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文献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限 创建日期：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主要责任者：吴福文
主题和关键词：客家；民系；形成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来源：客家探论
摘要：客家探论第15-19页
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限
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这是客家问题研究领域极为重要而又始终没有得以充分论述的问题。被誉为“客家研究的泰斗”的罗香林先生对此的认识也模糊而不确定。①虽然当今海外有些学人比较明确地提出客家民系形成于五代至宋初，这一观点是否准确或恰切，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论证它的方法都基本同于甚至参照罗先生对同一问题的论述，即多囿于历史学理论的范畴，这就觉得有些难以服人了。我们认为:对于客家民系的缘起、形成以及发展壮大等一类问题的探讨，除了必须运用历史学理论知识外，更不能脱离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民系与民族的概念内涵有极大的相类性，它们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主要是祖源的独立与从属，如果按下祖源问题不谈，那么，我们则不难发现:客家民系“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共同经济生活”与其所属汉族特别是南方各汉族民系有较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外，其他与别的汉族民系特别是别的民族相比，都有诸多鲜明的相对独立性。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就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唐末至北宋这一历史时期。
一、唐末至北宋迁徙的客家先民规模具备了形成客家民系的势力
客家先民究竟何时开始从中原南迁?这也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这不在此文论述之列。笔者据近百种客家族谱的查考中发现，中原人氏南迁真正与客家民系有明显直接关系而又成批成群的，在唐末以前起码有三次之多:一是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前后;二是晋朝末年“五胡乱华”之时;三是唐代中期“安史之乱”时期。此中所述第一次与第三次的迁徙，是为客家问题研究者多有忽视的。笔者有机会将就此另文详述。不过，三次迁徙中以晋末那次规模最大，所以，它一向为众多客家研究者所关注和论述。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唐末以前从中原南迁而当时就已抵达闽粤赣边区这一孕育客家民系区域的客家先民还“人数无多”，①并且基本上都只迁至于赣南或闽赣边区。这点，我们用不着占过多的篇幅举例说明，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中对晋末那次迁徙的论述，所举的七种客家族谱只有二姓(钟氏迁赣州、赖氏迁南康)迁达赣南就可窥出一斑。更重要的是，这时迁于赣南与闽赣边区的客家先民，与基本同时迁于赣中以北的中原人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保持着内在而明显的连续性与同一性，所以，他们在这时根本没有条件形成独立的民系，只是可能在客观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当地环境下的开发与生活中，为后来大规模南迁的中原汉人的到来并继续往闽粤赣边腹地延伸而成为所谓的客家民系，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但是，当历史推进到唐末，由于黄巢农民运动大规模地席卷全国，进攻与镇压的战争遍地而起，使中原人们备受战乱之苦，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原乃至长江流域的人们以数倍于前的规模纷纷随军或南逃。其中，闽粤赣边区由于荒野闭塞，不易为军事所顾，大量的流民和因战败而逃的兵士涌人其间以保全性命。罗香林先生所著《客家源流考》对这次南迁的客家先民的论述所举的20种族谱17姓氏中，就有过半姓氏是在这时迁达闽粤赣边区的。如果有人觉得罗先生为表明自己论述的权威性是在有意渲染移民的气势，因而抱有某些怀疑的话，那么，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与梅州市方志办新近合编了一本《客家姓氏渊源》(第一集)可作为一有力的佐证。该书据其导言所说，只是“根据近年的收集，先将保存较好、赓读较全的旧姓氏族谱，逐步整理编成这套书”，由此可知，编写者不是专为唐末至北宋那段历史时期南迁的客家先民而编辑的。它参考了近50种族谱，编辑了34姓的历史，可以说是继香港崇正总会编辑的《崇正同人系谱》之后又一部较有参考价值的客家族谱研究资料。尽管或许由于编辑者限于篇幅和有些囿于梅州本土客家人，所编世系有不少是从入梅始祖摘起，而且其中还将不少姓氏的各代迁徙时间漏缺，但是，我们将漏缺之处结合谱序(也多摘录)和对照相应姓氏的族谱给予核实，则不难发现:除了开宗明义第一姓刁氏和第二姓王氏从元代摘起且无相应谱序和族谱可查而不知他们之前的迁徙情况外，在其余32姓中，至少可以查出丘、伍、朱、何、沈、吴、范、汤、郭、曾、杨、刘、叶、缪、魏、罗等占总数为二分之一的16姓是在唐末至宋初迁人闽粤赣边区的。其中还不包括如黎、卢、钟等在此之前就迁到闽粤赣边区而在唐末宋初又继续迁动的姓氏。这个比数应该说是够大的，表明了这次客家先民迁徙至今日客家区域的规模之大。还值得一提的是，以后繁衍过不少客家名流的姓氏有许多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迁人客家区域的，如领导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等，他们的祖先都是在唐末徙居赣南的;①北宋名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和近代爱国诗人丘逢甲等，他们的祖先则于宋初迁人闽西宁化石壁。②
据宋人所撰《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记载:闽粤赣边区开发较迟的粤东梅县，宋初主户有1201户，客户仅367户;但不到百年后的元丰年间，客户已发展到6548户，而主户则是5824户，客户竟超出主户的十分之二。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近年客家研究者颇有人怀疑这些史籍所述“客户”并不一定是指今日的“客家人”，而是指没有或失去田产的农民。我们认为:这里所名的“客户”固然不一定可当作今日客家人命名的来由，但它起码与唐末以来的客家人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客家先民新从外地迁来，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马上占有田产，因而他们中大多应该是没有田产的“客户”;另一方面，在唐末至北宋时期，不断而大量迁人闽粤赣边区的只有这些客家先民。明末清初间客家名儒李世熊(元仲)所撰《宁化县志》中有一段鲜为人注意的言论:“宋之户口，类分主客。主户者，土著之民;客户者，外邑之人，寄庄守米者也。”这也说明宋之“主户”即指土著居民，“客户”则为外地迁来的客家先民;而据梅县客家各姓氏族谱及有关史籍和研究成果表明，当地客家居民的先祖大多还是南宋以后迁人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所载的那种客家人在北宋骤增的现象，在位于比梅县更北并且在唐末宋初有更多客家先民迁人的闽西和赣南地区就更加突出了。这充分说明闽粤赣边区的北方移民在唐末至北宋发展和繁衍之迅速;同时也表明了这时徙居于此的客家先民已具备与土著抗衡并控制这一地区的力量。所以说，自唐末至北宋，客家先民迁徙于今日客家区域的规模及其发展势力，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并与外界相隔的古闽粤赣边区，已基本具备了产生一种新的民系的条件。
二、唐末至北宋迁徙的客家先民分布基本占据今日闽粤赣边
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虽然至迟于西汉末年开始，但是，在唐末以前的南迁都迁程不远，并且绝大部分都只止于江南一带。这点，罗香林等人的研究中已有指出。他们中即使是少数迁得更远的，也多止于赣南和闽赣边境，如《张氏流传世谱序》载:西汉末年，王莽当权，时元治元年九月十三日，一祖带领男妇族人众多，过扬子江，分住下塔衡州、抚州、福州、韶州、汀州、赣州等处。①
梅县《武城曾氏续修谱序》云:
西汉之末，郁国公十四世孙名据者，不仕新莽，举族千余人南迁以避之，散处诸郡。而据乃家之庐陵(今江西吉水)。今吾郡邑之曾，乃其后也。
《邓氏族谱东汉源流序》日:
永嘉末年，后赵石勒作乱，伊时有号伯通，叔彼公，友爱感天，全一家命脉，救一方生命，即宁化石壁乡是矣。
《崇正同人系谱》载钟氏:
其族皆中州，东晋末，有钟简者，世居颖川，生子三:长曰善，次曰圣，三曰贤。永熙二年，避寇南迁……贤则居江西赣州。
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这是客家问题研究领域极为重要而又始终没有得以充分论述的问题。被誉为“客家研究的泰斗”的罗香林先生对此的认识也模糊而不确定。①虽然当今海外有些学人比较明确地提出客家民系形成于五代至宋初，这一观点是否准确或恰切，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论证它的方法都基本同于甚至参照罗先生对同一问题的论述，即多囿于历史学理论的范畴，这就觉得有些难以服人了。我们认为:对于客家民系的缘起、形成以及发展壮大等一类问题的探讨，除了必须运用历史学理论知识外，更不能脱离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民系与民族的概念内涵有极大的相类性，它们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主要是祖源的独立与从属，如果按下祖源问题不谈，那么，我们则不难发现:客家民系“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共同经济生活”与其所属汉族特别是南方各汉族民系有较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外，其他与别的汉族民系特别是别的民族相比，都有诸多鲜明的相对独立性。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就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唐末至北宋这一历史时期。
一、唐末至北宋迁徙的客家先民规模具备了形成客家民系的势力
客家先民究竟何时开始从中原南迁?这也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这不在此文论述之列。笔者据近百种客家族谱的查考中发现，中原人氏南迁真正与客家民系有明显直接关系而又成批成群的，在唐末以前起码有三次之多:一是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前后;二是晋朝末年“五胡乱华”之时;三是唐代中期“安史之乱”时期。此中所述第一次与第三次的迁徙，是为客家问题研究者多有忽视的。笔者有机会将就此另文详述。不过，三次迁徙中以晋末那次规模最大，所以，它一向为众多客家研究者所关注和论述。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唐末以前从中原南迁而当时就已抵达闽粤赣边区这一孕育客家民系区域的客家先民还“人数无多”，①并且基本上都只迁至于赣南或闽赣边区。这点，我们用不着占过多的篇幅举例说明，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中对晋末那次迁徙的论述，所举的七种客家族谱只有二姓(钟氏迁赣州、赖氏迁南康)迁达赣南就可窥出一斑。更重要的是，这时迁于赣南与闽赣边区的客家先民，与基本同时迁于赣中以北的中原人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保持着内在而明显的连续性与同一性，所以，他们在这时根本没有条件形成独立的民系，只是可能在客观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当地环境下的开发与生活中，为后来大规模南迁的中原汉人的到来并继续往闽粤赣边腹地延伸而成为所谓的客家民系，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但是，当历史推进到唐末，由于黄巢农民运动大规模地席卷全国，进攻与镇压的战争遍地而起，使中原人们备受战乱之苦，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原乃至长江流域的人们以数倍于前的规模纷纷随军或南逃。其中，闽粤赣边区由于荒野闭塞，不易为军事所顾，大量的流民和因战败而逃的兵士涌人其间以保全性命。罗香林先生所著《客家源流考》对这次南迁的客家先民的论述所举的20种族谱17姓氏中，就有过半姓氏是在这时迁达闽粤赣边区的。如果有人觉得罗先生为表明自己论述的权威性是在有意渲染移民的气势，因而抱有某些怀疑的话，那么，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与梅州市方志办新近合编了一本《客家姓氏渊源》(第一集)可作为一有力的佐证。该书据其导言所说，只是“根据近年的收集，先将保存较好、赓读较全的旧姓氏族谱，逐步整理编成这套书”，由此可知，编写者不是专为唐末至北宋那段历史时期南迁的客家先民而编辑的。它参考了近50种族谱，编辑了34姓的历史，可以说是继香港崇正总会编辑的《崇正同人系谱》之后又一部较有参考价值的客家族谱研究资料。尽管或许由于编辑者限于篇幅和有些囿于梅州本土客家人，所编世系有不少是从入梅始祖摘起，而且其中还将不少姓氏的各代迁徙时间漏缺，但是，我们将漏缺之处结合谱序(也多摘录)和对照相应姓氏的族谱给予核实，则不难发现:除了开宗明义第一姓刁氏和第二姓王氏从元代摘起且无相应谱序和族谱可查而不知他们之前的迁徙情况外，在其余32姓中，至少可以查出丘、伍、朱、何、沈、吴、范、汤、郭、曾、杨、刘、叶、缪、魏、罗等占总数为二分之一的16姓是在唐末至宋初迁人闽粤赣边区的。其中还不包括如黎、卢、钟等在此之前就迁到闽粤赣边区而在唐末宋初又继续迁动的姓氏。这个比数应该说是够大的，表明了这次客家先民迁徙至今日客家区域的规模之大。还值得一提的是，以后繁衍过不少客家名流的姓氏有许多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迁人客家区域的，如领导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等，他们的祖先都是在唐末徙居赣南的;①北宋名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和近代爱国诗人丘逢甲等，他们的祖先则于宋初迁人闽西宁化石壁。②
据宋人所撰《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记载:闽粤赣边区开发较迟的粤东梅县，宋初主户有1201户，客户仅367户;但不到百年后的元丰年间，客户已发展到6548户，而主户则是5824户，客户竟超出主户的十分之二。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近年客家研究者颇有人怀疑这些史籍所述“客户”并不一定是指今日的“客家人”，而是指没有或失去田产的农民。我们认为:这里所名的“客户”固然不一定可当作今日客家人命名的来由，但它起码与唐末以来的客家人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客家先民新从外地迁来，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马上占有田产，因而他们中大多应该是没有田产的“客户”;另一方面，在唐末至北宋时期，不断而大量迁人闽粤赣边区的只有这些客家先民。明末清初间客家名儒李世熊(元仲)所撰《宁化县志》中有一段鲜为人注意的言论:“宋之户口，类分主客。主户者，土著之民;客户者，外邑之人，寄庄守米者也。”这也说明宋之“主户”即指土著居民，“客户”则为外地迁来的客家先民;而据梅县客家各姓氏族谱及有关史籍和研究成果表明，当地客家居民的先祖大多还是南宋以后迁人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所载的那种客家人在北宋骤增的现象，在位于比梅县更北并且在唐末宋初有更多客家先民迁人的闽西和赣南地区就更加突出了。这充分说明闽粤赣边区的北方移民在唐末至北宋发展和繁衍之迅速;同时也表明了这时徙居于此的客家先民已具备与土著抗衡并控制这一地区的力量。所以说，自唐末至北宋，客家先民迁徙于今日客家区域的规模及其发展势力，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并与外界相隔的古闽粤赣边区，已基本具备了产生一种新的民系的条件。
二、唐末至北宋迁徙的客家先民分布基本占据今日闽粤赣边
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虽然至迟于西汉末年开始，但是，在唐末以前的南迁都迁程不远，并且绝大部分都只止于江南一带。这点，罗香林等人的研究中已有指出。他们中即使是少数迁得更远的，也多止于赣南和闽赣边境，如《张氏流传世谱序》载:西汉末年，王莽当权，时元治元年九月十三日，一祖带领男妇族人众多，过扬子江，分住下塔衡州、抚州、福州、韶州、汀州、赣州等处。①
梅县《武城曾氏续修谱序》云:
西汉之末，郁国公十四世孙名据者，不仕新莽，举族千余人南迁以避之，散处诸郡。而据乃家之庐陵(今江西吉水)。今吾郡邑之曾，乃其后也。
《邓氏族谱东汉源流序》日:
永嘉末年，后赵石勒作乱，伊时有号伯通，叔彼公，友爱感天，全一家命脉，救一方生命，即宁化石壁乡是矣。
《崇正同人系谱》载钟氏:
其族皆中州，东晋末，有钟简者，世居颖川，生子三:长曰善，次曰圣，三曰贤。永熙二年，避寇南迁……贤则居江西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