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家民系之形成
        王  东
    一、引言
    一九三三年，中国客家问题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罗香林教授，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将近二十年后，罗先生又写出了该书的续作《客家源流考》。这两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客家问题的研究已由原先零星而又直观的描述，转而向系统理论和宏观概括
的方向发展。
   《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的划时代成就，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其一，罗先生从考镜客家的渊源流变之角度，厘清了客家的种族属性，论证了客家乃汉民系的一个“民系”(a bronch of the nationality)，从而为探讨客家文化的承传与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石。其二，大胆地运用了将家谱材料与正史记载相互结合和相互印证的方法，从而在文献材料上，为客家问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自此之后，海内外研究客家问题的学人，无不以罗先生的上述两大成就为其出发点.而且，时至今日，有关该课题的研究，能够在基本界说和理论体系方面全面突破先生之成就者，于海内外学界，均不多见。
    罗先生把客家界定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但是。他对“客家民系”形成之认识，却值得后人推敲。这里谨就手头现有之资料，略陈己见，以求教于海内外师友。
    二、“五代宋初”说之质疑
   《客家研究导论》在叙述客家先人的南迁时指出:
    “客家先民的移民运动，在五代或宋初是一种极其显著的事象，‘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时.”①
    同书在征引了罗翰青教授关于客家问题研究的通信之后，接着又说;
    “……观此种种，可知客家的形式年代，确在赵宋初年。’，②显而易见，罗先生把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基本上框定在五代至宋初。
    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罗先生对“五代宋初”说又有进一步的申述。他在对客家先民的南迁途径和分期进行总结之后，进而指出:“按民系形成，实基于外缘、天截，和内演三种重要作用……这便是民系形成的通则，客家民系如何形成问题，自然也要拿这通则来解释。”⑧据此，他认为，“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④
    在这以后，海内外客家问题研究者，基本上都因袭罗先生的这一意见。故而，陈运栋先生于七十年代末写作《客家人》一书时，曾总结说:“客家先民的南迁，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所谓‘客家民系’，则推定在赵宋以后。这种根据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分布建立的客家人界说，为此后的客家研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①
    按陈运栋先生所说的“赵宋以后”，似乎与罗先生的“五代至宋初佩有所出人.但这只是望文生意之解。考陈先生之本意，所谓“赵宋以后”，也就是指赵宋年间.故而，陈先生在同书中又就:“检讨客家人的祖先，虽说是来自中原然而孕育客家民系的温床，则在闽粤簸三角地区，其形成的年代，则始于五代以后，直到宋初。”②显然，之与罗先生的“五代宋初”说别无二致。
    诚如陈运栋先生所说，罗香林先生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划定在五代宋初，是“根据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分布而建立的客家界说”。《客家研究导论》中征引的罗斡青教授的那封信，也完全是基于方言而立论的。⑧固然，某种方言的形成及其分布.是确定某一民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仅仅以方言作为标志，并不能准确地揭示某一民系形成。因为民系的形成，除了方言之外，尚有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心理认同等众多因素。操同一方言的，并不一定就属于同一民系，如同操客家方言的客家人与舍族人，不仅不是一个民系，而且还是不同的种族;同样，同一民系的居民，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方言。就客家民系来说，宋陈一新《赡学田碑》等记载，固然表明了北宋时期闽、粤、赣三角地带居民所操方言与当时周边各方言系统的区别;但是，这些记载只是说该地区居民“风声气息颇类中州”，④而没有提及该地区已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方言系统.而且，作为晚近到达闽、粤、赣三角地区的中原汉人.他们在北宋时期“风声气息颇类中州”，并与先期到达的中原汉人在方言上有些区别，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仅仅从这一方言的区分上，来证明客家民系形成于北宋，实在是牵强之论。
    其实，罗先生把客家民系形成时期划在五代宋初，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他认为历史上的客家来源于宋代的“客户”.这一观点，他早在《客家研究导论》中就有所论述，在后来的《客家源流考》中，又有进一步的阐述。他说:“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①晋代“给客制度”中的“客”，是指逃避战乱、灾荒和赋税而流离失所的农民，也就是历史上的所谓“流民”、“流人”、“佃客”、“荫客”等，它与后来形成为独特民系之客家，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宋代的所谓“客户”，是与“主户”相对应的一种称谓，前者是指没有土地、不承担国家赋役的人，而后者指占有土地、承担国家赋役的农户。故而，所谓“客户”与作为一个独特民系的“客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据北宋王存等人所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代的“客户”不仅存在于闽、粤、赣交界地区，而且还遍布其它各地。这也足以证明，“客户”与“客家”是两种毫无关系的历史事象。误把“客户”看作为“客家”的簿籍专称，并据唐宋时已有“客户”的事实，就把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划定在五代 宋初，这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从二次移民运动看客家民系之形成
    更应该看到的是，如果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框定在五代宋初，那么，将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北宋以后.南迁的中原汉人中，有很多人后来又成为客家?对此，罗香林先生曾解释说:“自然，客家里面的分子，亦极多在南宋或元、明、清以至近代始自外地或别系才人其内的。然此实无碍其系统和性质的传演，亦无需以此逐怀疑其民系形成的年代。盖民系的形成，纯基于自然和人为二环境大部分的变化，成为一特殊民系以后，则此民系的活力及其社会遗业，又可发生一种相当的势力以维系其民系形式上的存在，与夫固有特性的传演……”。也就是说，南宋以后南迁的中原汉人，有一部分演化为客家人，完全是为先期形成的“客家民系”之同化所致。对一些零星、分散的移民来说，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是，对北宋末年的那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运动来说，这种解释则不无偏颇。
    众所周知，民系的同化与重新组合，与民族间的同化和改组一样，一般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原先的民系或民族在人口数盆上，远远多于新来的居民或民族;其二，原先的民系或民族，在文化上优越于新来者.唯有具备上述二个条件，该民系或民族才有可能同化新来的移民，并使之渗透到原先的民系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之中，从而成为其系统里的“分子”。北宋时期生活于闽、粤、赣交界地带的早期中原移民，是否具备这二个条件呢?
    先从文化方面来看，无论是北宋时期生活于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早期中原移民，还是北宋末年以降迁徙至客家大本营地区的新近中原移民，他们同属于汉民族，都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其大文化背景，不存在前者的文化优越于后者文化的问题.而且，恰好相反，在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彻底南移完成之前，中原地区才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从中原地区新近迁人客家大本营的移民，比北宋时期生活于闽、粤、翰交界地区的早期中原移民，在文化态势上理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看移民人数。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迁徙，主要有两次，一次发生在西晋末年，另一次发生在北宋末年.尽管西晋末年的中原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