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山歌对马来民歌的影响’
    客家山歌是指在客家地区流传并以客家话演唱的民间歌谣。由于客家人基本上居住在山区，歌谣创作及演唱多在山间或田里劳动时进行，所以，人们习惯上把客家歌谣称为“客家山歌”。马来民歌原名“马来班顿(Pantun Melayu)”，是指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以马来语作为口头传承的民间歌谣。这两种歌谣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种族各异，并且流传于不同的国度和区域，所以，乍看起来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着众多共同和相似之处，而且后者还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前者的促进和影响。
    一、客家山歌对马来民歌影响的文化背景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的祖先大多为古代中原汉民，因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起义、宋末元人人主、明末满人南进，以及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和异族人侵，他们才逐步由中原往江南荒野，往闽粤赣山区，往海南、台湾乃至南洋以及世界各地迁徙，并最终成为汉民族中一支遍布全球并人文特异的重要民系。
    据罗香林等客家研究权威考证和有关客家姓氏族谱表明，客家人迁往中国境外的主要据点在东南亚各国;而迁往该地区的时间则主要起自宋末元初的元人人主，其中最大规模是明末清初以及太平天国失败。其原因前者是因客家人在异族入侵时起兵勤王，结果被镇压后难以在原居地立足生存;后者则是清政府对以客家人为核心的太平军施以残酷镇压的政策，使得太平军将士及其家属不得不退离故土，因而在这些时期许多客家人远迁海外。此外，还由于“山贫地清”、“山多田少”的客家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致使不少人陆续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因此，“自明末清初”，客家人侨居马来、印尼等地“与日俱增”。①虽然期间也不乏闽南和广府人迁往，但客家移民一直占着举足轻重的数目。如清代外交官郭篙煮在其《使西纪程》中说:“新加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即马来土著)及印度人盈万，余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②清末另一位外交官刘锡鸿也说:“是处(新加坡)垦荒六十年，洋人寓此不及二千，华人则不下十万(广东五大县及新宁共二三万，潮、嘉等属共五六万，其余则闽产)。”③据现代调查统计，直至1950年止，分布在英属马来亚及婆罗洲等地的客属人士多达四十万人，而居住在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客属人则超过了四十五万，都分别占据了当地华侨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④并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客人在迁移这一地区时，“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⑤
    据英国史学家霍尔所著的《东南亚史》介绍，在十六世纪以前，印度尼西亚及马来群岛等地在没有“接受欧洲影响”之时，经济与文化都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大多数土著都住在原始的草棚和茅屋，按照母系社会组织的形式，整个村社可能聚居在一所房屋之中。耕作方法只有非常落后的两类:“一种是被称为‘刀耕火种’的轮换耕作，另一种是应用灌溉方法的固定耕作。”前者的方法是“砍伐和焚烧树木，在森林或丛林中开出一块土地，先种植薯类或块根植物，接着种旱稻、黍和玉米，最多在两年以后，又转移到其他地方，用同一方法进行耕作”。①这种游击式的耕作方法，可想而知是十分原始而落后的。这种现象在其他笔记游记中也有记载，如清代光绪年间外使袁祖志就说:“新加坡英属一名实叻，初为巫乃由人所居，捧臻坯坯，不成人境，又为寇盗通逃蔽。’，②固然，在这一时期马来等地已有印度人的迁人和与中国官方的往来，但是，由于人数所限或目标不同，他们给当地影响的多限于宗教、政治与经济等领域，对文艺则几乎没有太大的促进。我们从今日印尼和马来等国的文学史著作中可以得知，这些国家或地区被划为“上古文学”或标明是十五世纪以前的古代文学，较突出的仅是些诀术歌(Mantena)，内容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的巫歌，充满迷信色彩，而且形式还没有楚歌那么完美成熟。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当地的文学真正得以发展和进步，只在到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叶荷兰和英国等殖民者人侵前后。但是，英、荷等殖民者给占领地带来的只能是武力和奴役，很难说有民众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真正给当地劳动群众带去精神食粮的，只能是在英、荷占领印尼和马来前后，大批因政治和经济所迫而迁人当地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下层民众，其中便包括了大量的客家移民。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尼及马来等地在十六世纪英、荷侵入前后才逐渐发展的乡土文化，必然会受到从先秦中原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客家文化的影响。正如《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所载《客人在马来亚》一文所述:“有一个事实，亦为马来亚华侨众所周知而且公认的，这就是马来文化的拓荒者队伍中，客语系人士占着的数字，确实比任何其他另一语系的人为多。”而其中客家山歌对马来民歌的促进和影响便成为必然。许友年在《论马来民歌》中就说:“马来民歌与我国古代民歌及现代的客家山歌等等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其实，如果对两者继续深人考察，这些“相似之处”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客家山歌对马来民歌的影响所致。
    二、客家山歌对马来民歌形式技巧的影响
    客家山歌在形式技巧方面对马来民歌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又比较突出的，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句式结构
    客家山歌的句式结构，几乎都是四句七言，正如现代著名客籍诗人李金发在其《岭东恋歌序》所述:“如七言诗之入韵。”这一特点，在中国只有部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才有如此突出，汉民族其他地区的民歌没有这么绝对，就是艺术上与客家山歌较近的江浙一带的“吴歌”，虽以“四句头山歌从口出”自我标榜，但它每句的字数并不固定，可长可短，四句一首的在“吴歌”家族中所占比例也不太大。客家祖先由于基本上都是在六朝和唐代迁离中原的，当时不仅民间，即使文坛也广泛流行四句七言诗歌;而他们在迁徙过程中又多往地僻人稀的山区，因此，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受因历史发展而进步的汉文化冲击较小，另一方面则受沿途所居地习于作四句七言民歌的少数民族的影响较大，所以，客家山歌即使发展到现代，这种四句七言的形式也占了其总数的卯%以上。这一现象在汉族各地的民歌中是绝无仅有的。
    马来民歌的基本句式，主要是每首四句，每句四言(词)，尤其抒情和说理内容的班顿更是如此，如:
    Nuda  mandurung ko dipahu,
    tampul si mardulang-dulanh;
    Muda malungun ko diau,
    tatap si tumondang bulan.
    (要是下河捕鱼，请先摘下杜郎叶;要是恋我心忧，就抬头仰望明月。)
    Dari mana punai melayang?
    dari paya turun ke padi;
    dari mana datang sayang?
    dari mata turun ke hati.
    (青鸠从哪里来?从沼泽飞进稻田; 爱情从哪里来?从秋波传到心田。)
    这种整齐、规则又简炼的句式结构，在"班顿的雏形"-即尚未发育成熟的马来民歌中是没有的。后者的句式基本上是两句一首，如"Kami sepantUn teluritik，kasihan ayam make menjadi"(咱俩犹如鸡蛋，全靠母鸡孵成雏);"Sudah gaharu,Cendana pula;Sudah-tahu,bertanga pula"(有了沉香，还思白檀;心里明白，还要纠缠)。马来民歌迅速进步并广为流传，是在英荷殖民者统治前后。从发表于1868年，也即第一篇介绍马来民歌的荷兰人格林格所著的《班顿或马来情歌》一文，以及出版于1914年英国人汉密尔顿编译的《马来民歌》一书中，也可见到不少这类两句四言(词)的歌谣。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马来民歌由这种两句四言(词)的"雏形"发展为整齐规则而又比较丰满成熟的四句四言(词)的句式结构的过程中，不排除受到包括客家山歌的催化和影响。
    (2)比兴手法
    比兴是中国民歌艺术的一大特色。其特征就是"以彼物比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