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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者：吴福文
主题和关键词：客家；历史；研究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来源：客家探论
摘要：客家探论第44-48页
客家史研究的历史进程
客家史是研究并阐述客家民系的历史活动及其发展演变的专史。以往虽然没有一部较为全面和完整地阐述客家民系历史的著述，但是，有关客家史的研究却由来已久，并且基本上是伴随着整个客家问题研究的历史而同步进行。这段漫长的客家史研究历程，
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历史时期。
一、初发序衍期(1508一1904)
在这段长达近百年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由于客家地区人口的膨胀，特别是两广“客家岛”势力的日益增强，客家人在发展生产和拓广社区的活动中，常因语言和文化难与相邻的广府民系沟通，而遭到后者的误会与排斥，以致于土客之间经常发生磨擦甚至残酷的械斗;①另一方面则因为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核心与基本力量都主要为两广客家子弟。在这种形势下，关注并从事客家历史及其他客家问题的中外人士，前后多达三十余人，②其中主要是客家知识分子和欧美传教士。他们虽然不成组织，并且对于客家历史的研究目的也不尽相同:前者主要是为证明客家是正统的汉人，并非土著所歧视和辱骂的“杂种”和“蛮族”;后者则主要为探讨客家人团结进取、不畏强暴和富于抗争精神的历史根源，或者还抱有如日本学者中川学所谓为了殖民者更便于侵略中国的用心。①但是，他们研究的结果却基本殊途同归，即追寻出客家是几经战乱而南迁的中原后裔。
在这一时期，最早涉及客家历史问题的是广东和平进士徐旭曾。他在明嘉庆十三年(1808年)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时，以东莞、博罗土客械斗之事而召集门徒，并告以客家来源及其语言风俗所以不同于相邻土著的原由。徐氏所述，被门生所记并载于和平《徐氏族谱》。之后稍息了半个多世纪，直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和大规模土客械斗的结束，便有一大批中外人士起而研究客家。其中较为重要而有影响的有关论述，有艾特尔的《客家人种志略》和《客家历史纲要》，②皮顿的《客家源流与历史》③和客籍人士林达泉的《客说》，④钟用和的《土客源流考》，⑤以及黄遵宪的《梅水诗传序》⑥等等。它们不仅体现了客家史研究的发韧，揭开了客家史研究的序幕，而且对于客家民系的历史源流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揭示。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客家史研究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错误。首先，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基本都限于源流的考证;其次，祖源的追溯又多为夸耀“唐虞三代”和“中原贵胃”之类的高贵与优越;另外，关于客家的人种，客籍研究者无不以为是纯正的汉人，而欧美人士则多认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派。甚至还囫囵不清视其为单独的民族。这些认识和作法，对以后同类的研究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包括罗香林在内的众多现当代客家问题研究者在探讨客家源流时，往往喜欢将客家限于汉族的内部，并刻意这样或那样地检举客家民系的优秀事迹。这一现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先驱们这种学风的影响。此外，还值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客家史研究在传播接受方面，主要限于少数客家文人和欧美传教士的小圈子之内，在民间大众根本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甚至这些客家文人与欧美人士之间的成果也缺乏交流和讨论，因而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以致于以后关于客家源流与种族纠纷和争论的事件，在好长一段时间连学术界都经常不断。
二、发展进步期【19()5一1949]
这一时期的客家史研究，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整个客家史研究史上最辉煌和动人时期。它不仅牵触了无数客家人士;而且还播及了国内外学术界乃至国内政、军各界，甚至连当年主要政府首脑都涉及了有关此事;同时，研究队伍也呈组织化、群众化和学术化;而在成果方面则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直到现在都还没能超越。促使这一时期客家史研究的进步，除了“五四”前后西方各种学术流派涌人而促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加强和拓展外，更主要和直接的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接连发生了三起有关客家问题的文教事件。
其一是1905年，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据徐家汇教堂编印的《中国地舆志》所述，在第二课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族，非粤种、亦非汉种。”这引起客家人士普遍而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广东客籍人士，不仅广泛联络省境各地客家成立“客家源流研究会”和“客家源流调查会”，散发传单，奔走呼吁各地客家群策群力以论证自己群族的汉族源流，而且不少盛名朝野的人士如丘逢甲、黄遵宪、钟用和等，都纷纷参与此事并任主持。他们或论述客家为汉族支脉，或驳斥教科书之谬误。其中有关客家史的主要著述，有汕头《岭东日报》主笔温廷敬的《客族非汉种驳辩》，①岭东著名诗人兼学者胡曦的《广东民族考》，②辛亥革命名人邹鲁的《汉族客福考》③等等。此外，一些外籍人士也参加了这一时期的客家源流论证，其中最值一提的是英国传教士肯贝尔著于1912年的《客家源流与迁徙》，④该文不仅以族谱和郡望等史料论证“客家最初都是从文化发源地的河南而来”，并以后又迁到东南亚及台湾、海南等地，而且还隐约认识到宁化石壁是客家圣地与迁徙的中转站问题，即所谓“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者，按诸事实每一姓的第一祖先离开宁化而至广东时，族谱上必登载着他的名字。”肯贝尔这篇报告，可以说是在他之前有关客家史研究的最完备论述，许多观点和证据都可从罗香林等的人有关论述中找到影子。事实上罗香林对它也极为赞赏，在《客家源流考》中一开篇就介绍这篇文章，并称“这是英国传教士们有眼光的，明白客家的历史和现状后，所得的说法。”
其二是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尔葛德英文版《世界地理》，其“广东”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便是。”这一事件又引起客籍人士的轩然大波。旅居上海的客家人组织起“客家大同会”，并发行会刊和召开大会讨论对策，推举代表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交涉，迫使当局声明认错。此外，汕头客家人还创办《大同日报》以专门宣扬客家文化。在这种形势趋促下，中外各种有关研究客家历史源流的著述又纷纷出笼，其中最重要而最有影响的是:香港客属组织崇正总会于1924年出版的赖际熙等人编纂的《崇正同人系谱》。该书十五卷中，开头二卷即为关于客家历史的“源流”和“氏族”。“源流”总述客家民系的演进，“氏族”罗列客家各姓的简谱。此外，还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于1924年所著的《种族的品性》。该书极受罗香林的推崇，并称之为韩氏“精心结集的著作”，①其中有不少关于客家源流与特性的论述。这些论述后来被优生学家潘光旦译为《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以单行本发行。而罗香林在这时也著有《自汉至明中国与南洋的关系》和《广东民族概论》等有关客家历史源流的论述。②
其三是1930年，广东省建设厅所编《建设周报》第37期发表一篇介绍客家风俗的短文，其中有云:“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惆啾，不甚开化;小种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这在客家人看来，实在有辱人格!于是，广州学、军、政各界客人一时大哗，甚至上书省主席请予严禁。谁知周报第38期刊登的编者启事固执己见，认为上期短文足备采风问俗者考镜。这种执迷不悟的态度更激起客家人士的恼怒，于是召集大会推举代表与建设厅交涉，而各地客属团体也纷纷驰电相责。省主席陈铭枢迫于无奈，只好宴集双方代表商议调解，并最终以降调周报编者及作更正声明与道歉，方把事态平息下来。但是，这一刺激对于包括客家史研究在内的客家问题研究推动极大。学术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客家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不仅客籍人士如古直著述《客人对》，③罗香林著述《民族与民族的研究》
客家史是研究并阐述客家民系的历史活动及其发展演变的专史。以往虽然没有一部较为全面和完整地阐述客家民系历史的著述，但是，有关客家史的研究却由来已久，并且基本上是伴随着整个客家问题研究的历史而同步进行。这段漫长的客家史研究历程，
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历史时期。
一、初发序衍期(1508一1904)
在这段长达近百年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由于客家地区人口的膨胀，特别是两广“客家岛”势力的日益增强，客家人在发展生产和拓广社区的活动中，常因语言和文化难与相邻的广府民系沟通，而遭到后者的误会与排斥，以致于土客之间经常发生磨擦甚至残酷的械斗;①另一方面则因为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核心与基本力量都主要为两广客家子弟。在这种形势下，关注并从事客家历史及其他客家问题的中外人士，前后多达三十余人，②其中主要是客家知识分子和欧美传教士。他们虽然不成组织，并且对于客家历史的研究目的也不尽相同:前者主要是为证明客家是正统的汉人，并非土著所歧视和辱骂的“杂种”和“蛮族”;后者则主要为探讨客家人团结进取、不畏强暴和富于抗争精神的历史根源，或者还抱有如日本学者中川学所谓为了殖民者更便于侵略中国的用心。①但是，他们研究的结果却基本殊途同归，即追寻出客家是几经战乱而南迁的中原后裔。
在这一时期，最早涉及客家历史问题的是广东和平进士徐旭曾。他在明嘉庆十三年(1808年)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时，以东莞、博罗土客械斗之事而召集门徒，并告以客家来源及其语言风俗所以不同于相邻土著的原由。徐氏所述，被门生所记并载于和平《徐氏族谱》。之后稍息了半个多世纪，直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和大规模土客械斗的结束，便有一大批中外人士起而研究客家。其中较为重要而有影响的有关论述，有艾特尔的《客家人种志略》和《客家历史纲要》，②皮顿的《客家源流与历史》③和客籍人士林达泉的《客说》，④钟用和的《土客源流考》，⑤以及黄遵宪的《梅水诗传序》⑥等等。它们不仅体现了客家史研究的发韧，揭开了客家史研究的序幕，而且对于客家民系的历史源流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揭示。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客家史研究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错误。首先，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基本都限于源流的考证;其次，祖源的追溯又多为夸耀“唐虞三代”和“中原贵胃”之类的高贵与优越;另外，关于客家的人种，客籍研究者无不以为是纯正的汉人，而欧美人士则多认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派。甚至还囫囵不清视其为单独的民族。这些认识和作法，对以后同类的研究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包括罗香林在内的众多现当代客家问题研究者在探讨客家源流时，往往喜欢将客家限于汉族的内部，并刻意这样或那样地检举客家民系的优秀事迹。这一现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先驱们这种学风的影响。此外，还值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客家史研究在传播接受方面，主要限于少数客家文人和欧美传教士的小圈子之内，在民间大众根本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甚至这些客家文人与欧美人士之间的成果也缺乏交流和讨论，因而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以致于以后关于客家源流与种族纠纷和争论的事件，在好长一段时间连学术界都经常不断。
二、发展进步期【19()5一1949]
这一时期的客家史研究，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整个客家史研究史上最辉煌和动人时期。它不仅牵触了无数客家人士;而且还播及了国内外学术界乃至国内政、军各界，甚至连当年主要政府首脑都涉及了有关此事;同时，研究队伍也呈组织化、群众化和学术化;而在成果方面则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直到现在都还没能超越。促使这一时期客家史研究的进步，除了“五四”前后西方各种学术流派涌人而促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加强和拓展外，更主要和直接的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接连发生了三起有关客家问题的文教事件。
其一是1905年，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据徐家汇教堂编印的《中国地舆志》所述，在第二课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族，非粤种、亦非汉种。”这引起客家人士普遍而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广东客籍人士，不仅广泛联络省境各地客家成立“客家源流研究会”和“客家源流调查会”，散发传单，奔走呼吁各地客家群策群力以论证自己群族的汉族源流，而且不少盛名朝野的人士如丘逢甲、黄遵宪、钟用和等，都纷纷参与此事并任主持。他们或论述客家为汉族支脉，或驳斥教科书之谬误。其中有关客家史的主要著述，有汕头《岭东日报》主笔温廷敬的《客族非汉种驳辩》，①岭东著名诗人兼学者胡曦的《广东民族考》，②辛亥革命名人邹鲁的《汉族客福考》③等等。此外，一些外籍人士也参加了这一时期的客家源流论证，其中最值一提的是英国传教士肯贝尔著于1912年的《客家源流与迁徙》，④该文不仅以族谱和郡望等史料论证“客家最初都是从文化发源地的河南而来”，并以后又迁到东南亚及台湾、海南等地，而且还隐约认识到宁化石壁是客家圣地与迁徙的中转站问题，即所谓“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者，按诸事实每一姓的第一祖先离开宁化而至广东时，族谱上必登载着他的名字。”肯贝尔这篇报告，可以说是在他之前有关客家史研究的最完备论述，许多观点和证据都可从罗香林等的人有关论述中找到影子。事实上罗香林对它也极为赞赏，在《客家源流考》中一开篇就介绍这篇文章，并称“这是英国传教士们有眼光的，明白客家的历史和现状后，所得的说法。”
其二是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尔葛德英文版《世界地理》，其“广东”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便是。”这一事件又引起客籍人士的轩然大波。旅居上海的客家人组织起“客家大同会”，并发行会刊和召开大会讨论对策，推举代表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交涉，迫使当局声明认错。此外，汕头客家人还创办《大同日报》以专门宣扬客家文化。在这种形势趋促下，中外各种有关研究客家历史源流的著述又纷纷出笼，其中最重要而最有影响的是:香港客属组织崇正总会于1924年出版的赖际熙等人编纂的《崇正同人系谱》。该书十五卷中，开头二卷即为关于客家历史的“源流”和“氏族”。“源流”总述客家民系的演进，“氏族”罗列客家各姓的简谱。此外，还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于1924年所著的《种族的品性》。该书极受罗香林的推崇，并称之为韩氏“精心结集的著作”，①其中有不少关于客家源流与特性的论述。这些论述后来被优生学家潘光旦译为《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以单行本发行。而罗香林在这时也著有《自汉至明中国与南洋的关系》和《广东民族概论》等有关客家历史源流的论述。②
其三是1930年，广东省建设厅所编《建设周报》第37期发表一篇介绍客家风俗的短文，其中有云:“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惆啾，不甚开化;小种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这在客家人看来，实在有辱人格!于是，广州学、军、政各界客人一时大哗，甚至上书省主席请予严禁。谁知周报第38期刊登的编者启事固执己见，认为上期短文足备采风问俗者考镜。这种执迷不悟的态度更激起客家人士的恼怒，于是召集大会推举代表与建设厅交涉，而各地客属团体也纷纷驰电相责。省主席陈铭枢迫于无奈，只好宴集双方代表商议调解，并最终以降调周报编者及作更正声明与道歉，方把事态平息下来。但是，这一刺激对于包括客家史研究在内的客家问题研究推动极大。学术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客家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不仅客籍人士如古直著述《客人对》，③罗香林著述《民族与民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