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容家人的族群恋象和文化建构

—一个过程论的观点

周建新

前言:问题的提出

安德鲁.斯特拉森(AndrewStrathem)和帕梅拉.斯图瓦德(Pamelastew叭)这两位当今最多产、最活跃的人类学家，在新近撰写的题为《人类学之路》的一文中明确提出:

当代人类学必须有能力思考这三种分析因素:过程、历史、结构。某一方面的因素可能比另外的因素更重要，例如我们研究巫术和闲话时就突出了过程论方法。但是，过程和历史建构都是结构性的，并且通过地方哲学观念所体现的具体世界观来表达的。

所有对过程、历史、结构的强调，都呈现了一条从人类学的过去延伸出来的线索，那就是对意义和意义解释的关怀。没有意义关怀，过程研究将变得肤浅……在这里，过程、历史、结构的道路相互沟通，又与意义、想像、能动性(或称为选择力和创造力，它们使过程逐渐变成历史和结构)的道路交汇在一起。不论在小范围上还是在被称为“全球化”的场景中，人类学作为一门敏捷而积极的学科，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贴近观察具体事物，运用整体论方法加以阐释，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研究指南，也是一种把过去、现在、将来放在一起加以审视的人类学眼光。①

笔者摘录上述引文，无意论述或证明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理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是欣赏他们在文中所秉持的“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理念，以及对于过程论与过程分析理论在族群和文化研究中的特别强调和重视。本文将拾斯氏夫妇之牙慧，从过程论和过程分析的角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族群、认同、历史记忆、离散、文化自觉等概念，试图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勾勒描画客家人的族群意象及其族群身份的文化建构过程。

一、大众视界中概化的客家意象与重构

“意象”，本为心理学的概念，意指一种认知过程并累积在头脑中所形成的心理图像。所谓族群意象，就是关于特定族群成员属性的共同信念，通常是指人格特质和行为方面的属性。客家是我国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族群，在多数人脑海中客家人的意象就是背井离乡、辗转迁徙的南迁移民，“中国的犹太人”。客家人勤劳节俭、热情好客。有的人把客家妇女视为客家人的代表和象征一，就是身穿大蓝布衫、口唱山歌的聪明贤淑的客家妹。还有人说客家就是那枚小小邮票上圆圆土楼的形象，将那方寸之间的环形建筑视为客家族群的特殊标记。而在台湾，客家更多的是那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硬颈形象”、“蓝衫客”。

外国学者和传教士笔下的客家文化景观之描绘，可以说是较早也是颇富代表性的客家族群意象。他们对客家人称赞有加，给予了很高评价甚至过分的夸奖、溢美之辞，尤其是对于客家妇女、客家教育、客家斗争精神大肆宣扬，诸如:“中国最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俄国人史禄国语)、“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民族犹如牛乳中之乳酪”(英国人哀德尔语)、“客家是中国最优秀民族，客家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日本人山口县造语)。诸如此类的夸大化的溢美之辞，日后常为客家研究者引用，成为他们头脑中客家文化独树一帜的思想源泉。清末民初，丘逢甲、黄遵宪、徐旭曾、古直、温仲和、温廷敬、钟用和等客籍名流推出“中原士族”、“衣冠南迁”、“客土相对”、“寄居为客”等论说，便是客家人对自身群体的早期论述。客家研究者似乎一直扮演着客家意象塑造者的重要角色。20世纪30年代之后，罗香林以“民系”一词正式成功地建构起客家族群。他在《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两书中，对于客家历史形成的论述成为客家族群意象和身份特征的权威范式。罗香林建构起来的客家人历史上经过五次南迁、根在中原、衣冠士族、形成发展于粤闽赣三省等观点，不仅为客家人自我所认同而且亦为他群所接受，客家人的族群意象从此得以树立和清晰。客家人的上述族群意象和文化景观，透过官方的采用、学者的论述、舆论的灌输而日渐为人们所熟悉和确定，成为权威论述和既定范式，进人世人心目和头脑，广为传散和流布，为世人所接受和公认。

无疑，这样客家意象既是典型的、形象的，但由于这种客家意象和文化景观是在特定时空脉络场中所建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烙印和色彩，甚至另有企图、别有用心，①尤其跳不出中原正统论、族群中心论的案臼，并且其表述具有片断性和非学理性的缺陷。一般而言，一个族群意象的描述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渊源，二是文化特质，三是族群性格和精神心理。要么在客家源流纠缠不清，或是主张与汉族无异的中原士族说，或是彰显在地化、土著化的客家土著说;要么沉缅于沽沽自喜式的自我述说，时常将勤劳节俭、刻苦耐劳、开拓进取、爱国爱乡、崇正尚义、崇文重教等“他者”书写的溢美之辞转为自述并奉为佳桌;要么停留在静态的文化特质上的描述上，将山歌、采茶戏、土楼、围龙屋、擂茶等文化符码尽力展现。因此人们并不满足于上述既定框架的客家意象，诸如“何谓客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家在何处”，一直都是客家人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追问。有关客家文化的特质与客家精神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分析视野被引人客家研究和族群意象的建构，诸如族群、认同、历史记忆、想像、离散等概念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时髦语汇和分析利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客家研究的复兴和升温，对于客家族群的起源和身份特征有了新的认识和深化。“中原汉族说”虽然依然是主流，但其一统天下、不可撼动的地位日渐受到挑战，除了陈支平、谢重光等人的“融合说”之外，最有力的就是房学嘉为代表的“南方土著说”。房氏认为，客家族群的主体是当地的百越土著与少量北方移民混合而成。此外，李泳集、房学嘉、黄玉英等人对客家妇女的研究，企图从妇女与性别的角度来探讨客家族群特征。①与大陆学者侧重于考证和梳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比，海外学者更强调从族群的认同、互动以及民族主义的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客家是一个建构起来的族群，是安德森所谓的“想像共同体”。华裔学者梁肇庭(Sow一Theng玩。ng)受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和人类学家的族群研究理论的启发，考察了有关客家和操客家方言的“棚民”认同的来龙去脉，开始了对本土话语的批评论证。在他看来，客家认同的内容随历史条件和语境的不同而变。①美国人类学家康斯坦布(constable)编辑的论文集(客家人》里的文章加强了这一论证。这些作者通过对客家认同的系统化和语境化，揭示作为客家人在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形象是极为不同的。②她还通过对香港新界的崇谦堂客家社区的较详细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生活在崇敬谦堂社区的客家族群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政经脉络而不同，而导致高度凝聚的客家认同的最重要因素则是崇谦堂的基督教特性，及其伴随着的基督教会体制。③台湾人类学家庄英章先生认为，要展现客家文化的特殊性，不能仍停留在族群中心论的视野，必须从族群互动的角度，尤其是贯时性的历史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探讨客家文化在不同区域发展的族群关系与历史文化过程。其次，客家族群是透过哪种文化逻辑来选取其所认可的特色，而成为一种文化认同并在实际的生活上发挥功能。最后，透过文化实践的论述，探讨客家族群在特殊的历史脉络中被建构成一个想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过程。④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主持策划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大型课题，是近年来客家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它以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为主，重点了解以粤闽赣客家大本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