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文献研究赣闽粤边的民族源流与早期区域开发 创建日期：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主要责任者：周雪香
主题和关键词：客家；历史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来源：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
摘要：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第69-73页
第二章 赣闽粤边的民族源流与早期区域开发
地理环境对语言(方言)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环境对人类活动的促进或限制来实现的。故而，环境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语言(方言)的空间形态和地理分布，但是却无法揭示语言(方言)的发生学机缘。就我们的议题而言，赣闽粤边的山形水势固然可以解释客家方言在这一区域的地理格局，但是却无法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解释客家方言一定会产生于这一区域的种种缘由。
那么，就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或影响着客家方言的生成呢?
众所周知，人是语言(方言)这一文化事物的创造者。因此，人的历史性活动—生产、生活、交往和迁移等，才是我们理解语言(方言)这一文化现象的关键因素。客家方言作为汉语的一个地域性变体，其生成的内在机理，也应该从生活在赣闽粤边的人的活动中求之。
以罗香林为代表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正是在这种内在理路的指导下开展起有关客家源流研究的。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罗氏写道:
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统，则在赵宋以后。宋、明人著作，颇言汀(即汀州—引者)、虔(即今赣南—原注)、南(即南雄—引者)、韶(即韶州—引者)居民语言之近于汉音者，而与南方其他华族及土人不相符合……可知是时华南诸汉族，各自演化，而客家方言，亦已渐成独立之系统。自元入主中国，华北汉语，变化尤巨，四声之入，以及合口之韵，即于是时消失，而闽北、闽东、赣北、赣西、粤南(指广、肇诸属—原注)、粤东(指潮属福佬居地—原注)诸地汉族，亦以自唐、宋、元以来与土著发生混化作用，即渐渐改变其语言，虽其韵部或声纽与唐音尚无绝大隔异，然其语句气息，已不能与唐声同日而语矣。客家一系，因僻处山地，外缘较少，虽其间亦曾稍受土著之影响，然其语言变化，尚不若华北诸汉族剧烈。故近日中外言隋唐古音之研究者，多于潮语、广语、福州语、浙东语外，而更注意于客家语言。①
这便是罗香林“就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布以建立的客家界说”。②根据这一界说，客家的源头始于永嘉之乱以后的北方汉人南迁。在这次南迁过程中，“中原第二支逃难的汉族，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中部，其近者则仍淹迹颖、淮、汝三水之间”，③唐代后期，在黄巢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又形成“客家先民第二次的迁移运动”，“这次迁移，其远者已达循、惠、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赣南各地。”④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客家“民系”正式形成。
就学术史的角度而言，罗香林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把客家方言的生成与北方移民的南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突显了人的历史性活动(迁移)与语言(方言)文化承传、发展和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客家方言的发生学原理。
然而，不容回避的是，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学术源流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的形成显然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汉语方言学的产物。根据这种传统的汉语方言学理论，所有的汉语南方方言都是由北方汉人南迁而带来的，南方方言的区域性差异及其文化特质，可以从北方汉人南迁的时代性差异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同一部北方汉人南迁史的大背景下，之所以会产生众多的汉语南方方言分支，原因就在于这些北方移民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移到南方不同区域的，故而他们所带来的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北方汉语。这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北方汉语，在传入南方的不同区域之后，便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汉语各南方方言分支。在这种历史主义的汉语方言演化理论的观照下，南方各方言分支都被视作为北方汉语的单向移植，至于南方各地的区域文化传统和文化底层，在其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起过作用、起着何等作用等问题，则被完全漠视。这种汉语方言的单线演化理论，投射在罗香林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就是把以“并司豫流人”为主体的北方移民，视作为客家方言生成的惟一因素，相应地，所谓“并司豫流人”也就当然地变成了客家人的直接源头。
《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后，罗氏这种“就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布以建立的客家界说”，遂成为经典性的结论。久而久之，一谈到客家的源流，便是所谓的“并司豫流人”;一谈到客家方言，便是所谓的盛唐音韵。于是，就像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一部客家方言群的形成与发展史，便成了“并司豫流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北而南作波浪式推进的历史。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作为客家人主要活动舞台的赣闽粤边，一直只是个“配景”，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抽象的地理空间，一个接纳“并司豫流人”南迁的“容器”，一个承接中原文化事物、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的“集装箱”。尽管在这一地理空间内，曾生活着众多的非汉族居民，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岁月里积累了悠久而独具区域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层，但是，在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都可以一概忽略不计。
当代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北方人口的南迁只能解释南方方言形成的部分原因。除此之外，南方各地的土著民族成分、区域开发次第、交通网络、行政建置、区域文化传统和文化底层等，都是形成各南方方言文化特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①客家方言的形成，当然也不会例外。
正因为如此，我们继前章讨论了作为地理场景的赣闽粤边之后，从本章开始将重点讨论作为历史场景的赣闽粤边。我们相信，只有真正进人赣闽粤边这个“现场”，通过梳理赣闽粤边的民族源流，研究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地揭示客家方言的形成之由，进而更加真切地把握客家方言群的来龙去脉。
一、赣闽粤边的早期居民蠢测
这里所说的“赣闽粤边的早期居民”，是指在北方华夏—汉民族人口大规模迁人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一毗邻区域内的居民。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有被称为“越”的古民族生活在中国的东南及南部地区。考古学界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便是由古越族人创造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②有学者在比较了南方各地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之后，认为这一文化可分成7个小区:即宁镇区(以南京、镇江为中心，包括皖南地区)、太湖区(包括杭州湾地区)、赣都区(以赣江、都阳湖为中心)、湖南区(洞庭湖周围及以南地区)、岭南区(包括广东以及广西的东部)、闽台区(包括福建、台湾以及浙江的南部)和粤东闽南区(包括福建九龙江以南和广东东江流域以东的滨海地区)。①从以上的地理格局来看，如果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果真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那么，赣闽粤边的最早居民应该是古越族人。
古越族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到了战国时代，已分化成众多的支系。故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文献中便出现了“百越”这一新的称谓。《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人高诱在注释《吕代春秋》的这段话时，将“扬汉之南”释为“扬州汉水南”。今人蒙文通在高诱注释的基础上，再作这样的发挥:“称扬州汉水者，盖以别于荆州汉水也。此扬州之汉水，当即《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之湖汉水。豫章古属扬州，故湖汉又得名扬汉。湖汉水上源颇多，故有湖汉九水之称，即今江西省赣江水系诸水也。则‘扬汉之南’即今赣江水系之南。赣江水系东以武夷山与福建分水，南以南岭与广东分水，是今福建、广东即《吕氏春秋》所谓‘扬汉之南，百越之际也’。”②根据蒙文通的这一解释，百越民族的地理分布便仅仅局限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然而，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赞日:“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臣赞所谓的“百粤”，也就是“百越”。显而易见，“自交趾至会稽”比“赣江水系之南”这一范围要大得多。换句话说，以上两种解释是相互歧义的。那么，如何来化解两说之间的歧义之处呢?我们认为，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吕氏春秋》中“扬汉”一词所代表的地理范围。高诱把“扬汉”解读为“扬州汉水”，而蒙文通则进一步把“扬州汉水”等同于湖汉水，这便是问题所在。其实，“扬汉”之“扬”并非“扬州”之“扬”，而应作“扬水”之“扬”解。据新近的古地理研究，“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连接汉水与长江。”③因此，所谓“扬汉”，实指扬水和汉水，“扬汉之南”实即扬水和汉水以南这一区域。换句话说，《吕氏春
地理环境对语言(方言)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环境对人类活动的促进或限制来实现的。故而，环境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语言(方言)的空间形态和地理分布，但是却无法揭示语言(方言)的发生学机缘。就我们的议题而言，赣闽粤边的山形水势固然可以解释客家方言在这一区域的地理格局，但是却无法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解释客家方言一定会产生于这一区域的种种缘由。
那么，就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或影响着客家方言的生成呢?
众所周知，人是语言(方言)这一文化事物的创造者。因此，人的历史性活动—生产、生活、交往和迁移等，才是我们理解语言(方言)这一文化现象的关键因素。客家方言作为汉语的一个地域性变体，其生成的内在机理，也应该从生活在赣闽粤边的人的活动中求之。
以罗香林为代表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正是在这种内在理路的指导下开展起有关客家源流研究的。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罗氏写道:
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统，则在赵宋以后。宋、明人著作，颇言汀(即汀州—引者)、虔(即今赣南—原注)、南(即南雄—引者)、韶(即韶州—引者)居民语言之近于汉音者，而与南方其他华族及土人不相符合……可知是时华南诸汉族，各自演化，而客家方言，亦已渐成独立之系统。自元入主中国，华北汉语，变化尤巨，四声之入，以及合口之韵，即于是时消失，而闽北、闽东、赣北、赣西、粤南(指广、肇诸属—原注)、粤东(指潮属福佬居地—原注)诸地汉族，亦以自唐、宋、元以来与土著发生混化作用，即渐渐改变其语言，虽其韵部或声纽与唐音尚无绝大隔异，然其语句气息，已不能与唐声同日而语矣。客家一系，因僻处山地，外缘较少，虽其间亦曾稍受土著之影响，然其语言变化，尚不若华北诸汉族剧烈。故近日中外言隋唐古音之研究者，多于潮语、广语、福州语、浙东语外，而更注意于客家语言。①
这便是罗香林“就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布以建立的客家界说”。②根据这一界说，客家的源头始于永嘉之乱以后的北方汉人南迁。在这次南迁过程中，“中原第二支逃难的汉族，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中部，其近者则仍淹迹颖、淮、汝三水之间”，③唐代后期，在黄巢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又形成“客家先民第二次的迁移运动”，“这次迁移，其远者已达循、惠、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赣南各地。”④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客家“民系”正式形成。
就学术史的角度而言，罗香林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把客家方言的生成与北方移民的南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突显了人的历史性活动(迁移)与语言(方言)文化承传、发展和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客家方言的发生学原理。
然而，不容回避的是，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学术源流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的形成显然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汉语方言学的产物。根据这种传统的汉语方言学理论，所有的汉语南方方言都是由北方汉人南迁而带来的，南方方言的区域性差异及其文化特质，可以从北方汉人南迁的时代性差异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同一部北方汉人南迁史的大背景下，之所以会产生众多的汉语南方方言分支，原因就在于这些北方移民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移到南方不同区域的，故而他们所带来的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北方汉语。这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北方汉语，在传入南方的不同区域之后，便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汉语各南方方言分支。在这种历史主义的汉语方言演化理论的观照下，南方各方言分支都被视作为北方汉语的单向移植，至于南方各地的区域文化传统和文化底层，在其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起过作用、起着何等作用等问题，则被完全漠视。这种汉语方言的单线演化理论，投射在罗香林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就是把以“并司豫流人”为主体的北方移民，视作为客家方言生成的惟一因素，相应地，所谓“并司豫流人”也就当然地变成了客家人的直接源头。
《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后，罗氏这种“就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布以建立的客家界说”，遂成为经典性的结论。久而久之，一谈到客家的源流，便是所谓的“并司豫流人”;一谈到客家方言，便是所谓的盛唐音韵。于是，就像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一部客家方言群的形成与发展史，便成了“并司豫流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北而南作波浪式推进的历史。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作为客家人主要活动舞台的赣闽粤边，一直只是个“配景”，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抽象的地理空间，一个接纳“并司豫流人”南迁的“容器”，一个承接中原文化事物、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的“集装箱”。尽管在这一地理空间内，曾生活着众多的非汉族居民，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岁月里积累了悠久而独具区域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层，但是，在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都可以一概忽略不计。
当代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北方人口的南迁只能解释南方方言形成的部分原因。除此之外，南方各地的土著民族成分、区域开发次第、交通网络、行政建置、区域文化传统和文化底层等，都是形成各南方方言文化特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①客家方言的形成，当然也不会例外。
正因为如此，我们继前章讨论了作为地理场景的赣闽粤边之后，从本章开始将重点讨论作为历史场景的赣闽粤边。我们相信，只有真正进人赣闽粤边这个“现场”，通过梳理赣闽粤边的民族源流，研究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地揭示客家方言的形成之由，进而更加真切地把握客家方言群的来龙去脉。
一、赣闽粤边的早期居民蠢测
这里所说的“赣闽粤边的早期居民”，是指在北方华夏—汉民族人口大规模迁人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一毗邻区域内的居民。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有被称为“越”的古民族生活在中国的东南及南部地区。考古学界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便是由古越族人创造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②有学者在比较了南方各地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之后，认为这一文化可分成7个小区:即宁镇区(以南京、镇江为中心，包括皖南地区)、太湖区(包括杭州湾地区)、赣都区(以赣江、都阳湖为中心)、湖南区(洞庭湖周围及以南地区)、岭南区(包括广东以及广西的东部)、闽台区(包括福建、台湾以及浙江的南部)和粤东闽南区(包括福建九龙江以南和广东东江流域以东的滨海地区)。①从以上的地理格局来看，如果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果真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那么，赣闽粤边的最早居民应该是古越族人。
古越族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到了战国时代，已分化成众多的支系。故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文献中便出现了“百越”这一新的称谓。《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人高诱在注释《吕代春秋》的这段话时，将“扬汉之南”释为“扬州汉水南”。今人蒙文通在高诱注释的基础上，再作这样的发挥:“称扬州汉水者，盖以别于荆州汉水也。此扬州之汉水，当即《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之湖汉水。豫章古属扬州，故湖汉又得名扬汉。湖汉水上源颇多，故有湖汉九水之称，即今江西省赣江水系诸水也。则‘扬汉之南’即今赣江水系之南。赣江水系东以武夷山与福建分水，南以南岭与广东分水，是今福建、广东即《吕氏春秋》所谓‘扬汉之南，百越之际也’。”②根据蒙文通的这一解释，百越民族的地理分布便仅仅局限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然而，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赞日:“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臣赞所谓的“百粤”，也就是“百越”。显而易见，“自交趾至会稽”比“赣江水系之南”这一范围要大得多。换句话说，以上两种解释是相互歧义的。那么，如何来化解两说之间的歧义之处呢?我们认为，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吕氏春秋》中“扬汉”一词所代表的地理范围。高诱把“扬汉”解读为“扬州汉水”，而蒙文通则进一步把“扬州汉水”等同于湖汉水，这便是问题所在。其实，“扬汉”之“扬”并非“扬州”之“扬”，而应作“扬水”之“扬”解。据新近的古地理研究，“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连接汉水与长江。”③因此，所谓“扬汉”，实指扬水和汉水，“扬汉之南”实即扬水和汉水以南这一区域。换句话说，《吕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