仅商业繁盛,物产丰富,有大片可拓垦的荒地,而且,除大田外,其余县地均属武夷山脉,这种独特的地形,给客家人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聚居场所,形成了对延平与汀州的向心倾向。尽管历代行政区划几有变更,而县级设置始终存在。这些地域紧相毗邻,共同遵守着已经建立的疆界,和睦相处,缀连成片。这足以证明,三明为客家地的佐证。
二、新姓氏骤然增多,是三明成为客家聚居地的重要佐证。
唐之后,中原汉民大量迁人境内,其南迁的主要原因是战乱,由于狼烟滚滚,战火熊熊的追逼,大量汉民卷席南逃,欲寻找一个远离硝烟战火的桃花源,过着平和静谧的生活。移人时间大抵为唐、宋、元、明时期,与中原汉人大举南迁时间相吻合。从有文献可查的资料看,三明境内尚未发现古越族残留者的后裔,甚而他们的风俗遗存也很少见诸经传,三明境内的居民,几乎都是从外地迁人。他们远自甘肃、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率先迁人江苏、江西或浙江等地,几经辗转,而后迁人三明境内栖居。之后,由于政治、经济、人口播衍或其它原因,又从栖居地播迁至广东、广西、四川或参与合湾开发。
将乐 境内先民为古越族人。晋至宋代,中原汉人大量南移,迁涉人境定居繁衍。1989年全县313个姓氏,大多是从全国25个省市和福建省65个县(市)迁入。
建宁 春秋战国时期为闽越族聚居地。唐代有黄、陈、何、谢诸姓,或仕宦或随王审知人闽,自中原转徙建宁。宋代,或从邵武、福州、江西,迁来季、宁、丁等31姓。元代,从南平、邵武、江西、福清、泰宁,迁人吴、揭、孔、曾、夏、段、廖诸姓。明代,从南丰、金溪、宁都、黎川、光泽、清流、邵武,迁人张、林、涂、蔡、戴、程、罗、杨姓。
沙县 秦代始,中原汉人因避乱,流放等原因,时有迁人。东汉,三国及两晋时期中原汉族陆续南迁,原匿居于深山密林中的一些闽越族人亦陆续迁居到平原河谷地带,并逐渐被中原汉族同化。唐开元之后,由于防驻、任职、避乱等原因,中原汉人迁人沙县的有陈、胡、曹、邓、罗、张诸姓。元朝迁人的中原人大都回避战乱而来。
宁化 中原汉人自东汉起已有人境定居。唐末至宋室南渡的第二次客家大迁徙中,更加大量拥人,致使原有的土著民族或移居外地,或与汉族同化。全县144个姓氏,有谱赚可查的82个姓氏,其迁人情况,东汉管姓,晋有邓、钟、邱姓,南北朝巫姓,隋朝罗姓,唐朝有赖、李、陈、郑、雷、伍、欧阳、刘、杨、伊、温、唐、施、邹、管、甘、黎、滕、港、蔡等姓。
泰宁 各姓祖先多数来自中原,全县247个姓氏中,唐代流人的有廖、杨、叶、邓、卢、邹、梁;宋代迁人江、马、黄、萧、何、宋、游、龚、吴、吕、陈、张、丁、严、童、邱、冯、林、黎、范、戴、朱、温、;元代有罗、张、蔡、施、熊诸姓。
清流 隋唐始,北方各地移民陆续迁人,与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客家人聚居地。全县304个姓氏中,流人较早,分居较广,人口繁衍较多的有24姓。一部分远祖来自甘肃、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一部分先祖是从中原迁人江西、浙江、江苏等地,几经辗转之后,再迁清流。
永安 唐宋时期,南方逐渐开发,来自黄淮流域及浙江、江西等地的人迁人境内居住。永安居民大都是唐、宋以后从外地流人的外来姓。全市318个姓氏中,在城镇多以杂姓聚居,乡村以同姓宗族聚居为主。
明溪 自隋唐始,北方各地移民陆续迁人,与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客家人聚居地。唐时迁入杨、熊、张、黄、邹、陈、邓姓;宋有罗、李、叶、谢、余、赖、冯、吕、丁、梁、姜、湛、萧、巫姓;明代有王、揭、周、严诸姓。
大田 唐宋以后,大田居民主要来自中原地域,县内族谱记载,多为河南省固始县,人闽后,再分支迁大田,亦有少数从省外迁人。
三、语言相通,是三明形成客家的先决条件。
客家方言是我国纷繁复杂的语言长河中一个独立语系。三明境域通行的客家方言很复杂,内部差异很大,如清流全县的方言分成城关、长校、灵地、林舍、沙芜五大片。即使几乎流行于全县一种方言的宁化,其安远乡讲的是赣南方言。沙县、永安同属一种方言,乡镇之间差异也很大。建宁方言与江西赣南客家话相近。只有大田由于是几个县的混合部,多为闽南话所混同。而置县之前,这些地域的先民,已为当地方言所同化,显出其语言的独特性。总之,三明境域流行的客家话,和客家方言的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只有一些小差异。如普通话的名词构成辅助成份有子、儿之分,而三明方言只有子,如儿子、老子、刀子等。与其他地区的客家话相一致,实际是同出一辙。内部差异是正常的,正如客家话的整体区域有闽西、赣南、粤东客家话之分,而基本属性都是相一致。从三明语言的整体性而言,无疑属于客家语系。
四、丰富的风情民俗,展示着三明客家文化绚丽的风姿。
中原汉人大举南迁,同时带来中原古朴的民风,留下中原历史发展的轨迹,但历经不断辗转,又融汇了一些当地风俗,演绎出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三明各地民居建筑大多保留中原士大夫庭院与山区环境相结合的独特风格,以正厅为主体、两厢横屋为基本格局。有的庭院有门楼、池塘、晒坪,厅前用天井采光,如清流廖武的府堂以及宁化延祥等地的民居。而后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住房的厅、井也愈来愈小。大都以土木结构的平房为主。厅中央设置神完,供奉祖宗。厅两侧房间为住室。横屋多用作厨房、禾仓,放农具杂物。兄弟分房时,原则上平均分配,但长子不出厨房门,无论有几多兄弟,厨房必为长子所拥有。
婚丧喜庆习俗大体保留了中原古风,凡婚姻都秉承着传宗接代的传统。男婚女嫁需明媒正娶,一般是嫁娶婚。当女方无男必须继宗祀或女家为富户需男的料理家务和耕作,也可招赘,但人赘后多被歧视。婚姻方式依照六礼,议婚、订婚、送日子、去轿、接亲、拜堂等,与客家地区无异,只是一些细节各地稍有差别。
丧葬习俗异样繁琐,有着寿衣、送终、报丧、摆孝堂、落枕、人棺、安葬等,还要做七、拣金、满月、周年,直到三年之后,丧事才算办理完毕。客死他乡的,还要招魂回家。这些习俗与客家地区同出一辙。
岁时习俗,有些是中原、黄淮地区直接的承袭,如春节的人年界、蒸岁饭、守岁、开门、拜年以及诸多禁忌。又如清明扫墓,从春分开始,清明达到高潮,先扫众祖墓,后扫家墓,立夏扫义家。秋祭始自八月,仅是一般祭祀,都是历千年而不竭的习俗,至今依然。
饮食习俗,日常三餐以大米饭食为主,加以杂粮。歉收之时,以杂粮为主。家常便菜以酸菜、豆酱、豆腐乳为主,配以时令青菜、芋头等。大米除煮饭、粥之外,也做粉干、米课。宴请宾客分粗席、细席。粗席多用米面菜肴,喝水酒。细席有山珍海味、喝老酒。
民间信仰,妇女多崇拜观音,奉祀后土、城陛。龙被视为各家各户的保护神。几乎每个村都有崇拜树神、石头神。祟拜风水是民间寻求兴旺发达的依托,如建房修坟很受客家人关注,都需延请风水先生。尤其每个村落都种植风水树,以维护一方之风水,而且制定严格的保护风水树的村规。
客家人有共同的特性,在历史擅变过程,由于各自封闭、隔绝外界,彼此缺乏交流,又由于备受各地环境影响,却也形成显著的特点:
一、嫉恶如仇,敢子抗争。客家人在新的栖居地,用辛勤之手创建家园,却备受苛政重压,便燃起了心里的愤恨之火,在闽西大地爆发了一场场的革命风暴,冲击历代封建王朝。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宁化盐商晏头陀聚众起义,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席卷福建、江西十余县,斗争持续三年之久,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宁化曹坊人曹柳顺与曹福山聚众起义,队伍达万余之众,攻衙门、袭官署,攻克连城、长汀、清流、石城等县。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沙县邓茂七率众起义,震撼八闽大地,攻城掠地,声势浩大,斗争不息。还有各地小股的农民起义,都是高举反抗大旗,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这些全是由当地客家人组成的主力军,重创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大伤了他们的元气,写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土地革命时期,三明客家人满怀豪情投人“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大批优秀儿女跟随红军北上抗日,有的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军事将领,如张廷发将军。
解放战争时期,三明人民继承革命光荣传统,对国民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南下解放军,为解放闽西北作出卓越贡献。
二、艰苦创业,勤奋开拓。三明先祖在艰辛的创业过程,面对荒山野岭,毒蛇猛兽,不畏艰难险阻,单路蓝缕,在陌生之地创建家园,而且带来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当地土著居民相融合,逐渐开辟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束了原始的刀耕火种。隋末,巫罗俊迁人黄连炯之后“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居奇获赢,因以观占时变,益鸿众辟土,朝廷令其‘剪荒以自效’。”巫氏拓垦的荒地近40加余平方公里。正是如此非凡的创举,成为客家人创业的典范。由于客家先民的拓垦,宁化经济得以发展,其他各地也是如此。到了清代,三明各地大多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仅明溪每年外销粮食约5万石,泰宁每年有2500一4(X刃吨上溪尖优质米供应福州。客家人有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他们看准了市场,除种植必需的粮食之外,还腾出一部份土地种经济作物,如沙县种植晒烟,建宁种植莲子以及因地制宜地发展土纸、笋千、香菇等特产,促进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甚而还充分利用当地原材料发展手工业,如清流剪刀、宁化陶瓷。这些创举,无疑对促进三明客地经济、文化建设有着重要作用,是客家人安身立命之根本。
三、三明女子以独树一帜的风姿,和男人一样,挑起生活、家庭的重担,充分展示客家女子的秉质。
三明女子勤劳俭朴,承担着大量的农业劳动和家庭义务,“五十以下妇女,劳动力不殊男子。”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在《汀州杂忆》中称:此地的妇女确实是勤劳的,肩挑背负,早起迟眠,包揽家务事。这种妇女真可算得中华民族的“脊梁”。她们和男人一样上山下地,挑担砍柴种菜栽果,建树独特的功勋,许多妇女因为男子长期在外谋生,承担了一切家庭生活事务。她们能插秧、耕田、作梗,以惊人的毅力承受生活的重担。
她们大都不缠足,这是由于客家人在动荡的迁徙生活中,妇女有先天的大脚才能和男人一样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才能开创家园。《清稗史类钞》称:“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键,而运动自如,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客家女子素不守闺房,即使有钱人家的女子也出得厅堂,人得厨房。”
她们亦不束胸,很为人赞赏,世界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徙经过》文中称:“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扎胸……解放了胸部和脚。客家妇女虽然不是迷人的,但由于她们的勤俭、勤劳、洁净的生活和生动的辩才而受到称赞。她们用自己奶喂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象男人一般地战斗。”
她们爱唱山歌,无论上山下地,或闲坐在家都随时“哼着山歌”,“山歌唔唱唔开心,唱支山歌开妹心。山歌唱得山水笑,唱支山歌暖妹心。”客家人大都住在偏僻山村,终岁不闻丝竹之声,由于婚姻不能自主,社会活动受限制,只有用山歌来表达自己的欢欣、痛苦和优愁,直至今天,许多妇女也仍然跟着老姐妹唱山歌,以反映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感受以及男女恋情。
千多年来,在历史擅变中,大举南迁中原汉人在三明肇基立一业,建树家园,在生命和经济繁衍的进程,虽也满怀有家归不得的落寞情怀,对先祖故地深切怀念,但他们已认定铸成的现实已无可追悔。三明客家历史的发展,以翔实准确的资料足以证明,除尤溪之外,毫无疑义的均为客家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