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之间

—以福建省宁化县巫姓为例

彭兆荣

引言

    客家学研究发展至今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把客家这个“人群共同体”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安德森，1991)来对待。它的逻辑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那些迁徙栖居于世界各地的客家群，因生存策略上的需要，—当然也是文化认同上的需要—而进行的“寻根”运动所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和语言的实体，被看作‘新客’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被贴上客家‘族群’的标签。”(康斯特伯，1994)一般而言，一个人群共同体在经过漫长的迁徙，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产生“虚拟共同祖先”(李泳集，1997)的要求，以期获得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获得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力。现在的问题在于，以客家群为主体的寻根觅祖运动所表现出的“客家族群”的文化丛，即文化特质集合体中的“同质”一面可能被夸大，不注意客家共同体的产生过程和内部层面差异，淡化了其中的“离异”一面。事实上，任何文化认同同时也是厘清“同质”与“异质”的过程。具体到客家学研究，客家共同体的内部差异有多大?“客家”的文化认同程度有多高?氏族与宗族上的“祖先”出现多大程度上的混乱?不同客家群、不同姓氏有什么认同差异等等都需要我们进行理论上的辨析。本文以福建省宁化县巫姓个案为例，阐释在“客家”认同上的一些特殊情况，试图说明在文化认同过程中的异质因素及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