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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史研究的方法手段 创建日期:    字体显示:  

主要责任者:吴福文

主题和关键词:客家;历史;研究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来源:客家探论

摘要:客家探论第35-39页

     客家史研究的方法手段
    客家史研究是客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人在这方面付出过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存在的不足和遗憾也十分突出:且不说至今未出版一部那怕是极其粗糙的客家通史方面的专著,就是既有成果也多限于姓氏源流的考察,而且在考察中还往往将客家裹于汉族内部。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客家的来龙去脉是有帮助的,但不足以认识客家的整个“过去”及其民系(族群)特征,而且不少还流露出明显的沙文主义意识。所以如此,其原因除了客家学的缘起在很大程度是针对当时民间甚至学界误以为客家是“杂种”或“蛮族”,而使其成果一开始就带着某种偏向与目的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往研究的方法手段过于片面和单纯,其中最突出是太限于一般史学的理论指导,特别在论据方面太限于粤省客家的族谱。因此,要比较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客家独特的历史表现、社会贡献和文明成果及其原因,不能不讲求一些客观有效的方法手段。我们认为,从事这一工作起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从中国社会史及华侨、华人史角度,对客家的汉族属性、源流演变及其在中外历史舞台有关重要历史表现进行全面审视,以求揭示客家的历史全貌
    众所周知,客家是汉族的一支重要民系。这一性质决定了客家先民的南迁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乃至其他一切的社会历史活动,都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相应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客家与汉族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化上则更为密切和明显,因为文化的传承与延续犹如生物遗传过程中的基因传递,尽管它从“母体”向“子体”的“遗传”过程中难免发生种种“变异”,但其基本原素却不发生质的改变。所以,由中原汉族文化传递并影响的客家民系的所有历史表现,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一种形态体现,是汉民族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而不断成长与壮大的一种显示和内容;另外,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而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至早也只在晋唐以来才有自己的历史。所以,客家人的历史活动与表现,绝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每个相应朝代的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的左右。因此,研究客家历史之时,不能随意将其与中国历史社会割裂开来,否则便无法揭示客家民系的各种历史形态及其根源,也无益于说明客家史的本质特征。就以客家先民的南迁运动来说,他们每次迁离自己辛勤营造的家园而往陌生异地逃流,绝非无缘无故的,而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就是所处朝代面临末日之际,由于政治的腐败而引起的社会动荡或生活资料的无助所逼迫。又如明清两代客家地区经济与文教高度发展与繁荣,这除了如同以往不少客家史研究者所谓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所致,还在于一方面明清两朝在一定时期实行了较为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客家都处于易于排灌耕作的山地,这便使得当地的农业得以顺利和迅速的发展。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必然导致经济的发达与社区的安定,由此才保证了人口的增加与读书求仕风气的浓厚。如果统治者政治腐败,必然苛捐杂税、兵匪四起,这样只能出现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哪里还会增加人口?就象南宋特别是元代一样,由于统治腐败,尽管客家民系可能之前就已形成,但结果只是人口减少、耕地荒芜和经济衰退。因此,探讨客家历史不能就客家论客家,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当作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种形态来看待。
    另外,客家是当今世界上分布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所谓“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迁往海外至迟在宋元之时,明代起已陆续成批外迁,至今散居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至少有一千万左右,占海外华侨、华人的三分之一。他们从迁离祖国起,便在侨居地艰苦创业,不少还扎根于异国他乡,为侨居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产生过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对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增强中国人民与侨居国或地区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客家华侨、华人最为集中,并且影响也日益增强,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因此,对于客家史的研究还不能限于中国国内,应结合华侨、华人史研究,把客家史看作华侨、华人史的一个分支或组成部分加以解剖、分析,这样才能把客家历史阐述得全面和完整。
    二、以民族学基本理论,对客家与其迁徙中相处的土著民族关系予以揭示,其中特别是把握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限,以求客观认识客家族群独特历史表现和演进脉络.
    客家不仅是汉族重要支系,而且还是一支独特的民系。其独特之处乃在语言、习俗及其他文化风貌方面有着显著特征和相对独立性。所以如此之原因,除了其在有别于别的民系的迁徙时间、地域和形态中,对于中原文化的移植时间、环境和方式等有所不同外,还包括它在迁徙中与沿途土著及其文化的交流甚至交融。这是因为,历史上客家人徙居之地基本都是百越民族特别是舍族的部落所在,客家先人要在这样一个与中原相去甚远的空间生存与发展,不可能不受当地环境与文化的影响;而土著在与客家长期较量之后,由于势力悬殊和文化相对落后,也难免会屈服并接受客家的汉化,并且在汉化中将一些自己的文化浸透到客家文化中。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如历史上闽粤赣边区的农民运动,在宋末元初就不仅有许多客舍组成的农民武装,而且还有一些舍民武装由客家人领导,也有一些客家人武装由舍人指挥;再如在语言方面,现在舍族95%以上都讲客话,而客语中也有一些词语无汉语本字可考,其中最典型的是客家有个辱骂女人或母性动物的口头禅叫“老sa妹”。客语中的“舍”、“蛇”都读“sa”,这是否说明客人与舍女早就有通婚现象?又譬如在宗教信仰方面,客家地区至今还有一些古越族与舍族的遗俗,如闽西长汀县有蛇王宫、蛇腾寺、灵蛇山、灵蛇庙等古迹与遗址,而闽西赣南许多地方的蓝、雷、钟姓在“文革”前还一直珍藏祖传的狗头图与族谱,一些人家甚至在大年三十晚上还要关起门来挂上狗头图并全家在地上爬行膜拜。更令人惊讶而无可辩驳的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少数民族给予优惠政策,客家地区许多蓝、雷、钟姓人家都要求政府恢复他们“舍族身份”,结果闽粤赣边不少原以为客家人的蓝、雷、钟姓经民政部门调查审核后,都被作为舍族对待。如闽西上杭县于1987年12月16日经福建省民委批准了33616名蓝姓居民及其外迁和外地工作的2000余名蓝姓人士为舍族;赣南会昌则分别于1985年5月和1987年6月分别批准了3000余名蓝姓和250余名雷姓为舍族。这些都说明客家中混进了不少土著民族的成份。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汉族文化具有的巨大包容性,同时也说明客家文化所以充满活力、多姿多彩并有众多独特之处,是因为客家民系在历史上不断吸收新鲜文化的结果。因此,研究客家史如果不结合民族学有关理论和方法是很难客观和深人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只有运用民族学基本理论,才能更好地把握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限及其演进脉络与发展形态。以往一些客家史研究所以难以认识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限,主要是太限于历史学中探究移民史的方法,仅仅把客家看成是汉人南迁的结果,殊不知南迁的汉人除客家外还有诸如福佬、广府等民系。这种只触及表象的作法,自然难以认识客家民系的本质性内容,因而也难把握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限及其自身历史的演进过程。假如运用民族学关于民族特征的理论,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民族学认为,所谓民族即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征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诚然,民系与民族有一定的差别,但它们间除祖源分别为从属与独立外,两者基本都以共同语言、区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为基本要素。只是民系作为民族的分支,使它除具有母族的基本要素外,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母族既同且异、同中有异。就客家而言,其几方面“共同”特征即为如此:语言方面,客家话与中原古汉语息息相关,但它又是客家人自成一体的思想交流工具;地域方面,客家人生存的空间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朝廷统御的范围,但其地理环境却是南方特有并与相邻民系所处截然不同的丘陵山地;经济生活方面,客家地区虽然也是汉族传统共有的农耕经济生活,但其耕作的对象与生产方式却与汉族其他地方有诸多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客家基本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单位的梯田水稻种植,极少如别地一样有大地主大庄园式的生产,并且也很少其他杂粮种植;而心理素质方面,虽然客家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衣食起居等文化心理和活动都与中原汉族表现为极大的相同性,但由于迁徙生活与生存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一方面摒弃或改变了不少不适应于当地生存的因素,另一方面则又增加了中原所没有的成份。因此,如果我们能探考出客家族群在某一时期这些“共同”特征已基本形成,那么,其民系的形成时限也就自然得出,因而也就把握住了客家的起源与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