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家源流的再认识

许怀林

客家研究正在广泛展开，客家社区田野调查已得到重视，讨论不断深入，研究者的认识时有修正，相应加深，不断向客家实际—研究对象靠拢。目前争论中的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是“南迁说”与“土著说”之争，即客家究竟是南迁的中原人，抑或是闽粤赣边界山区的土著人。笔者曾参与南迁说的讨论现在再检讨自己的研究，发现仍有不妥之处，需要再予修正。

一、闽粤赣边区的土著居民是形成客家民系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

原有研究中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充分注意土著居民，忽视了土著在客家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大家公认闽粤赣交界山区是客家人的摇篮和根据地，为什么这里能够成为摇篮和根据地?为什么中原人南迁没有定居于此就不会成为客家?仅仅注意此地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生活条件诸方面，显然是不够的。在大江以南，在云贵川滇等广裹的区域内，相同的乃至更为偏远闭塞的生存空间多得很，和外界相对隔绝的“桃花源”，到处都有，为什么别处都不曾成为诞育客家人的摇篮?

闽粤赣边界之外的南迁的中原人，过聚族而居生活的客族群体，有很多、很多，但他们并不是客家。江西抚州地区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家族是一个典型例证。流坑董氏是唐末“值李氏乱，避居临川之扩源”。“临川”指郡名，实为所辖的宜黄县。流坑开基祖名董合，他的子孙后嗣始终坚守这块基地，至今一千余年。流坑村中依旧保持着明清以来董氏家族的生活风貌。流坑位于赣中的零山西部山区，森林繁密，交通闭塞，董氏在此避乱安居，垦种土地，发家致富;大办书院，教育子弟，到了北宋中期成为“科甲联芳”的世家。流坑董氏有多种和客家相同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却没有演变成客家，在今天的流坑八百余户、四千余口董氏后代中，找不出一个客家人。与流坑董氏情况相似的家族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江西东北部的德兴、乐平地区，有张氏、洪氏、汪氏、董氏等;所有这些地方的迁人者，都没有成为客家人。这是为什么?

答案只能到闽粤赣边界本身去寻找。这里是古越族人、舍族人的风水宝地。如果说这里的水土同样宜人，而这里的避远封闭性又不比别处更厉害的话，那么这里的原有居民便是最值得研究的对象了。迁居这里的中原人要适应南方山区的水土条件，不能不人乡随俗，与土著居民交流共处，岁月长久之后，变客为土，他们的后代，便成了别具特色的“客家民系”。说客家人是迁来的中原人与古越人和舍族居民融合以后而形成的，更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事实说明，客家是历史的产物。在唐宋以前没有客家，在中原地区没有客家，只是当唐末动乱以后，逐步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流民，不断与原住民(主要是舍族群众)相互交流融合之后，他们的后代才慢慢形成为“客家”。在演变出“客家”的历程中，闽粤赣交界山区是不可少的自然地理条件，而土著的古越族、舍族群众是决定性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存在，就不会衍生出客家。

二、不断进入闽粤赣边区的南迁者，数量巨大，不容忽视

需要讨论的第二点是说“客家先民并不是中原移民”也欠全面。如果排除了中原移民，我们所研究的“客家”对象本身也就成了问题。

有两点是公认的:一、历史上闽粤赣边界山区是舍族居住区，然而始终是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很小。唐宋时代有关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事项的记述，绝少涉及舍族等少数民族的，宋代这里以贩运私盐著称，甚至与官府武装对抗，宋朝廷也不以少数民族的问题论处。直到南宋末期的1262年，刘克庄写《漳州谕舍记》，才说了一些他们的生活情况。

从南宋后期开始，闽粤赣边界山区的舍民反抗斗争不断爆发，这一方面由于官贵富室对他们的欺压剥削加剧，另方面广东、江西附近州县的汉族农民破产逃亡至此，垦山度日，与舍民朝夕相处，休戚与共，彼此支援。遂能人多势众，引起官府的重视。

公认的第二点是有大批汉族人陆续迁人闽粤赣边界山区。其中既有避战乱的中原人，也有原已居住江南，而后逐步南下至此的南方人。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毋须罗列。要强调的一点是，唐末至北宋这里的人口剧增，而宋元之际锐减。综计闽粤赣边界9州，唐宋间由3万余户净增113万余户，达30倍;宋元之际减少79万余户，剩37万余户。只及北宋户数的30 .5%。这意味着此地是一个巨大的生存空间，具有大量接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前后两阶段中不断补充进来的人口，自然是四方迁人的汉族人，既加速了这块山区的开发，也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平，土客融合而化成的“客家”，便是汉民族的支系，在大同之中只有一些小异。因此，“客家先民”应包括南迁者与土著两部分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