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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与中国革命 创建日期:    字体显示:  

主要责任者:编委会

主题和关键词:客家;中国;革命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来源: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

摘要: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第410-414页


    客家的迁徒流转化与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
                   舒  龙
    客家先民在迁徙的过程中,寻找并最终选择了赣、闽、粤这块较 为理想的生存空间,并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形成自己的民系。然而, 这里的地理环境生产容易复苏,却不利于大范围的经济交往和广泛 的社会联系。加之这一地区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低水平的自给自 足和原地循环的简单再生产之局限与经济暨人口发展需求的矛盾, 以及外来经济的诱力,许多客家人为谋求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或在原 客家聚居区不断向山顶开垦,或经营新的小盆地,或举家迁徙远走他 乡,不断地从其客家祖地流转、播迁海内外,继而过台澎、迁粤西、去 湘川琼贵,甚至出门过蕃、跨洲越洋,分布于广东中部、广西、四川、湖 南、海南、台湾、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由此看来,汉民族的人生哲理宝 库中“树挪死,人挪活”一说,经典中亦有“穷则变,变则通”之古训, 将“迁”与个人、家庭、宗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反复权衡轻重得失 之后才作出抉择。而这种迁徙、流动的客家文化,又被世人称之为 “东方的吉甫赛”。
    二
    数百年来,客家这种迁徙、流动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毛红军的运动战术中得以传承和张扬。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了一个正 确的结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先后举行了1927年8月l日朱 德等领导“南昌起义”,9月9日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从 当时全国范围看,革命尚处低潮,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左”倾盲动 主义错误,导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受挫、失败。身为“秋收起 义”领导者的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 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准备发动“长沙暴动”的计划 已无法实现。于是,他冒着将会被加上“逃跑”和“机会主义”的罪 名,以极大的勇气,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 进军方面转向农村,毛泽东毅然带领农民起义军“走”上了井冈山 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 地,大力开展游击战,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为了回避敌人的“三省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走”下 井冈山,向广大的客家区域赣南闽西进军,创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尤其是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在毛泽东、朱德指挥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尤其是中央苏区 的巩固与发展,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 命的成功之路。
    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与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在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3次反“围剿”战争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其中千 里回师、诱敌深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至今为人们叹为观止
    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东固附近的小布镇召开军民 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亲手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 侧: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 进退,诱敌深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德正是运用这幅对联中提出的策略,对付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活捉了敌师长张辉攒。
    第一次大“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不久,他派军政 部长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 剿”。为了达到“3个月内消灭共军”的目的,调集了2O万人的大军, 比上一次增加了一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只有3万多人。在 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然采用 “诱敌深人”的打法,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连续取得白沙、中村、广昌、 建宁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在第二次“围剿”失利不久,1931年6月,蒋介石便带着来自美 国、日本、德国的一批军事顾问,气急败坏地驾临南昌,开始部署新的 “围剿”。这一次,蒋介石亲自出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 线总司令,并调来5个嫡系师担当主力,比第二次“围剿”又增加了 10万人,大有踏平苏区之势。以30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围剿”3万 装备很差的红军,蒋介石认为必能马到成功。可是,毛泽东、朱德为 了避开敌军主力,毅然决定向南实行千里迁回,先到根据地南部的瑞 金,再折向西北,插人敌军后背,把敌人引到根据地来消灭。
    3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仅将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和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演绎到极致,使其更加张扬和凸现!
    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在朱毛红军实施二万五千里长征战略转移之“四渡赤水”中,得到了更为精彩的凸现与张扬!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 的部署,调集4O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3500余人围歼于乌江西北 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 决定,部队从1935年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界处的赤 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 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进人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28日,鉴 于各路国民党军队正朝土城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由毛泽东 提议召集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会议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 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人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其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 署在长江南岸之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 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 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人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2月8日,毛泽 东东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并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 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 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 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 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把握求得胜利 “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20日前后,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姿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 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 俘敌约3000人 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接着 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 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这时,由于红 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迁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 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 四面防堵;为了进 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至17日 中午分别以茅台附近三个渡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向西进人川南古蔺 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 里隐蔽集结。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 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20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 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 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 军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 赤水”中央红军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巧妙地摆脱了几十万国民 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四渡赤水”,作为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以及传 承客家迁徙、流动文化暨张扬运动作战方针之经典,则永远地载人了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
    此外,红七军由广西突围后绕道千里转战江西赣南暨中央红军 在实施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中(尤其是遵义会议后)灵活地 变换作战方向,迁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牵着敌军的鼻子 走,最终突出重围;朱德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开辟抗日的 敌后战场;毛泽东率部转战陕北,以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其他 战场的压力,有力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华东战场我军的南征北战, 最终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进攻中决定性的胜利 北战场我军避敌锋芒,诱敌深人、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在运动战中 消灭敌人;林彪挥师四野挺进东北、决战辽沈、会战平津、进军中南、 解放海南等等,无一不是客家迁徙、流动文化的张扬与凸现!
    从攻打城市到进军农村,从湘赣边界转移井冈山,从井冈山进军 赣南、闽西,从中央苏区瑞金转战陕北延安 从延安挺进豫、鄂、粤敌 后,从东北挥师海南,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内线作战到外线作战 朱毛红军在那漫长的艰难革命战争岁月里,正因审时度势,反复 权衡轻重得失作出抉择而不断地适时大进大退、迁徙远征、转战南 寻找更为理想的落脚点,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赤色红色 政权,并在远征、迁徙的过程中善于选择战机、发动群众、团结一致、 共同对敌,才得以生存、发展、壮大。
    客家子弟兵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驮在马背上,历尽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