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与聚合之间:梅县松口陈氏抉云楼个案初探
                             庄英章  赵树冈
    近来在台湾中港溪流域的苗栗三湾发现陈姓宗族族谱与二百余件古文书，其中包括土地租赁买卖契约、家产析分书、遗书，以及松口溪南上寨抉云楼颖川陈姓十四世祖宝源公原乡家书。陈姓宗族原籍在嘉应州松口堡(目前的梅县松口镇)溪南上寨井下，十一世祖陈继先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来台，宝源公原乡家书的内容，反映出光绪年间分住松口与三湾两地陈姓宗族成员的联系，包括商品与财物的往来，移居外地的宗族成员与祖居地同一支系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批资料，尤其是原乡家书，对于两岸客家地方社会的比较研究而言，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
    过去由于资料的限制，当我们进行区域研究，尤其是地方社会的比较研究时，经常只能进行概括性的描述，而无法进行深人的描述与分析，以至于经常看到的是粗具型式的骨架，而缺乏血肉，也就是缺乏家族或个人的细致资料。长久以来，无论历史学或人类学者对“史料”的运用各自提出了批判，同时对“史料”的性质提出了探讨，这也正是人类学者希望透过“贯时性”研究将面临的问题。对于人类学者希望搜集民间的、散落在家庭或小区的原始资料来说，确实有相当的困难。即使幸运得到一笔珍贵的资料，往往也会出现诊释的问题。例如.相同的事件在不同的史料中或许有叙述的差异，我们如何对不同的文本进行诊释与理解，是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共同的工作，人类学者的深入访谈、跨文化比较等方法，在这个时候也适时地发挥作用。
    我们基于结合人类学与史学的基本立场，希望利用古文书及族谱等资料，在一个历史脉络下比较陈姓宗族在佩湾与松口的发展，并探讨台湾客家与原乡客家聚落的形成与差异。未来希望透过田野考察与文献研究累积的成果，从历史文化、环境适应、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在贯时性的脉络下掌握生态、历史背景对三湾以及松口社会文化基本特质的持续或变迁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将检视两地客家习俗如何被创造，哪些习俗仅是原居地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再生产，又有哪些习俗是透过特殊历史事件，超越既有意识形态，创造出具有地方意识的客家习俗。经由贯时性的脉络，或许可以进一步理解客家甚至汉人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质，以及维持社会文化持续或导致变迁的基本动因。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借由分居两地的陈姓宗族成员的互动，反思过去探讨台湾汉人社会发展的“土著化”或“内地化”模式。
    一、松口与苗栗中港溪流域的客家研究
    梅县在清代属嘉应州，位居闽、粤、赣佩省边界，是客家社会文化的中心，也是台湾客家族群的原乡之一。但是梅县客家的学术研究，迟至1992年才在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教授的主持下正式展开。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在2000年筹划的“梅江流域(韩江上游)客家传统社会与生计”研究，利用田野研究方法，以乡镇为单位，探讨各田野地的传统社会结构、族群互动与历史变迁。1992年至2002的10年当中，梅县梅江沿岸的客家调查资料已奠定重要的基础。①
    松口镇位于梅县东北，居梅江下游北岸。该地虽处山区，但因松江贯穿境内，水路交通亦相当发达，溯松江而上可通梅城、兴宁、五华，顺流而下则可达潮州、汕头。房学嘉在参与“梅江流域(韩江上游)客家传统社会与生计”研究后，出版《围不住的围龙屋:粤东古镇松口的社会变迁》(2。。2年)一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与古文书资料，探讨松口的家族、宗族与民间宗教组织，以及墟市与庙宇及宗族的关系。②当前松口陈姓宗族成员大约500多人，主要居住地集中在洋坑村的小溪南岸，宗教信仰中心为福兴宫梅西圣王。③2006年元月，本文作者利用短暂时间再次走访松口，经由房学嘉教授的安排，在抉云楼短暂停留，与陈姓宗族成员进行简单的访谈，但实际的田野工作有待日后逐步进行。未来将利用《围不住的围龙屋》以及房学嘉采集的族谱以及古文书契，作为客家原乡的主要参考资料，也将进一步搜集及分析目前保存在松口的陈氏族谱及相关资料，并尝试与三湾陈姓宗族资料进行串连。
    庄英章与陈运栋过去曾进行苗栗中港溪流域靠山区的头份镇三践与南庄两乡的宗族与开发史研究，④以及头份陈家的糖廊经营个案研究，试图从中探讨清末中港溪流域的开发。①通过这些研究发现中港溪流域的开发大约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这一时期是大陆移民来台最盛的时段，移人汉人多为广东嘉应州的客家人。乾隆初期中港溪流域的垦民大多并未打算农耕定居，仅作季节性迁移，即使是定居下来的垦民，也酿资派族人回本籍祭祖。到了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由于人口繁衍，渐感回本籍祭祖诸多不便，若干有才干能力者遂倡设蒸尝。他们以契约认股的方式，共同出资购买祭田，作为祖宗血食之用。这种蒸尝组织在垦民心目中，除了尊祖敬宗，尚有共同投资、相互扶持之目的。
    根据上述头份宗族团体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地宗族与其他地区相同，至少有两种基本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合约字为基础所组成的会份尝，另一种是以阉分字为基础组成的血食尝。这两种宗族团体，虽然都称之为蒸尝，但结构却有极大差别，社会历史背景也完全不同。前者乃移垦初期，垦民基于互助与土地投资的意愿，以契约认股的方式联合组成的宗族团体。后者系边疆环境渐趋开发而进人所谓“土著化”或“内地化”的社会时，以慎终追远、纪念祖先为目的之传统宗族，派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参照房份之方式，可说是一种在本土发展出来的宗族团体。在头份发现的合约字会份尝，表面上是以祭祀先祖为目的，实际上是一种土地投资团体，也就是透过宗亲的关系聚集劳力与资本，积极从事垦辟工作。几个大垦号都出现在移垦后期，也就是在咸丰年以后，移垦初期反而多以姓氏为基础的垦辟团体为主。可见会份尝在汉人拓垦过程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会份尝在设立过程和分配制度的特性，也充分反映出移垦社会的特质。
    从以下三湾陈姓宗族资料可以发现，陈姓宗族成员来台的时间点与当地大多数客家移民相同，但从宝源公的原乡家书可以发现过去对台湾宗族的发展模式的认识似乎有待修正，原乡与移居地宗族成员之间，无论实质或观念上强烈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一直持续相当长时间。
    二、三湾陈姓宗族史料初探
    目前掌握的三湾陈姓宗族资料除族谱与世系表外，主要的古文书可分为以土地房产为主的买卖租赁契约、阉分契约、收据，以及官方发给的“丈单”、“凭单”，年代从嘉庆二年(1797年)至1949年。这些资料大致反映出陈氏宗族在台发展过程，以及宗族对于族产的析分与处理方式。另一批重要的资料为陈姓十四世祖宝源公的原乡家书，记录了光绪六年(1880年)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之间，松口亲族与宝源公的交往。宝源公的父亲为乙士公，大约在嘉庆、道光年间至三湾定居。从宝源公的原乡家书可以发现，至迟在光绪年间，他与松口的叔婶或子侄辈亲属还有密切往访，在生活物资方面亦经常互通有无。
    我们目前仅能掌握松口寄往三湾单方面的通信记录，但是从来函内容，也不难推知宝源公的去信。从这批书信的信封可以发现，信件的传递主要是依赖松口抉云楼陈姓宗族成员赴台之便转交，反映出两地宗族成员在当时往返于松口、三湾两地的频率颇高。寄交书信者以宝源公的嗣母李氏最为频繁。从书信内容得知，李氏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己身无出，家族大小情事多以书信告知宝源公，有关家产析分与过继等重大事件，甚至希望宝源公返乡亲自处理。如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嗣母李氏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