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史研究是客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人在这方面付出过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存在的不足和遗憾也十分突出:且不说至今未出版一部那怕是极其粗糙的客家通史方面的专著，就是既有成果也多限于姓氏源流的考察，而且在考察中还往往将客家裹于汉族内部。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客家的来龙去脉是有帮助的，但不足以认识客家的整个“过去”及其民系(族群)特征，而且不少还流露出明显的沙文主义意识。所以如此，其原因除了客家学的缘起在很大程度是针对当时民间甚至学界误以为客家是“杂种”或“蛮族”，而使其成果一开始就带着某种偏向与目的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往研究的方法手段过于片面和单纯，其中最突出是太限于一般史学的理论指导，特别在论据方面太限于粤省客家的族谱。因此，要比较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客家独特的历史表现、社会贡献和文明成果及其原因，不能不讲求一些客观有效的方法手段。我们认为，从事这一工作起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从中国社会史及华侨、华人史角度，对客家的汉族属性、源流演变及其在中外历史舞台有关重要历史表现进行全面审视，以求揭示客家的历史全貌

众所周知，客家是汉族的一支重要民系。这一性质决定了客家先民的南迁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乃至其他一切的社会历史活动，都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相应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客家与汉族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化上则更为密切和明显，因为文化的传承与延续犹如生物遗传过程中的基因传递，尽管它从“母体”向“子体”的“遗传”过程中难免发生种种“变异”，但其基本原素却不发生质的改变。所以，由中原汉族文化传递并影响的客家民系的所有历史表现，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一种形态体现，是汉民族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而不断成长与壮大的一种显示和内容;另外，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而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至早也只在晋唐以来才有自己的历史。所以，客家人的历史活动与表现，绝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每个相应朝代的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的左右。因此，研究客家历史之时，不能随意将其与中国历史社会割裂开来，否则便无法揭示客家民系的各种历史形态及其根源，也无益于说明客家史的本质特征。就以客家先民的南迁运动来说，他们每次迁离自己辛勤营造的家园而往陌生异地逃流，绝非无缘无故的，而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就是所处朝代面临末日之际，由于政治的腐败而引起的社会动荡或生活资料的无助所逼迫。又如明清两代客家地区经济与文教高度发展与繁荣，这除了如同以往不少客家史研究者所谓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所致，还在于一方面明清两朝在一定时期实行了较为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客家都处于易于排灌耕作的山地，这便使得当地的农业得以顺利和迅速的发展。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必然导致经济的发达与社区的安定，由此才保证了人口的增加与读书求仕风气的浓厚。如果统治者政治腐败，必然苛捐杂税、兵匪四起，这样只能出现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哪里还会增加人口?就象南宋特别是元代一样，由于统治腐败，尽管客家民系可能之前就已形成，但结果只是人口减少、耕地荒芜和经济衰退。因此，探讨客家历史不能就客家论客家，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当作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种形态来看待。

另外，客家是当今世界上分布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所谓“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迁往海外至迟在宋元之时，明代起已陆续成批外迁，至今散居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至少有一千万左右，占海外华侨、华人的三分之一。他们从迁离祖国起，便在侨居地艰苦创业，不少还扎根于异国他乡，为侨居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产生过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对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增强中国人民与侨居国或地区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客家华侨、华人最为集中，并且影响也日益增强，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因此，对于客家史的研究还不能限于中国国内，应结合华侨、华人史研究，把客家史看作华侨、华人史的一个分支或组成部分加以解剖、分析，这样才能把客家历史阐述得全面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