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客家村落的宗教信仰特征

以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

刘大可

    关于客家村落宗教信仰的研究，以往人们偏重于现象的描述与个案的讨论，而对它进行总体分析却较为少见。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福建省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对传统客家村落的宗教信仰特征进行总结与归纳。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功利性与贿赂性

    武北村落一般百姓的神明信仰没有高深的理论做指导，也并未将神明完全看作彼岸世界之物，更没有将神明信仰看作道德复归、灵魂得救的媒介。如1949年以前的武北寺庙几乎没有得道的高僧，受过戒的和尚就很难得了。民国时期武北桃溪村东林寺的主持才仁和尚远近闻名，周边村落的“打大蘸”(放焰口)等盛大法事都要请他去主持才能镇住神鬼作怪，但他也仅仅是一个受过戒的和尚，远称不上是一个高僧。被称为武北“四大名寺”的亭头村太平寺、湘坑村保林寺、昭信村田心寺、龙坑村福田寺的主持也与他相差无几，而次一级的寺庙则大多由鲜寡孤独的老人守护，没有僧人主持。至于道士，小澜村陈屋的“老李师傅”算是武北范围内的著名道士，但他也只属于被讥为“道士偷吃和尚饭”的普安教道士，谈不上什么理论修养。神职人员的宗教素养是如此，更逞论一般百姓?

武北村落百姓崇拜神明的目的具有较强的功利性，表现在信仰态度上是有用则近，无用则疏;、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见神明就烧香，遇有寺庙就朝拜。他们拜神，大多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如祛病、去灾、除祟、攘邪、求子、求财、求功名利禄等等。一个神明或一座寺庙香火的兴旺与否，直接与该神明近期的“灵验”程度相关。一般百姓烧香拜佛，许愿还愿，基本上幻想以贿赂求神帮助，即用较小的代价(如供品、鞭炮、香烛等)换得较大的利益(如平安、得子、高升等)。例如，他们遇有大的灾难与危险，或希望发大财、高升等，往往会在神明面前许“大花”—猪、羊，并且在神明面前祷告时极尽阿谈奉承之能事。但如果遇到的是小麻烦或祈求的是一个较小的愿望，那么许诺的就可能只是“小花”—鸡、鸭、鱼或香油、鞭炮等一般的供品，许诺的“礼物”轻重与愿望的大小成正比。显然，在武北村落居民的内心深处，芸芸众神大多是势利贪小之辈，不但贪供品、喜奉承，而且避贱趋贵， “佑”人唯亲。

二、多神性

一个外国人曾说:“人们不能想象一个西方人同时既是基督徒，又是穆斯林，又是犹太教徒，然而人们常说，每个中国人都头戴儒冠(在国事典礼上)，身着道袍(在有人得病道士光临时)，足蹬僧履(举行丧礼时)。”(l)这一论述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民间的多神崇拜特性。具体到武北村落，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在武北村落长达7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迄今尚未发现哪一个村落不具有多神崇拜特性。最常见到的宗教景观是，同一个村落中既有定光寺、观音堂，也有妈祖庙、仙师宫、三官堂，还有文庙、武庙，以及名目繁多的公王、社公、伯公等等。而寺庙里的所有塑像被一概以“菩萨”称之，“十方三宝”、太上老君、孔圣人是菩萨，定光古佛、天上圣母、伏虎禅师也是菩萨，观世音当然更是菩萨，关圣帝君、吉祥哥哥也都是菩萨。儒、道、释、巫可以亲如一家，甚至同居一寺观中和平共处、各司其职;即使刘邦??项羽这样的对头也可以合祀一完，共享人间香火。

这种多神崇拜特点还明显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种仪式方面。在武北村落的丧葬仪式中，既有请道士主持的，也有请和尚主持的，有些甚至还是“道士偷吃和尚饭”—即以道士的身份举行佛教的法事。而在每年的神明祭祀活动中，孝经馆的活动大多由士绅主持;打酪活动既可以请和尚，也可以请道士;大规模的打蘸—“放焰口”则通常是和尚、道士同场竞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放焰口时还经常伴随着上刀山情节。按上刀山是华南民间道教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放焰口则与佛教的密宗密不可分。由此可见，武北村落的宗教信仰中，民间和经院的道教、佛教是相互交织的。此外，在名称不一的打酞活动中，不但酿会的主题有儒、道、释、巫等多种形式，而且道士或和尚在每一次蘸会过程中所呼请的神明也是丰富多采的，全然不管它是儒的，还是道的，抑或是佛的、巫的。武北村落的这种笼而统之的全神崇拜，显然与他们信仰目的的功利性密切相关，有用则信，暂时无用也不得罪，因为所谓神佛的灵验是相对的、可移的，说不定哪天就用得着，“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神明自然也多一分帮助。此外，武北村落的这种多神崇拜意识还基于当地人对宗教理论的漠视，无论是道教的虚空无为理论，还是佛教的“我心即佛”，对于他们来说都无疑是空洞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