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族融合与客家方言群的形成
    以江西中北部移民后裔为主体的赣闽粤边居民共同体，之所以最终没有像潮州地区的居民成为福佬人那样，成为赣方言群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汉语方言群—客家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六朝至唐宋时期辗转迁徙而来的苗瑶语族先民，在赣闽粤边的居民格局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陆续播迁而来的苗瑶语族先民，在不断地融合当地土著民族的血缘与文化之后，最晚于南宋时期正式在闽西南和粤东北一带形成为畲族。畲族在闽西南和粤东北一带形成之日，正是赣闽粤边的汉族人口持续增长和区域开发节奏不断加快之时。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区域开发节奏的不断加快，原先主要生活在平原河谷地带的汉人与基本上生活在高山岭谷地带的畲族之间的相对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相互间的联系与交往遂由此而展开。正是在这种联系与交往之中，赣闽粤边的汉族与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畲族之间，展开了血缘与文化上的融合。客家方言群正是伴随着双方在血缘与文化上的融合进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南宋以降赣闽粤边的畲族与汉族之间的血缘与文化融合，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赣闽粤边的民族格局和语言文化版图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并聚居于赣闽粤边的畲族，一部分融进了当地的汉族社会，从而成为客家方言群的另一个重要源头;另一部分则星散四方，播迁到福建省的东北部、浙江省的南部、江西省的北部，甚至远徙到安徽省的中部一带。据上个世纪80年代的调查，“畲族总人口约368000余人(1982年)，其中福建省208000余人，浙江省147000余人，江西省7000余人，广东省3000余人，安徽省l000余人。他们居住分散，大多有自己的聚居村落，交错杂处于汉族村落之中，也有村落是畲、汉两族人民杂居在一起，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①而作为畲族发祥地的赣闽粤边，后来非但没有大片的畲族聚落，而且连畲族的人口也屈指可数(整个赣闽粤边的畲族人口尚不足50以〕)。②对于那些散处各地的畲族而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与赣闽粤边的汉人发生血缘上的融合，但是，客家方言群的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依然深刻而且久远。上个世纪50和80年代的两次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结果表明，由赣闽粤边原聚居地播迁到各地的畲族，不仅被迁人地的汉人称为“客家”，而且有时还自称“客家”。例如，居住在浙江景宁县东衙村山腰间的畲族，“自称SAN HAK，音译‘山客’，汉人叫他们‘客家人’，说他们是以后迁来的客人，有时称‘畲民’，但比较少。这些称呼在很久以前就有，是表示客气的。他们对汉人也自称‘客家人’或‘畲民’。”③更为重要的是，后来的畲族尽管星散四方，但是，他们的语言却基本一致。除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和博罗一带约有l000多的畲族人口(占畲族总人口的4输)讲苗瑶语族苗语支的畲语之外，其他星散各地、占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都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言。④从被称为“客家”，到自称为“客家”，再到99%以上的人口都讲客家方言，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们并没有与赣闽粤边的汉族发生血缘上的融合，但客家方言群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对他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一直聚居在赣闽粤边的汉族而言，他们与畲族之间血缘与文化上的融合，不仅壮大了自身的人口规模，而且还使得其原有的语言文化特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赣闽粤边的语言之所以由原来的早期赣语转而演变成为一支独立的汉语方言—客家方言，畲族语言(指尚未被客家方言同化的畲语，在语言的谱系上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加人，应该是促成这一演变的不可忽视的介质。至于畲族在衣食住行、耕作方式、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对客家方言群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是史迹昭昭，斑斑可考。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赣闽粤边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如果没有畲族文化的参与，也就不可能形成具有浓郁地域特征和强烈个性色彩的客家文化。
    南宋以降共同生活在赣闽粤边的畲族和汉人之间，是如何展开其血缘与文化融合的?这种融合又是如何具体而微地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格局和语言文化发展逻辑的?这种改变对于客家方言群的形成与发展而言又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本章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详细的讨论。
    一、赣闽粤边民族融合的展开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当第一批苗瑶语族的先人首次踏上赣闽粤边的那块土地的时候，他们与先期而来的汉人之间的融合就已开始。不过，从总体上来看，由于那时赣闽粤边的汉族人口规模不大，尤其是在闽西和粤东北一带，汉族人口极其有限，故而双方之间联系与交往也不可能十分频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双方之间比频繁的联系与交往，开始于南宋时期。由于靖康之乱后江西中北一带移民的大规模南下，加之赣闽粤边自身人口的不断增长，故，从南宋中期开始，赣南和闽西一带的人地矛盾持续紧张。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原本习惯于在平原河谷地带从事生产与生活的汉人，开始向丘陵和半山地带拓殖，以开垦新的耕地。在赣南，以地处南岭九连山地区的安远县为例，南宋淳熙年间(1174一1189)，该县彝客户合计5422，但是，到宝庆年间(1125一1227)，已增长到9157，①增长率几达70%，远远高于赣州同一时期的平均增长率。②这一事实说明，最晚从南宋中叶开始，赣南南部山区一带的开发，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在闽西，李纲在南宋初年就有“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的议论。③随着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由平原河谷地区向半山一带推进，汉人和畲族之间的交往开始日益增多，双方的融合也由此展开。南宋人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一文，就透露出当时畲汉融合的诸多历史讯息—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恫，茹苇极目，林普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远矣。凡溪恫种类不一，曰蛮，日摇，日黎，曰蜒，在漳者日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技止于机毒矣，汀、赣贼人(疑当为“入”—引者)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压栖谷汲，如操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恬众据险，剿掠省地。
    壬戌(理宗景定三年，即1262年)腊也，前牧恩泽侯有以其始，无以淑其后。明年秋解去，二悴迭摄郡，冠(当“寇”—引者)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帅调诸寨及左翼军统领陈鉴、泉州左翼军正将谢和，各以所部兵会合捕，仅得二捷。寇暂退，然出没自若，至数百里无行人。事闻家，调守，而著作郎兼左曹郎官卓侯首鹰妙选。……侯榜山日:“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儿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伴安土著。或畲长能帅众卿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投，当调大军，尽锄巢穴乃止。”命陈鉴畲招谕。令下五日，畲长李德纳款。德最反复莱黯者。于是九畲酋长相继受招。西定，乃并力于南。……南畲三十余所长，吝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
    二畲既定，津民始知有土之乐。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孙者。彼畲易尝读范史(指范哗《后汉书南蛮传》—引者知其鼻祖之为盘护者?殆受教于华人耳。此亦溪恫禁防懈然软!①
    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赣闽粤边的民族融合进程，是在宋室南渡的大背景之下展起来的。宋室南渡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原先地处边睡的闽粤边，遂成为距离政治中心不远的“近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央政府对这一带的控制不断加强，“畲民不役，畲田不税”的历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