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第七章 土地革命时期闽粤赣湘苏区客家妇女的生活 创建日期：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主要责任者：谢重光
主题和关键词：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来源：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
摘要：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第273-277页
第七章
土地革命时期闽粤赣湘苏区客家妇女的生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后，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进而在反抗国民政府围剿过程中发展壮大了根据地，使赣南根据地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割据政权，史称中央苏区，辖区主要包括赣南、闽西北、闽西南的客家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兴盛时把江西的瑞金、会昌、寻邹、安远、信丰、零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平和等县县城都包括在内①。另外，粤东、闽南、赣中和湘东南的部分地区也曾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地区百分之八九十是纯客家地区，还有百分之一二十是非纯客家住区，或者说是客家边缘地区。这些地区可称之为以中央苏区为核心的闽粤赣湘苏区。中央苏区的革命政策和革命运动与客家人的生存状态及文化传统相结合，使闽粤赣湘苏区的客家妇女生活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一、妇女的生存状态与苏区政府的有关政策
赣南、闽西、粤东和湘东南都是大山区，环境闭塞，交通不便，长期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比较落后。封建政治权力，包括封建意识形态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是相对薄弱的，但客家的文化传统却得到很完整的传承和延续。对于客家妇女来说，这种文化传统的主要内容是畸形发展的重男轻女习俗，妇女繁重而全方位的劳动负担，童养媳、等郎妹等不幸的婚姻形式和婚姻生活，强盛宗族势力对于个体生命欲求的全面压制，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发自生命本能的强烈反抗精神。
这样的生存状态，自宋元以来延续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多少改善，反而具有不断强化的趋势。我们从一些过来人的回忆，不难获得相当生动而深刻的感知。让我们看看几位出生在中央苏区及其周边客家地区女革命家的童年经历吧:
邓六金，一位从闽西上杭县走出来的老红军、老革命。“邓六金甚至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1912年9月的一天，一位闽西上杭县的妇女把自己刚刚生出十多天的女儿送人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个时代，上面已经有五个女孩子，而这多余的‘六金’不送人，会有什么好运在等待着她呢!
邓六金被送到邻村的一个贫苦人家做童养媳。穷人的日子一样难，仅仅六岁的孩子，每天跟在跋脚的养父后面，背着箱子，走街串巷给人剃头。她的养父、养母一起，累死累活地在租种地主的一亩多地上下工夫，但每年都是交了地主的租子就剩不下几粒米了。一年的生计，只能靠借债为生，小六金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负担。”①
钟月林，宋任穷的夫人，出生于江西零都县的一位客家妹子。她的家乡桥头乡，是赣南一个偏僻的小乡镇，大多数人家都很穷困，一年到头面朝黄土汗浇苗，可吃的仍然是照得见月亮的清汤饭。钟月林本来是一个童养媳，娘家是桥头乡火草坑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因家境贫寒，在她八岁时，父母便将她许给同乡老屋场一户姓赖的人家做童养媳。她原先连个名字都没有，是参加红军时部队里的同志帮她取的名②。
李桂英，这是一位历尽坎坷的老红军。她是江西寻邹县人。“辛亥革命那一年，她诞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李桂英不满四岁，刚刚会说话时，父亲就死了。父亲死后，一家人生活无着，母亲就把她卖给了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李桂英当时七岁，而她的丈夫已经二十岁了。那是一个妇女命运任人摆布、随人践踏的黑暗年代，非人的童养媳生活，在李桂英心里深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磨练了她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性格。”③
危秀英是一位来自红都瑞金的红军战士，“于一九一O年九月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懂事的第一天起，饥、寒、贫、苦四个字，就刻人了她幼小的心灵。因受地主的压迫、剥削，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危秀英六岁那年的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流着眼泪对她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地主逼债逼得我没有法子，只得将你卖给兴国的一个人家做童养媳。明天一早就有人来接你。’……危秀英在那个家里受尽了欺凌。她九岁时，就要砍柴、劈柴、挑水、做饭，几乎什么事都要做。挨打受骂是常事，稍不顺意就要罚‘饿饭”’①。
康克清，朱德夫人，据她自己回忆:“我是江西万安人，从小住在赣江边上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记得每天天刚蒙蒙亮，奶奶就挥着个破成两半、下边劈成权的竹筒，把鸡呀、猪呀往屋外面轰!一听到竹筒敲地上哗哗响的声音，我就赶忙跳下床，牵着家里唯一的老水牛上山去。那时，我不过五六岁，个子还没水牛高哩!
“除了放牛，我还捎带着拾柴，拣蘑菇，常常提着篮子，腰里的围兜都装得满满的。‘该吃饭了!’奶奶朝山上喊两声，我这才牵着牛汗水淋淋地回家来。拣回的柴禾堆在门奋晃里，过不多久，就攒成一个大堆，奶奶高兴了，也夸我几句。
“其实，这并不是生我的家。我的亲生父母，一年到头都在赣江里打鱼，或给人家放木排，吃了上顿愁下顿，我的五个姐妹从小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我也一样，出生四十天就给送到这边来了。本来也是当童养媳的，来后不久，这家的男孩死了，我又作了‘望郎媳’。用我们那儿的话说，就是要‘陪’第二个男孩。结果那家却添了个妹子，不久她也死了，我便成了她家的养女，养父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桂秀。
“我的养父佃了人家几亩田耕种，他认得几个字，年轻时候喜好搞个茶灯，茶灯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民间戏曲。也许是他们演的内容触犯了官府吧，父亲曾经被抓去坐牢，家里只好把佃的田转佃出去。母亲到财主家帮工，好容易凑了一笔钱，才把父亲赎出来。从这以后，日子更难对付，为了躲债，爹妈十冬腊月不敢在家里呆。父亲还是丢不开他的茶灯，常年在外流浪。母亲成了全家的一根大梁，里里外外都仗她来操持。
“我十三岁上，烧饭、春米、推磨、车水、下田，什么都干，全家人的鞋子也由我一手来做，真顶一个大人呢!……”①
李贞是解放军1955年授军衔时唯一的一位女将军，她是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小板桥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她姐妹六个，最小的妹妹刚生下两天，含辛茹苦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她六岁那年，迫于生活，家里将她送给了人家当童养媳。……童养媳的生活是悲惨的，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小小年纪就要承担担水、砍柴、做饭、洗衣……诸多繁重劳动，干的是牛马活，吃的却是残汤剩饭，稍不如意要挨打挨骂。最使她不能忍受的是，嫂嫂家的男孩比她大一岁，长得又大又壮，可是出门还要她背着。这种屈辱的生活，使李贞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于是她便约着附近的几个童养媳，一同逃跑出去，脱离这个牢笼②。
李坚贞，是一位童养媳出身的客家苦妹子，由参加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到参加中央苏区的革命工作，再经过红军长征，最后成长为一名功勋显赫的女革命家，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的高位。她本是广东丰顺县小胜村人，一九O六年农历十二月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刚出世八个月，便以八串铜钱的身价，卖到朱耀凡家作童养媳。由于家贫，她九岁就开始爬山越岭，砍柴割草，十三岁学农活，十五岁时经常挑着柴草到墟镇上去卖，换来油、盐③。
以上这几位女红军，都是客家妹子，都有当过童养媳的共同的苦难经历，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出，客家地区苦，而当童养媳的客家妹子尤其苦上加苦。像她们这样泡在苦水中的童养媳，在当时的客家地区是十分普遍的，其数何止千千万万。
土地革命时期闽粤赣湘苏区客家妇女的生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后，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进而在反抗国民政府围剿过程中发展壮大了根据地，使赣南根据地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割据政权，史称中央苏区，辖区主要包括赣南、闽西北、闽西南的客家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兴盛时把江西的瑞金、会昌、寻邹、安远、信丰、零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平和等县县城都包括在内①。另外，粤东、闽南、赣中和湘东南的部分地区也曾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地区百分之八九十是纯客家地区，还有百分之一二十是非纯客家住区，或者说是客家边缘地区。这些地区可称之为以中央苏区为核心的闽粤赣湘苏区。中央苏区的革命政策和革命运动与客家人的生存状态及文化传统相结合，使闽粤赣湘苏区的客家妇女生活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一、妇女的生存状态与苏区政府的有关政策
赣南、闽西、粤东和湘东南都是大山区，环境闭塞，交通不便，长期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比较落后。封建政治权力，包括封建意识形态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是相对薄弱的，但客家的文化传统却得到很完整的传承和延续。对于客家妇女来说，这种文化传统的主要内容是畸形发展的重男轻女习俗，妇女繁重而全方位的劳动负担，童养媳、等郎妹等不幸的婚姻形式和婚姻生活，强盛宗族势力对于个体生命欲求的全面压制，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发自生命本能的强烈反抗精神。
这样的生存状态，自宋元以来延续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多少改善，反而具有不断强化的趋势。我们从一些过来人的回忆，不难获得相当生动而深刻的感知。让我们看看几位出生在中央苏区及其周边客家地区女革命家的童年经历吧:
邓六金，一位从闽西上杭县走出来的老红军、老革命。“邓六金甚至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1912年9月的一天，一位闽西上杭县的妇女把自己刚刚生出十多天的女儿送人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个时代，上面已经有五个女孩子，而这多余的‘六金’不送人，会有什么好运在等待着她呢!
邓六金被送到邻村的一个贫苦人家做童养媳。穷人的日子一样难，仅仅六岁的孩子，每天跟在跋脚的养父后面，背着箱子，走街串巷给人剃头。她的养父、养母一起，累死累活地在租种地主的一亩多地上下工夫，但每年都是交了地主的租子就剩不下几粒米了。一年的生计，只能靠借债为生，小六金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负担。”①
钟月林，宋任穷的夫人，出生于江西零都县的一位客家妹子。她的家乡桥头乡，是赣南一个偏僻的小乡镇，大多数人家都很穷困，一年到头面朝黄土汗浇苗，可吃的仍然是照得见月亮的清汤饭。钟月林本来是一个童养媳，娘家是桥头乡火草坑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因家境贫寒，在她八岁时，父母便将她许给同乡老屋场一户姓赖的人家做童养媳。她原先连个名字都没有，是参加红军时部队里的同志帮她取的名②。
李桂英，这是一位历尽坎坷的老红军。她是江西寻邹县人。“辛亥革命那一年，她诞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李桂英不满四岁，刚刚会说话时，父亲就死了。父亲死后，一家人生活无着，母亲就把她卖给了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李桂英当时七岁，而她的丈夫已经二十岁了。那是一个妇女命运任人摆布、随人践踏的黑暗年代，非人的童养媳生活，在李桂英心里深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磨练了她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性格。”③
危秀英是一位来自红都瑞金的红军战士，“于一九一O年九月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懂事的第一天起，饥、寒、贫、苦四个字，就刻人了她幼小的心灵。因受地主的压迫、剥削，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危秀英六岁那年的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流着眼泪对她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地主逼债逼得我没有法子，只得将你卖给兴国的一个人家做童养媳。明天一早就有人来接你。’……危秀英在那个家里受尽了欺凌。她九岁时，就要砍柴、劈柴、挑水、做饭，几乎什么事都要做。挨打受骂是常事，稍不顺意就要罚‘饿饭”’①。
康克清，朱德夫人，据她自己回忆:“我是江西万安人，从小住在赣江边上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记得每天天刚蒙蒙亮，奶奶就挥着个破成两半、下边劈成权的竹筒，把鸡呀、猪呀往屋外面轰!一听到竹筒敲地上哗哗响的声音，我就赶忙跳下床，牵着家里唯一的老水牛上山去。那时，我不过五六岁，个子还没水牛高哩!
“除了放牛，我还捎带着拾柴，拣蘑菇，常常提着篮子，腰里的围兜都装得满满的。‘该吃饭了!’奶奶朝山上喊两声，我这才牵着牛汗水淋淋地回家来。拣回的柴禾堆在门奋晃里，过不多久，就攒成一个大堆，奶奶高兴了，也夸我几句。
“其实，这并不是生我的家。我的亲生父母，一年到头都在赣江里打鱼，或给人家放木排，吃了上顿愁下顿，我的五个姐妹从小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我也一样，出生四十天就给送到这边来了。本来也是当童养媳的，来后不久，这家的男孩死了，我又作了‘望郎媳’。用我们那儿的话说，就是要‘陪’第二个男孩。结果那家却添了个妹子，不久她也死了，我便成了她家的养女，养父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桂秀。
“我的养父佃了人家几亩田耕种，他认得几个字，年轻时候喜好搞个茶灯，茶灯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民间戏曲。也许是他们演的内容触犯了官府吧，父亲曾经被抓去坐牢，家里只好把佃的田转佃出去。母亲到财主家帮工，好容易凑了一笔钱，才把父亲赎出来。从这以后，日子更难对付，为了躲债，爹妈十冬腊月不敢在家里呆。父亲还是丢不开他的茶灯，常年在外流浪。母亲成了全家的一根大梁，里里外外都仗她来操持。
“我十三岁上，烧饭、春米、推磨、车水、下田，什么都干，全家人的鞋子也由我一手来做，真顶一个大人呢!……”①
李贞是解放军1955年授军衔时唯一的一位女将军，她是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小板桥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她姐妹六个，最小的妹妹刚生下两天，含辛茹苦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她六岁那年，迫于生活，家里将她送给了人家当童养媳。……童养媳的生活是悲惨的，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小小年纪就要承担担水、砍柴、做饭、洗衣……诸多繁重劳动，干的是牛马活，吃的却是残汤剩饭，稍不如意要挨打挨骂。最使她不能忍受的是，嫂嫂家的男孩比她大一岁，长得又大又壮，可是出门还要她背着。这种屈辱的生活，使李贞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于是她便约着附近的几个童养媳，一同逃跑出去，脱离这个牢笼②。
李坚贞，是一位童养媳出身的客家苦妹子，由参加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到参加中央苏区的革命工作，再经过红军长征，最后成长为一名功勋显赫的女革命家，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的高位。她本是广东丰顺县小胜村人，一九O六年农历十二月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刚出世八个月，便以八串铜钱的身价，卖到朱耀凡家作童养媳。由于家贫，她九岁就开始爬山越岭，砍柴割草，十三岁学农活，十五岁时经常挑着柴草到墟镇上去卖，换来油、盐③。
以上这几位女红军，都是客家妹子，都有当过童养媳的共同的苦难经历，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出，客家地区苦，而当童养媳的客家妹子尤其苦上加苦。像她们这样泡在苦水中的童养媳，在当时的客家地区是十分普遍的，其数何止千千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