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客家源流

客家人是“移民”。

“移民”这个字眼在一般人听来不免有微妙的轻蔑之感。它实在具有一种像贵重金属发出的铮铮之声，就像“英雄”和“开拓者”这样的辞藻。

    “移民”，是那些胆大妄为的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满现状的人、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心无所惧的人、一贫如洗的人、有胆有识的人、挺而走险的人，他们必然要寻求新的故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以求得继续生存。在中国历史上，“移民”又被贬称为“年饥或避兵他徙者”的“流民”①。

    客家人是北方汉人南迁“移民”中的一支，在漫长的岁月里，革路蓝缕、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从而形成一个有着数千万子民的民系。然此大民系，论其形成，今人喜见其大，但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明了当中错综复杂的艰辛苦难的历程?为此，我们后人只有“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一)客家之“源”

    客家人的“源”，他们在北方的大本营，是在河洛。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河。从广义上来讲，就是黄河中游、洛水流域这一广阔的区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带。具体说，即是黄河由河曲(风岭渡)向东经三门中流砒柱之险，过孟津直下至荣阳、郑州，这一大段大河之南，洛水、伊水及篙山周围，包括颖水上游登封等地，也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天中”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古时称之为河南地，又称为河洛地。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见父(司马谈)于河洛之间”。从狭义来讲，河洛，指的就是洛阳。晋左思在《三都赋》中说:“蜻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李善注云:“蜻，东西蜻也，函，函谷关也。贾生过秦日以蜻函为宫里居也，言周、汉皆以河洛为都邑。”

    “河洛”位人类发祥地之一。

    中国从上古直到西晋末年，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汉文化的核心地带是渭、黄东西向文化链，而河洛是这一核心地带中的实际核心。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是河洛也是全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河洛及中原其他地方的人士为了避难，进行了大规模、长距离的跋涉，进人南方。经安史之乱，大唐帝国从此衰微，河洛等中原地区经过浩劫，残破不堪;加上藩镇割据，政局动荡，于是居民离散，第二次大量南迁。“靖康之难”宋室渡江，酿成第三次人口大迁移。

    “根在河洛”这一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问题，激发着海内外客家人千百年来寻根问祖的思乡之情和爱国之心，而且永志不忘。这，在他们的族谱家乘中有着确凿的记载。

赖际熙先生等纂《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卓氏条云:“晋五胡之乱，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粤有卓伟者，为建安刺史，后因家焉。”

同上钟氏条云:“其族皆中州，东晋末，有钟简者，世居颖州元熙二年，避寇南迁。”

《嘉属刘氏族谱》所载刘氏源流云:“先主次子永公，初封鲁王，继封甘陵王，魏咸熙元年，东迁洛阳，遂家焉。自五乱胡华，永嘉沦覆，晋柞播迁，衣冠南徙，永公之裔，迹迁居于江南。”

《蕉岭赖氏族谱》云:“赖氏居颖川，已更数代，西晋永兴间，列室官浙东，从东海王越，讨成都王颖，卒于军，一子元公，公二子:长厚，次庄，迁松阳家焉。”《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吴氏条云:“世居渤海，散处中州，其后有随王潮人闽，而人于粤之潮嘉等处。”

刘士骥《梅州丘氏创兆堂记》所述镇平(今蕉岭)丘氏源流云:“先世由中州迁闽。”

《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陈氏条云:“故陈氏郡望称颖川。宋末中原士族，纷纷南随帝室播迁，有陈魁者率其族众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宁化上杭。”

《蕉岭汤氏族谱》云:“追黄巢乱后，汤氏从中原南迁。”

《道光五华蓝氏谱》云:“我蓝氏，系出汝南。”

《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郑氏条云:“世居中州。南宋孝宗时，有郑清者，以太师贬官福建上杭梅溪司巡检，遂家上杭。”

《防城陈族之源流》云:“考我陈氏，望出河南，郡名颖川。”始兴《顿冈张氏族谱》云:“初，壮武公，尝卜居河东蒲坂县，二子贵，又置第于洛阳，故河东有司空村，洛阳有散骑里。后五世徙洛阳，居散骑里，而传子守礼，仕隋为涂山承，生君政，唐时为韶州别驾，卒于官，子孙因家于曲江。君政生子宵，胃生宏愈，迁于青化。宏愈生承相中书令九龄公，及其弟九拿，九章、九宾。”

蕉岭《程官部黄氏家谱》云:“侃公，由江夏而迁光州之祖也。仅方数世，锡祖字

天与，因寇乱，由光州固始人闽，卜居邵武之和平。”

梅县《松口钟氏谱钞》云:“响公封为江阳太守，时因军乱大变，自颖州逃难，在江西

零都县竹子坝阱秋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