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文献研究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 创建日期：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主要责任者：周雪香
主题和关键词：客家；研究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来源：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
摘要：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第1-5页
导言
一、客家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1933年，客家籍的文史学者罗香林教授，出版了首部以汉民族客家方言群(原作者称之为“客家民系”)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客家研究导论》①。以该书的出版为标志，立足于现代学术规范的客家研究工作，遂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
从《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海内外学术界出版了大量有关客家源流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②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问世的众多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没有超过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即便是罗香林本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客家源流考》③一书，也基本上是因袭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的主要观点，只不过在材料上稍有补充罢了。
正因为如此，在学术史的分期上，我们可以把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的客家研究，笼统地归入罗香林所开启的学术传统。就研究范式(paradigm)而言，这一传统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中国历史的总体进程发出，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来辨析客家的渊源流变，在此基础之上，再对客家的民族归属问题进行判别，并由此得出客家并非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汉民族内部的一个系统分明、具有独特个性的“民系”等一系列重要结论;其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主要是以零星的正史材料和地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家谱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客家研究进人了学术上的突破时期。在这期间，以下几本著作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是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①该书初版于1994年，它是新时期中国大陆学术界研究客家源流的较早专著之一。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客家地区(主要是作者所熟悉的广东省梅州地区)历史时期人文事象的探讨，以及对客家文化与历史上百越文化的比较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期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是南迁的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
的中原人。”②
房学嘉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罗香林以来海内外学术界有关客家研究成果的全面否定。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所作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结论:其一，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或支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其二，客家是由于历史上的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自从罗香林的观点发表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客家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罗氏的上述观点为出发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房学嘉的这一观点，可谓石破天惊。
从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房学嘉的这一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对此，本人在拙著《客家学导论》中已作过详细的讨论。①不过，如果全面地看，该书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是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学术见解。长期以来，在罗香林“客家民系，最令人注意的，为狭义的种族思想及由此思想所表现的种种活动或行为”的观点影响下，②很多学者在探讨客家的源流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客家视为汉民族的“正统”所在。诸如所谓客家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民族意识的民系…“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③再如所谓“客家多为中原贵族名门的后裔，他们保持中原文化的传统，并为此而自豪……客家人的凝聚性是公认的事实，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不肯与外族通婚”，④等等。正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有关客家源流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一直无法超越罗香林的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些研究者在讨论客家的源流时，“或多或少渗进了种族主义、主观主义等不科学的方法、不正确的情绪”。⑤正因为如此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一谈到客家的源流，就仅仅把他们视为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试想，在今天的汉语各南方方言群中，有哪一个方言群的形成不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北方汉人南迁的同一部移民史背景下，不仅形成了客家方言群，而且还形成了昊方言群、湘方言群、赣方言群、闽方言群和粤方言群。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表明，单纯从北方汉人南迁的角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人的来龙去脉的。如果辨证地看问题，除了北方汉人南迁这一基本的线索之外，南方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开发的次第、原住民的构成等，恐怕都是形成汉语各南方方言群的重要因素。然而，长期以来，正是在这种种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客家问题研究者，看到的只是罗香林在多年前早就阐述过的汉人南迁这一基本事实，而无视甚至有意回避赣闽粤边的原住民与北方汉人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在客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日本学者中川学所批评的那样，这种“把客家的形成史，看成(是汉人)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历史阶段的一种研究，其根本动机终究是离不开把客家的源流看作是支撑古代中原王朝的一股力量。因而，由客家本身所作的客家研究，很自然的就归趋于其认同感的确认作业上。……试问，在讨论到客家迁徙到华南山岳地带获得安堵之际，是否应先探讨:客家先民与土著非汉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他们在相互之间是否有婚姻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加以讨论，却热衷于优先讨论证明客家为纯正的汉族。这种态度是颇值得商榷的。”①
如果避开《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的前述主要观点不谈，仅就作者在该书中所采用的研究路径来看，房学嘉的有关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首先，作者力图打破自罗香林以来一直局限于从汉人南迁史的角度来探讨客家源流的旧有格局，立足于赣闽粤边的人文地理背景，并试图从赣闽粤边的土著民族与土著文化的渊源流变中，对客家的源流和形成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尽管这一新的见解在总体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作者在运用传统文献材料的同时，还将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引人客家研究领域，并通过大量的田野 调查所得，分析客家人在血缘和文化两个方面与赣闽粤边土著民族(主要是较早时期的古越族和唐宋以后的畲族)之间的内在关联。①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突破了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为新时期客家研究范式的转换，作了有益的尝试。
其次是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②该书初版于1995年，是近十年来系统地研究客家源流及其形成过程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对客家研究领域多年来相沿成俗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一一予以廓清。例如，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一方面“以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分布”来“建立客家的界说”，③但是，另一方面又将客家与晋代的“给客制度”和唐宋时期的“客户”联系起来。④在这以后，很多人在讨论客家的源流时，都把客家与“给客制度”或“客户”联系起来。例如，邓迅之在《客家源流研究》一书中就认为:“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由此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⑤显然，在邓氏看来，客家的称谓最早来自于“给客制度”，至于唐宋时期的“客户”，只不过是政府簿籍对客家的专称而已。再如，雨青在《客家人寻根》一书中，甚至还专门列有《晋元帝给客制度》一节，借以说明客家称谓与“给客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在该节中有这样一段解说性的文字:“客家名称的由来，虽然出自晋元帝‘给客制度’的诏书。但是这里所说的‘客’，应该是广义的‘客’，而不是单纯地指今日客家人的‘客’。这种广义的
一、客家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1933年，客家籍的文史学者罗香林教授，出版了首部以汉民族客家方言群(原作者称之为“客家民系”)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客家研究导论》①。以该书的出版为标志，立足于现代学术规范的客家研究工作，遂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
从《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海内外学术界出版了大量有关客家源流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②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问世的众多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没有超过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即便是罗香林本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客家源流考》③一书，也基本上是因袭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的主要观点，只不过在材料上稍有补充罢了。
正因为如此，在学术史的分期上，我们可以把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的客家研究，笼统地归入罗香林所开启的学术传统。就研究范式(paradigm)而言，这一传统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中国历史的总体进程发出，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来辨析客家的渊源流变，在此基础之上，再对客家的民族归属问题进行判别，并由此得出客家并非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汉民族内部的一个系统分明、具有独特个性的“民系”等一系列重要结论;其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主要是以零星的正史材料和地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家谱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客家研究进人了学术上的突破时期。在这期间，以下几本著作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是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①该书初版于1994年，它是新时期中国大陆学术界研究客家源流的较早专著之一。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客家地区(主要是作者所熟悉的广东省梅州地区)历史时期人文事象的探讨，以及对客家文化与历史上百越文化的比较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期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是南迁的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
的中原人。”②
房学嘉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罗香林以来海内外学术界有关客家研究成果的全面否定。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所作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结论:其一，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或支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其二，客家是由于历史上的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自从罗香林的观点发表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客家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罗氏的上述观点为出发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房学嘉的这一观点，可谓石破天惊。
从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房学嘉的这一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对此，本人在拙著《客家学导论》中已作过详细的讨论。①不过，如果全面地看，该书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是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学术见解。长期以来，在罗香林“客家民系，最令人注意的，为狭义的种族思想及由此思想所表现的种种活动或行为”的观点影响下，②很多学者在探讨客家的源流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客家视为汉民族的“正统”所在。诸如所谓客家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民族意识的民系…“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③再如所谓“客家多为中原贵族名门的后裔，他们保持中原文化的传统，并为此而自豪……客家人的凝聚性是公认的事实，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不肯与外族通婚”，④等等。正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有关客家源流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一直无法超越罗香林的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些研究者在讨论客家的源流时，“或多或少渗进了种族主义、主观主义等不科学的方法、不正确的情绪”。⑤正因为如此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一谈到客家的源流，就仅仅把他们视为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试想，在今天的汉语各南方方言群中，有哪一个方言群的形成不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北方汉人南迁的同一部移民史背景下，不仅形成了客家方言群，而且还形成了昊方言群、湘方言群、赣方言群、闽方言群和粤方言群。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表明，单纯从北方汉人南迁的角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人的来龙去脉的。如果辨证地看问题，除了北方汉人南迁这一基本的线索之外，南方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开发的次第、原住民的构成等，恐怕都是形成汉语各南方方言群的重要因素。然而，长期以来，正是在这种种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客家问题研究者，看到的只是罗香林在多年前早就阐述过的汉人南迁这一基本事实，而无视甚至有意回避赣闽粤边的原住民与北方汉人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在客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日本学者中川学所批评的那样，这种“把客家的形成史，看成(是汉人)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历史阶段的一种研究，其根本动机终究是离不开把客家的源流看作是支撑古代中原王朝的一股力量。因而，由客家本身所作的客家研究，很自然的就归趋于其认同感的确认作业上。……试问，在讨论到客家迁徙到华南山岳地带获得安堵之际，是否应先探讨:客家先民与土著非汉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他们在相互之间是否有婚姻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加以讨论，却热衷于优先讨论证明客家为纯正的汉族。这种态度是颇值得商榷的。”①
如果避开《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的前述主要观点不谈，仅就作者在该书中所采用的研究路径来看，房学嘉的有关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首先，作者力图打破自罗香林以来一直局限于从汉人南迁史的角度来探讨客家源流的旧有格局，立足于赣闽粤边的人文地理背景，并试图从赣闽粤边的土著民族与土著文化的渊源流变中，对客家的源流和形成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尽管这一新的见解在总体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作者在运用传统文献材料的同时，还将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引人客家研究领域，并通过大量的田野 调查所得，分析客家人在血缘和文化两个方面与赣闽粤边土著民族(主要是较早时期的古越族和唐宋以后的畲族)之间的内在关联。①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突破了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为新时期客家研究范式的转换，作了有益的尝试。
其次是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②该书初版于1995年，是近十年来系统地研究客家源流及其形成过程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对客家研究领域多年来相沿成俗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一一予以廓清。例如，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一方面“以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分布”来“建立客家的界说”，③但是，另一方面又将客家与晋代的“给客制度”和唐宋时期的“客户”联系起来。④在这以后，很多人在讨论客家的源流时，都把客家与“给客制度”或“客户”联系起来。例如，邓迅之在《客家源流研究》一书中就认为:“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由此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⑤显然，在邓氏看来，客家的称谓最早来自于“给客制度”，至于唐宋时期的“客户”，只不过是政府簿籍对客家的专称而已。再如，雨青在《客家人寻根》一书中，甚至还专门列有《晋元帝给客制度》一节，借以说明客家称谓与“给客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在该节中有这样一段解说性的文字:“客家名称的由来，虽然出自晋元帝‘给客制度’的诏书。但是这里所说的‘客’，应该是广义的‘客’，而不是单纯地指今日客家人的‘客’。这种广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