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文献研究人口流动与客家方言群 地域格局的变迁 创建日期：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主要责任者：周雪香
主题和关键词：客家；人口；方言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来源：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
摘要：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第244-248页
第七章 人口流动与客家方言群地域格局的变迁
前一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客家方言群是宋元时期赣闽粤边畲汉民族融合的产物，而客家方言则是由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所带来的早期赣语与早期畲语融合而成的。正因为如此，客家方言群的形成，并非意味着当时生活在赣闽粤边境内的所有居民都是这一群属的成员;同样，客家方言的形成，也并非意味当时整个赣闽粤边境内都通行这种方言。
既然客家方言(群)是赣闽粤边畲汉融合的产物，那么，其原初的中心区域就应该在畲汉两个民族最容易产生接触和交流的“锋面”地区。这里所谓的“锋面”，有两个层次的意思:其一，就区域发展的整体态势而言，该区域的内部开发已由河谷平台地区推进到高山岭谷地带，这是推动生活在该区域内的畲、汉双方进行接触和交流并最终走向融合的决定性力量;其二，就人口的分布格局而言，畲、汉两个民族在该区域内都有着相当大的人口规模，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就无法保证双方融合的充分展开。从南宋以降赣闽粤边区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锋面”区域，大致在零都—石城—宁化一线以南、龙川—兴宁—梅州一线以北、零都—信丰—龙南一线以东、宁化—上杭—梅州一线以西这个范围之内。其整体的地理格局，大致沿着武夷山(南段)—罗浮山系与南岭九连山系这一“十”字型轴心展开。对应于元代的行政区划，这个“锋面”区域则包括赣州路属下的零都、石城、瑞金、会昌、安远、信丰和龙南7县，汀州路属下的宁化、长汀、上杭、武平4县，循州属下的龙川、兴宁、长乐以及梅州属下的程乡4县。
如果把这一“锋面”区域与现代客家方言群的地理格局进行一比照，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但是，客家方言群由“锋面”区域向周边区域的迁移，以及其他方言群向赣闽粤边的人口迁移，则是形成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本章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明代客家方言群由“锋面”区域向周边区域迁移史实的梳理，借以分析客家方言群的发展及其地域格局变迁的历史过程。
一、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流动
元代以降，随着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运动的结束，赣闽粤边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大量地接纳北方的移民人口，尤其是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人口。与这一总体的趋势相对应，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迁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唐宋时期，北方移民、尤其是赣中北一带的移民，总是利用地利之便，首先迁人赣南，然后再通过赣南绾结闽西和粤东北的通道，陆续迁人闽西和粤东北一带。正因为如此，就赣闽粤边内部而言，其人口迁移总是由西向东、自北而南展开的。赣南对于赣中北一带而言，是移民人口的接纳地，但是，对于闽西和粤东北而言，则是移民人口的输出地。从明代开始，尽管赣南还在向闽西和粤东北一带不断地输出人口，但是，闽西和粤东北一带的人口，也在悄悄地向赣南转移，从而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现象。赣闽粤边内部人口流动现象的产生，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而流民群体的产生，则是推动赣闽粤边内部人口流动的历史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流民”，与明代官方所谓的“流民”概念不尽相同。按《明史食货志》的解释，“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这里所谓的“流民”，则是指那些既非由官方组织迁移、又未获得官方允许并且长期未被编人迁人地户籍的流动人口。有明一代，赣南既是赣闽粤边流民人口的最大输出地，又是流民人口的最大接纳地。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伴随着赣南的流民输出和对外来流民的接纳而展开的。正因为如此，以下的论述将围绕赣南而进行。
宋元之际，赣南境内的人口骤然下降。南宋宝庆年间(1225一1227)，赣州在籍户数为321356，①以每户平均5口计，总人口超过160万。从宝庆年间到南宋覆灭的祥兴二年(1279)，尚有50多年的时差。假定在这50多年里赣州的人口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至3%c的最低水准之上，那么到了元初，其总人口也应该不下200万。但是，《元史》登录的赣州路人口尚不足30万。②直到明初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赣州的人口也只有37万左右，③百余年间，人口减少了100余万，只及南宋宝庆年间赣县一县的人口规模。④导致宋元之际赣州人口骤然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赣州一带是文天祥举兵勤王的中心区域，文天祥部与元军在这里曾展开反复的拉锯战。连年的战火使得使赣州地区的人口损耗极大。尤其是赣州东南部一带的石城、瑞金、零都、会昌、信丰、安远和龙南等县，由于地处赣南给结闽西和粤东北的要冲之地，是文天祥部与元军周旋的战略腹地，故而人口损失尤其严重。南宋宝庆年间，上述7县的在籍户数分别是14714、28251、37105、22116、54423、9157和9234，但是到了明初的洪、武二十四年，分别只有3807、1421、3911、691、638、293和260，⑤下降的幅度分别达71.4%、95%、89.4%、96.9%、99.8%、96.8%和97.2%。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地处赣南西侧的南安(元代改南安军为南安路，仍领有大庚、南康和上犹3县)一带，由于宋元之际的战火基本上未曾殃及，故而人口不降反增。据《元史》记载，元代初年，南安路的总人口为50.4万，①超过了赣州。这也从反面证明，宋元之间的战争，是导致赣州境内人口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其次，进人元代以后，赣南境内自然灾害频发，瘴病肆虐，瘟疫流行。仅《元史》一书记录的赣南境内重大自然灾害和饥荒就有数起之多。如，“(延佑元年，1314)九月，赣州……水，发凛减价贩果”，②，’(延佑二年)五月，赣州、南安……等处饥，并发凛贩果”。③又如，“(至治元年，1335)，赣州……淫雨”。④再如，“(泰定元年1324)十一月，南安、赣州等路饥，贩果有差”，⑤“(泰定四年)闰九月，建昌、赣州、惠州诸路饥，贩米四万四千石”，⑥等等。除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外，赣南南部山区一带，还不时为瘴病之气所笼罩。据时人姚隧在《平章政事大司农史公神道碑》一文中记载:“大德之元(即大德元年，1297)，迁江西左承，俄移湖广左承一年，复江西左承，以屯田赣州，军兵多死瘴病，与广东宣慰司加民丁粮于田租外者，皆罪之，召人为 大司农。”⑦直到明代后期，潘季驯在一份报告中仍然奏称:“照得赣州府属长宁(今寻乌县)、定南二县，原为贼窟，续因剿平诸酋，建立县治，设治官寮，一方生民，不胜大幸。但近日以来，据长宁县申称，知县沈文渊沾染瘴气，十分危笃，随任家口，病亡殆尽，乞要休致。又据定南县申详，知县费价履任未几，即患瘴病，水土不服，不能供职，乞放还乡。……查访二县，委系虔南边徽，山谷丛深，人烟稀少，春秋之际.岚瘴为多。官兹土者，必两广、福建之人，始能无患。”⑧宋末元初的战火、连年的重大自然灾害和饥荒加之烟瘴肆虐的自然环境使得赣南一带瘟疫时发。据文献记载，有元一代，发生在江西境内“大疫”或犷疫病”就有多次。如，“至正三年(1343)，(江西全省)疫。”①又如，“(至正十四年，1354)夏四月，江西、湖广大饥甚众。”②赣南地处江西的南部，山高林密，天气炎热，因此疫情自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在赣南的周边地区，也时有疫情发生。如，(至顺二年，1331)夏四月，衡州路属县比岁旱蝗，仍大水，民食草殆尽，又疫病，死者十九。”③再如，“至正四年，汀州……夏秋疫。”④再如，“(至正)十九年春夏，广东南雄路大疫。”⑤以上所举衡州、汀州和南雄等地，均与赣南毗邻，故而，这些区域的疫情也会及赣南一带。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就认为，瘟疫是继宋元战争之后致赣南境内人口骤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⑥至于瘟疫到底造成赣境内多大规模的人口耗减，由于文献的失载，目前还无法确定。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南宋以降赣南境内人口的直线下降过程中，疫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赣南西南部的南安一带为例，如前所述，未经宋元之际战火殃及的南安3县，元初的人口已达30.4万。但是，到了明代初年，这里的人口已降至:.;万，⑦百年之间，人口损失20多万，降幅达76%。元代南安境内的人口锐减，除瘟疫之外就很难用其他的原因来加以解释。
进人明代以后，赣南境内的户口数依然呈不断下降的态势，而绝对的降幅很大。为便于比较，我们将明代赣州和南安两府的历年户口数列表如下:
前一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客家方言群是宋元时期赣闽粤边畲汉民族融合的产物，而客家方言则是由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所带来的早期赣语与早期畲语融合而成的。正因为如此，客家方言群的形成，并非意味着当时生活在赣闽粤边境内的所有居民都是这一群属的成员;同样，客家方言的形成，也并非意味当时整个赣闽粤边境内都通行这种方言。
既然客家方言(群)是赣闽粤边畲汉融合的产物，那么，其原初的中心区域就应该在畲汉两个民族最容易产生接触和交流的“锋面”地区。这里所谓的“锋面”，有两个层次的意思:其一，就区域发展的整体态势而言，该区域的内部开发已由河谷平台地区推进到高山岭谷地带，这是推动生活在该区域内的畲、汉双方进行接触和交流并最终走向融合的决定性力量;其二，就人口的分布格局而言，畲、汉两个民族在该区域内都有着相当大的人口规模，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就无法保证双方融合的充分展开。从南宋以降赣闽粤边区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锋面”区域，大致在零都—石城—宁化一线以南、龙川—兴宁—梅州一线以北、零都—信丰—龙南一线以东、宁化—上杭—梅州一线以西这个范围之内。其整体的地理格局，大致沿着武夷山(南段)—罗浮山系与南岭九连山系这一“十”字型轴心展开。对应于元代的行政区划，这个“锋面”区域则包括赣州路属下的零都、石城、瑞金、会昌、安远、信丰和龙南7县，汀州路属下的宁化、长汀、上杭、武平4县，循州属下的龙川、兴宁、长乐以及梅州属下的程乡4县。
如果把这一“锋面”区域与现代客家方言群的地理格局进行一比照，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但是，客家方言群由“锋面”区域向周边区域的迁移，以及其他方言群向赣闽粤边的人口迁移，则是形成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本章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明代客家方言群由“锋面”区域向周边区域迁移史实的梳理，借以分析客家方言群的发展及其地域格局变迁的历史过程。
一、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流动
元代以降，随着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运动的结束，赣闽粤边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大量地接纳北方的移民人口，尤其是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人口。与这一总体的趋势相对应，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迁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唐宋时期，北方移民、尤其是赣中北一带的移民，总是利用地利之便，首先迁人赣南，然后再通过赣南绾结闽西和粤东北的通道，陆续迁人闽西和粤东北一带。正因为如此，就赣闽粤边内部而言，其人口迁移总是由西向东、自北而南展开的。赣南对于赣中北一带而言，是移民人口的接纳地，但是，对于闽西和粤东北而言，则是移民人口的输出地。从明代开始，尽管赣南还在向闽西和粤东北一带不断地输出人口，但是，闽西和粤东北一带的人口，也在悄悄地向赣南转移，从而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现象。赣闽粤边内部人口流动现象的产生，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而流民群体的产生，则是推动赣闽粤边内部人口流动的历史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流民”，与明代官方所谓的“流民”概念不尽相同。按《明史食货志》的解释，“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这里所谓的“流民”，则是指那些既非由官方组织迁移、又未获得官方允许并且长期未被编人迁人地户籍的流动人口。有明一代，赣南既是赣闽粤边流民人口的最大输出地，又是流民人口的最大接纳地。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伴随着赣南的流民输出和对外来流民的接纳而展开的。正因为如此，以下的论述将围绕赣南而进行。
宋元之际，赣南境内的人口骤然下降。南宋宝庆年间(1225一1227)，赣州在籍户数为321356，①以每户平均5口计，总人口超过160万。从宝庆年间到南宋覆灭的祥兴二年(1279)，尚有50多年的时差。假定在这50多年里赣州的人口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至3%c的最低水准之上，那么到了元初，其总人口也应该不下200万。但是，《元史》登录的赣州路人口尚不足30万。②直到明初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赣州的人口也只有37万左右，③百余年间，人口减少了100余万，只及南宋宝庆年间赣县一县的人口规模。④导致宋元之际赣州人口骤然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赣州一带是文天祥举兵勤王的中心区域，文天祥部与元军在这里曾展开反复的拉锯战。连年的战火使得使赣州地区的人口损耗极大。尤其是赣州东南部一带的石城、瑞金、零都、会昌、信丰、安远和龙南等县，由于地处赣南给结闽西和粤东北的要冲之地，是文天祥部与元军周旋的战略腹地，故而人口损失尤其严重。南宋宝庆年间，上述7县的在籍户数分别是14714、28251、37105、22116、54423、9157和9234，但是到了明初的洪、武二十四年，分别只有3807、1421、3911、691、638、293和260，⑤下降的幅度分别达71.4%、95%、89.4%、96.9%、99.8%、96.8%和97.2%。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地处赣南西侧的南安(元代改南安军为南安路，仍领有大庚、南康和上犹3县)一带，由于宋元之际的战火基本上未曾殃及，故而人口不降反增。据《元史》记载，元代初年，南安路的总人口为50.4万，①超过了赣州。这也从反面证明，宋元之间的战争，是导致赣州境内人口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其次，进人元代以后，赣南境内自然灾害频发，瘴病肆虐，瘟疫流行。仅《元史》一书记录的赣南境内重大自然灾害和饥荒就有数起之多。如，“(延佑元年，1314)九月，赣州……水，发凛减价贩果”，②，’(延佑二年)五月，赣州、南安……等处饥，并发凛贩果”。③又如，“(至治元年，1335)，赣州……淫雨”。④再如，“(泰定元年1324)十一月，南安、赣州等路饥，贩果有差”，⑤“(泰定四年)闰九月，建昌、赣州、惠州诸路饥，贩米四万四千石”，⑥等等。除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外，赣南南部山区一带，还不时为瘴病之气所笼罩。据时人姚隧在《平章政事大司农史公神道碑》一文中记载:“大德之元(即大德元年，1297)，迁江西左承，俄移湖广左承一年，复江西左承，以屯田赣州，军兵多死瘴病，与广东宣慰司加民丁粮于田租外者，皆罪之，召人为 大司农。”⑦直到明代后期，潘季驯在一份报告中仍然奏称:“照得赣州府属长宁(今寻乌县)、定南二县，原为贼窟，续因剿平诸酋，建立县治，设治官寮，一方生民，不胜大幸。但近日以来，据长宁县申称，知县沈文渊沾染瘴气，十分危笃，随任家口，病亡殆尽，乞要休致。又据定南县申详，知县费价履任未几，即患瘴病，水土不服，不能供职，乞放还乡。……查访二县，委系虔南边徽，山谷丛深，人烟稀少，春秋之际.岚瘴为多。官兹土者，必两广、福建之人，始能无患。”⑧宋末元初的战火、连年的重大自然灾害和饥荒加之烟瘴肆虐的自然环境使得赣南一带瘟疫时发。据文献记载，有元一代，发生在江西境内“大疫”或犷疫病”就有多次。如，“至正三年(1343)，(江西全省)疫。”①又如，“(至正十四年，1354)夏四月，江西、湖广大饥甚众。”②赣南地处江西的南部，山高林密，天气炎热，因此疫情自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在赣南的周边地区，也时有疫情发生。如，(至顺二年，1331)夏四月，衡州路属县比岁旱蝗，仍大水，民食草殆尽，又疫病，死者十九。”③再如，“至正四年，汀州……夏秋疫。”④再如，“(至正)十九年春夏，广东南雄路大疫。”⑤以上所举衡州、汀州和南雄等地，均与赣南毗邻，故而，这些区域的疫情也会及赣南一带。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就认为，瘟疫是继宋元战争之后致赣南境内人口骤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⑥至于瘟疫到底造成赣境内多大规模的人口耗减，由于文献的失载，目前还无法确定。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南宋以降赣南境内人口的直线下降过程中，疫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赣南西南部的南安一带为例，如前所述，未经宋元之际战火殃及的南安3县，元初的人口已达30.4万。但是，到了明代初年，这里的人口已降至:.;万，⑦百年之间，人口损失20多万，降幅达76%。元代南安境内的人口锐减，除瘟疫之外就很难用其他的原因来加以解释。
进人明代以后，赣南境内的户口数依然呈不断下降的态势，而绝对的降幅很大。为便于比较，我们将明代赣州和南安两府的历年户口数列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