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客家经济与社会事业

第一节 经济基础与发展

古代闽西的经济，其模式是十分原始、封闭、落后的，当地土著舍民，从事“刀耕火种”、“随山迁徙”的种植和采集、狩猎生产。自晋代至唐宋以降，随着中原汉族的逐渐南迁，客家民系的形成，他们将黄河、江淮一带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汀江流域，开始了定居农业的新模式，在闽西着手开发创业。北宋及南宋前期，官府也采取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劝农桑，禁椎牛”，“严溺女令，设举子仓”，开垦荒地不征赋税，在一系列保护农事和鼓励生育的措施下，促使闽西人口繁衍，增加了劳力，农业生产上新水平。

同时，闽西手工业也逐渐兴起。矿冶业于唐代中叶先在汀江流域出现。唐大历四年(769年)，上杭场就是“以理铁税”。待宋淳化五年(994年)，上杭场升为县后，才溪的“钟寮场坑冶兴盛，商贾辐凑”。客家区域的“冶炉煽铁”颇为普遍。据《八闽通志》载:“上杭县产金、铁，长汀产银、铜、铁，宁化产银、铁。”由于当时产银铁较多，明代汀州铁课达49896.5公斤。到元丰年间，汀州矿场发展到23个，坑冶之盛，在全省8个州(军)中仅次于南剑州而居第二位。当时开采的品种主耍有金、银、铜、铁、铅5 种，所炼成的黄金、白银成为贡品。冶矿业基本上是官营的，但民间采冶也很兴盛。矿冶业的发展，增加了封建官府的收人，宋代汀州每年上贡银7945两，代输建昌军、江西抚州银1010两，诸县解桩银6935两，总计达16000两左右。

客家山区所产土特产，可供作手工业原料的颇多，从而为发展香菇、制茶、染料(蓝靛)、榨油、生漆、麻织等手工业创造了条件。进人明、清时期，造纸、印刷、条丝烟更成为闽西客家经济的支柱。

由于农业、矿冶业、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商品交换现象日增，这就为商业的萌芽和趋于繁荣奠定了基础。官府先在汀江流域设“市”，进而乡村也有了集市。当时的商业中心在汀州城，官衙还设有商税厅，专门对坐商和行商收税。客家人称为“墟”的农村集市，开展定期的商品交换，其时汀州所辖6县中，长汀有墟场7处，宁化5处，清流6处，连城、武平各2处，上杭1处。这些墟市，构成了城乡的初级市场。

汀江是闽西客家经济的大动脉。它以水利灌溉及航运之便，促进工农商各业的发展，对闽西区域经济的发达，发挥着重要作用，被誉称为“客家母亲河”。在古代陆路交通艰难的情势下，水路航运占居主要地位。由于汀江航道的险阻，其航程是分段逐步开通的。最初只从潮州溯韩江驳运至今属永定的峰市，再驳运至上杭回龙。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开辟了长汀至回龙航道。到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凿通回龙滩后，汀江航运便告全线贯通，成为连结赣(南)闽(西)粤(东)的交通枢纽，担负着3省毗邻的客家地域客、货运输任务。它把上游的粮豆、土纸、生猪、布匹、香菇等运往潮汕，把食盐和日用品运人闽、赣。

随着汀江航运的发展，汀江流域的码头、商店和经营转口贸易的过了再行，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航运日趋繁忙，时有“上河三千，下河八百”之说。清初定上杭的过河税为3000两，延至雍正，可收近万两，足见航运和商业的繁荣。

闽西客家区域经济在进人近现代后，在历史大潮的推动下，从模式、结构到规模，虽然都有一些进步和发展，但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仍然是比较封闭和贫困、落后的。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波及闽西，致使时局动荡，经济衰微。1929~1935年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当时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扭转初期一些限制和伤害工商的“左”的做法后，红色政权实行了扶助工农，鼓励生产的政策，农业、手工业、商贸都有一定发展，经济呈现一片新兴景象。中共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长汀县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手工业、商业、航运尤其发达，商贾云集，市井繁荣，被誉称为“红色小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