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家源流研究的重新审视

黎章春

史界关于客家源流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或持中原汉民南迁说，或持以古越族遗民为主体融合少数南迁中原汉民说。其实，目前借以研究的史料和考古文物以及现存的文化、民风大同小异，为何出现了如此相径庭的研究结论呢?笔者认为，这里涉及一个研究方法和视角问题。那么，何种方法较为辩证呢?本文试从如下两方面对客家源流研究加以重新审视。

    一、置客家源流问题于客家形成的地域之中，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客家源流的主源赣南、闽西、粤东是客家的基本住地，也可以说是客家形成的主要地域，掌握这一地域居民的历史变迁，自然成为探讨客家源流的前提。

北方汉人南迁之前，南方就有土著居民，这些居民自春秋后期开始被史籍统称为越人。毫无疑问，客家形成的地域最初应是越人的活动地域。然而，秦汉以前，这里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决定其居民人数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存在一个庞大的土著氏族群体。为什么这样说呢?赣南、闽西、粤东同属中国南方典型的山区，山地、丘陵面积占各区总面积的绝大多数，都是各所在省开发最迟的地区。建国初期，上述三地仍有不少人迹罕至的原始地带，而2(X刃多年前的荒野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另外，如今所能查到有关那时古越人活动地域的记载，几乎都是地势较为平坦、开阔的江河沿岸地区，如江西的鄙阳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州和福建的东部沿海地区。古越人谋生于条件较差的山区自然是少数。

秦汉以后，隋唐以前，该地域的土著居民有多少呢?史籍虽无明确记载，但该地域这一时期的行政建置可反映出大致情况。秦时，赣南为秦朝下的五路大军之一驻地而设南荃县。西汉时增设赣、于都两县，隶属于豫章郡。唐时发展为一州七县，即虔州管辖赣、虔化、南康、于都、信丰、大庚、安远七县。闽西设治迟于赣南，西晋始设县治，唐时正式置汀州，领长汀、宁化两县。粤东(梅州)在东晋时设立兴宁县，到唐时尚未设立独立的州一级建制。我们知道，我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人口最基本的劳动力，也是官府征收赋税、摇役的主要依据，行政建置自然是以人口及经济文化为前提。由此可见，客家形成的地域原先人口基数是很少的，其数量是随着北方汉政权统治的加深而增加，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势力不断向南扩张，从而与这里的山区逐渐被开发的历史发展同步并相吻合。

唐朝建立以后，汉族中央政权进一步加紧了对赣、闽、粤交界山区的控制。于是，汉族势力与土著居民的冲突频繁而激烈起来。史书对该地域居民的活动情况的记载开始增加。这些记载尽管没有汉人和被称为理、山越、蛮撩、摇、山同蛮等这些古越人后裔土著的具体数字，但可看到不同时期官府统计的总体编户数的增减:赣南的虔州在唐贞观时有8994户①，开元时增至32837户②，宋代元丰年间有133929户(宋赣南分虔州、南安军，分别有98130户和35799户)，③崇宁元年有310153户(其中虔州为272432户，南安军为37721户);④闽西的汀州在唐开元年间有4680户，⑤宋代元丰年间有81454户，⑥庆元年间有218570户;⑦粤东的梅州在宋代太平兴国年间有1577户，⑧元丰年间有12372户。⑨上述封建社会官府统计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我们通过这些数字的变化，可能说明如下问题:一是客家形成的地域在唐宋以前不管是土著还是外来移民，其居民数量很少;二是唐宋以后该地域人口数量猛增，是接受大量外来移民的结果。以赣南为例，从宋元丰初年(1078年)的98130户到祟宁元年(1102年)的短短的二十四年中净增174302户，这种现象，决非本地户口的自然增殖所能致，无疑是该地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

唐宋以后，客家形成地域接受大量外来移民是何许人?这需要联系当时的全国形势来认识。唐后期以来，中原战乱不已，江南相对安定，所以中国的经济重心加速向南移动，人口的分布也因之呈南方比重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唐末的黄巢大起义，对于以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和中原地区打击最为沉重，一度形成了“大道俱成棘子林”、“百万人家无一户”⑩的惨景。江南战祸较少，成为北方汉人逃亡的首选之地。唐亡以后，中原五代更替，局势动荡不安，特别是随着宋王朝的南渡，中原和前期迁到江淮地域的汉人进一步大规模南移。因此，唐宋以后，远离战乱中心的赣南、闽西、粤东山区居民猛增与上述社会背景是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