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客家民系形成的条件

世间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都是很复杂的，其中有很多是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外因可以提供一定的条件，内因才能起决定性作用。汉民族南方各民系的形成也一样，有诸多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汉民族的大规模南迁为汉民族南方各民系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民族人口构成要素以及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而各民系形成地域的环境和人文形态诸方面状况则是各民系形成的必要的特色要素。换句话说，对于某一南方汉族民系的形成来说，汉人南迁是外因，而某一地域的环境和人文形态诸方面状况则是内因。这是因为，某一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到达新的地域定居以后，并非一定产生新的民系。例如，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玄宗奔蜀，平民百姓也南下人川，高适说:“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长安)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高肆，与蜀人杂居”①。可见当时人川与蜀人杂居者为数众多。虽然玄宗回长安时，随从及百姓返回关中者不少，但仍有像杜甫之子宗文、宗武一样留在蜀地者，此后人川者也还络绎不绝。至大中元年(847年)，剑南西川有户口百万，兵十五万，较天宝户口约增加70%，但是，四川却一直没有形成汉民族的特殊支系。

汉民族吴民系的形成的原因除了北方汉人多次大规模南迁到达长江下游沿岸定居，使汉民族人口数量在该地区达到一定规模这个重要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的特定环境和人文形态因素使然。同样，汉民族湘民系、赣民系的形成也是由于汉人南迁、湘赣地区的特定环境和人文形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汉民族最年轻、最有特色的民系，客家民系的形成自然也离不开前述各民系形成的各种因素，但只要深人分析各种因素，我们却能发现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汉人情况不同。吴民系、粤民系、闽民系、湘民系和赣民系聚居区的汉族先民大多都是从中原地区直接迁人，即使有些人曾在迁徙途中滞留，但滞留地也是早已汉化的江淮佩荆楚间。这些地区尤其是吴、湘、赣民系聚居区距中原不远，自然条件与北方中原差别不大，而且，在北方移民到达之前，这些地区已高度封建化，北方移民到达后大都相对集中地聚居在政府开辟的侨州、郡、县，而且同时期迁人移民的数量较大，有的地区甚至超过当地原住民。因此，北方移民很快便能适应环境，直接将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传播到新居地，带动新居地人民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提高文化水准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出现了“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那样的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互相学习的良性互动局面。于是，以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为主导，同时又保留相当部分地方特色的诸如吴文化、湘文化、赣文化之类的新型文化得以形成，颇具特色的汉民族新的支系也便应运而生。

客家民系聚居区汉族先民的迁人情况与上述各民系的汉族先民的迁人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被罗香林先生称为“客家先民”的南迁汉人，大多不是在短时间内从北方中原千里跋涉直接进人，而是在较长时期经历多次“蛙跳式”辗转南迁才到达目的地的。在第一次汉人南迁高潮“永嘉南迁”时，尽管也有人到达闽中等南方地区，但却几乎没有人进人今客家民系聚居地闽粤汀江、梅江流域地区。在唐安史之乱后的第二次汉人南迁高潮中，虽然有大量南迁汉人溯赣江南进到达赣南地区，但进人闽西和粤东的仍极少。古老而封闭的闽西真正被撩开神秘的面纱，张开笑脸迎接北方汉人的到来是在北宋至南宋末时期。此前少量进人者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为官或驻军人员。因为自从汉武帝征服闽越国、南海国以后，中央政权对闽粤赣等地的统治已不再实行赐封当地土著为王的办法，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员进行治理，而且一般是先驻军后设治。最早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设立的赣县就是刘邦派大将灌婴略定江南后设立的。闽西在南海国灭后也未见封王的记录，因此，历朝派遣人闽西为官或驻守者自然不在少数。尽管其中大多数人对中原故土念念不忘，无意落籍闽西，一有机会便要北归，但留滞闽西者也决非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