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责任者:陈丕显
主题和关键词:客家;方言;客家话
出版者:闽西客家学研究会
来源:客家纵横
摘要:客家纵横第83-87页
《切韵》的全浊声母和客语的送气清音
蓝小玲
作为汉语一大方言的客家话,它的读音有一点很引人注意,那就是《切韵》的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它都读为送气清音,从赣南、闽西至粤东、四川、台湾,所有客语区都相一致,这是人们早已了解的一个特点。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浊音清化送气”这一特征并非客语所独有,在北方话中,如山西、河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还有在粤语中,、在赣语、闽语中,也都有这一现象存在,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一问题呢?本文即试图说明“浊音清化送气”可作为客语的特征之一,探讨浊声母的读音与演变。
首先必须指出,除了客方言,其余的不论是北方话、吴语、闽语,还是粤语、赣语,都不能说是一致存在这一特点的。这“一致”既可理解为指所有次方言,也可以理解为指《切韵》所有浊音字都读为送气。《切韵》全浊声母在各大方言中的读音是:昊语湘语均为不送气;可以平仄来划分界限的有闽语,古全浊仄声在闽语都不送气,全浊平声在闽语一部分送气,如“头”、“搪”,另一部分为不送气,如“投”、“堂”;粤语是介于客语和闽语之间的,它的平声都送气,仄声只有少数白读为送气,如“弟”、“淡”、“重”等,可见它的送气字较闽语多,但在整个音系中,浊音仄声头气还不是主流,也未见有什么规律,看来并不是它的基本特征。需要说明的就是北方话和赣语了。北方话还有少数地区浊音的仄声也如客语读作送气。笔者曾调查过河南灵宝县方言,全浊声母今读一律送气;山西省闻喜方言,也同灵宝方言读作送气清音;(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87.1)苏北南通、泰州等地也有此特点.(袁家弊《汉语方言概要》)而赣语的浊音送气比北方话更为一致,范围更大,这是否意味着,“浊音清化送气”不足以作为划 分方言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它并不是客方言的特征之一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将客方言的特殊形成历史考虑在内。据前贤考证,客家来自中原地区,唐末宋初为避故乱而大批南徙,如此,中原客先民旧居地就是客家的“源头”了。客先民迁至南方后,客家群体与中原旧地的北方人群体就成为互不交往的两个群体,他们原先共同使用的语言(这“共同”当然是相对而言,不能排除原有一些方言差别),一被带至南方,一仍留在旧地。南北汉人的语言自那以后就依照各自的方向、速度进行演变,逐渐成为两种不同的方言。“方言的形成是由于一种语言分裂成地方片断之后,就不能在所有的片段里顺着同一沿流流动。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它不能顺着一个绝对同一的沿流流动。一种语言的总沿流有它的深度,表层的速度比较大。某些情节上,方言分流得很快,正说明这些情节在语言本性上只占比较非基本的地位,不比变得较慢的情节,那是远在方言已经变成互不相识的形式之后还能共同保持下来的。”(萨王尔《语言论》)萨王尔强调语言中的基本特征会被努力保持下来,哪怕这语言已分裂成方言。因此,尽管南北汉人已分成两个群体,时间与地理的因素使他们所操的语言演化为两种方言,但原先的“基本情节”却完全可能被保留下来,从目煎已掌握的资料看,这“基本情节”就只剩下“浊音送气”了。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客语和北方话各自演变的结果,是偶然的巧合。但这并不是最好的解释,正如霍凯特所说的:“互不来往的两群或两群以上的人们不可能作出相同的发现或发明,也就是所提到的‘特征’不可能平行地产生。”(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上文提到的河南灵宝县,旧属司州弘农,是客先民居地之一;山西闻喜县则属晋南,在上党的西南方向灵宝的西北方向,应属客先民居住区域;而苏北南通、泰州也与客先民居住区域地理相连。客先民离开旧居地已有上千年之久,到达闽粤赣也至少七、八百年了。在时间与地理都分隔的情况下,要想“偶然”地平行产生这一特征,内部又是如此一致,实是极不可能的。笔者认为这是它们原有的基本特征的共同保留。
那么,赣方言的浊音送气又该如何解释呢?袁家弊先生在《汉语方言概要》中对赣方言所作的说明是特征不很突出,分布的疆界不很明确。单从描写研究上着眼,江西南部可以叫客赣方言,湖南江西二省相邻的县和湖北东南角可以叫湘鄂赣方言。以南昌话为赣语代表,它的词汇似乎更接近吴、湘、江淮诸方言,而与客家话并没有特殊的亲密关系。罗常培先生倾向于以浊音送气这一特点将客赣两个方言划归在一起,而这一特点在湖北八县(划归赣语)中只有四个县符合。因此袁先生认为:“方言间语音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可能的……必须找出历史发展的线索,说明两个方言的确经过一个共同时期,才能算是同一方言的不同分支。”笔者认为,赣语的这一现象是受客语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知道.两个群体只要互相接触,就难免引起语言上的交互影响,而这影响还往往是单向的。客家的三次迁徙,都与江西发生过关系。从时间看,与江西的关系有上千年的历史,客先民一批批的来到江西、经过江西。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在如此密切的接触中,来自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原人民的语言特征在江西一带被传播、被吸收,也是不足为奇的。“语音或者发音上的某些特殊方式,有在连成一片的地域上散布的趋势,有点象文化的因素那样,从一个地理中心幅射出来……在语音方面,一种语言主要关心的是保持它的语音格局,而不是个别声音本身。那么,就没有理由说它为什么不可以无意识地吸收已经钻进了它的不同程度的个人变异里的外语声音,只要新变异(或加强了的旧变异)和本地的沿流方向一致。”(萨王尔《语言论》)笔者认为,浊音读送气清音的特点是第二期客家所遗留下来的.比较可能的是.唐末宋初浊音已开始清化之时,客先民离开了本土,而在吴楚方言区,部分方言也正要开始这一演变.当客先民来到这一地区后,浊音变送气清音这一变异形式就在江西地域散布开了,江西当地方言,包括与江西交界的湖南平江、浏阳、酸陵等地的方言,甚至包括湖南东部的好几个县(客家经过之处)就吸收了这佩特点,浊声母清化为送气.这个新变异与当地浊音清化的沿流方向是基本一致的,而吴语和长沙等湘语则按自己的方式演变。至此,赣语才以语音接近客语,词汇接近吴语的形式显露出来。正因为赣语的浊音送气是这样形成的,这一特征在赣语内部就远没有客语内部那么一致。如江西修水方言古浊音读送气与次清声母合一,但音值却是浊音,在安义县的老年人中也保留同一现象。(万波同志提供)再如德安方言古全浊声母今有读【b一、d一、g一〕一类浊音的,有读送气的清音浊流的,还有读不带浊流的送气清音的,同一字可能有时这样读,有时那样读。星子方言古次清声母今有读浊音的,也有读送气清音浊流或送气清音。(颜森《江西方言的分区》、《方言》1986.6)尽管这些方言的清浊并无音位对立,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一点江西地区早期方言的痕迹。当这些方言接受客语的特点,将浊音与次清合为一类时,原先的特点却也并未完全丢弃,于是有的方言将浊音的音值保留下来,当然保留的程度各不相同.在赣东北地区,属赣语的景德镇与乐平的方言浊音读送气清音,而属徽语的婆源话古全浊促声读送气,而舒声的送气却仅限于从母,如“坐”、“在”、“象”等为送气,“道”、盘”、“群”、“近”等则不送气,(叶祥菩《赣东北方言的特点》、《方言》(1986.2)浊音朝两个方向演变。这是因为它未彻底接受客语的特点,客语的影响到这里只剩一个“余波”,只有人声比较彻底,浊音与次清合为一类。从浊音送气在江西等地的不同反映,可以推测客先民人赣的聚居地和迁移的大致路线。
总之,现代汉语方言中,浊音送气这一很突出的语音现象不是在山西、河南,在江西、湖南、江苏,在客方言区各归各地演化出来的。这种平行的现象说明河南、山西、苏北等地某些方言与客语在历史上是有关系的,它们本是同一方言或极为接近的方言,这一平行现象与客家迁移有着密切关系。而江西、湖南等地的这一语音特征则是受客语影响而形成的,这些地区是客家南徙的中途停靠站、客语的特征在这些地区扩散.由于这一音变并不影响这一地区方言的语音沿流,于是就为它们所接受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把“浊音清化送气”作为客方言的特征之一。它不但不会使客方言的面貌不明,界线不清,相反,我们可以它为线索,弄清客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关系,找到客方言的“源”、“流"及客家迁徙的大致途径,它还能在民族迁徙对语言的影响这一问题上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当然,“浊音清化送气”只是作为客方言的特征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特征。如果只用一个特征就能划出某一语言或方言,当然是很理想的,但实际却不易做到。薛凤生先生给官话拟了十条测验条例,作为一个方言是否属于官话的检验标准,按其重要性定下顺序。对于应该用几条标准来划定官话界线,他作了如下说明:“人类的社会活动是复杂多端的,当一个地区发生了独特的音变而形成方言时,该地区的人民与其他地区的人民仍会有或多或少的接触。该方言的特色可能渐次波及其他方言,其他方言的特色也可能波及这一方言,方言学中的所谓波浪式理论就是根据这个现象提出来的。因此,在讨论官话与非官话的不同时,就不可能只用一条规律把它们区分开来,而必然涉及好几条规律,用这儿条规律的总和而不是其中的某一条作为官话的特性.换句话说,这几条规律中的某一两条可能也影响到了某些非官话方言,但只有官话才包含这些规律的全部。”(《北京音系解析》)薛先生认为官话应包括这十条标准的前六条。如此,将客语内部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