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①
          吴 福 文
    唐末至北宋的演进脉络，犹如重演晋末至唐的社会历史，即都是由长期的分裂和动荡而走向相对安定的全国统一，所不同的是前者分裂与动荡的空间比后者更为广泛，几乎唐王朝所统御的区域都遭受了这种悲惨的历史命运。然而。奇特的是，这时的闽粤赣边区—其中尤其是闽西和粤东，却依然如同以前而基本未遭战火的洗劫。这种不平衡的社会形势，加上闽粤翰边区固有的汉化基础与巨大的开发潜力，促使了唐末至北宋比以往有更多的北方移民流人闽粤赣边区.
    比起上一历史时期流寓闽粤赣边区的北方汉族移民，在唐末至北宋不仅移民的来源更为广泛，而且移民的数量也更加庞大。据抽样统计:今日客家姓氏中有一半“是在唐末至宋初迁人闽粤赣边区的峋然而，以往却有不少客家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汉人南迁的时间和动因是唐末黄巢起义，并且还普遍以葛藤村的传说认为黄巢曾用兵于闽西宁化。这些说法其实是遗漏并不符历史事实的.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在唐末以来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移民流人闽粤赣边区.事实上这一历史时期汉人移民的大量流人，其时间与动因除唐末黄巢起义而使大半个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外。还有五代各地割据势力的纷争与残杀，和北宋软弱国力与消极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另外，闽粤赣边区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唐末至北宋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唐末至北宋移民背景勾勒
    唐王朝经“安史之乱”的严重摧残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都朝衰败的方向迈步，特别是到了唐末时期.这种悲惨而罪恶的命运已到了病人膏育的境地。唐爵宗(860一873)时.刘允章便上书直陈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国有九破”，“民有八苦”。所谓“九破”，即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贵奢膺、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赂贿公行、长吏残暴、斌役不等和禄多税少;而“八苦”则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催收赋税官吏)乞敛、替逃差科(替逃亡农民出差赋)、冤屈难伸、饥冻无依、疾病缺治。其结果使得“夭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⑧事实上，这种现象早在宪宗(805一820)时就已非常严重，白居易诗“幼者形不敝，老者体无治。”④“典桑卖地纳官租’嘴等等，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李渤在宪宗末年的上书更说，渭南(今陕西)长源乡旧有人家四百户，现只剩百余户;阅乡县曾有人户三千，今仅存千户。其他州县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李渤指出，农民这样大量逃亡的原因，是官吏的残酷搜括聚敛，“惟思竭泽，不虑无鱼。”而不逃亡的人家又得承担已逃者的赋税份额，于是又造成新的逃亡的出现。前赴后继的逃亡“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毗而农民的大量逃亡，又给地主官僚提供了大肆兼并土地的机会，因而到蛇宗末年间变成“富者有连降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更加剧了贫富不均的悬殊。在这种形势下,农民暴动就成为必然。
    早在宣宗时期，今四川与湖南就有小规模的区域性农民起义;⑦而到了瓣宗初年，今浙江与广东又分别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油这些农民运动虽然都被唐朝政府镇压下去，但结果却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于是，在嘻宗乾符元年(874)，终于爆发了燃起于淮州(今河南范县)和曹州(今山东曹县北)的王仙芝与黄巢率领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不出几年，起义的烈火便燃遍了中原大地，特别是乾符五年王仙芝战死而领导权归于黄巢之后.起义军更是势如破竹:由山东进河南，而后南下渡江突人江西并占虔(今赣州)、吉(今吉安)、饶(今波阳)、信(今上饶)诸州再转安徽⑨，接着进浙江自蔺州至闽北建州(今建欧县)攻占福州，此后沿l阂东南沿海转广东并占广州，并由广州北上人广西、湖南、湖北，再顺长江东下进入江西而占赣东北的饶州(今波阳县)，又人安徽至河南……到广明三年十二月五日(881年1月8日)攻占长安。以后起义军失守长安又在中原辗转征战了近十年之久。所以，这次长时间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征战，对于瓦解和摧毁腐朽的唐王朝政权，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在黄巢农民军进军与攻伐的过程中，因遭唐军与地方恶势力的抵抗、镇压乃至秋后算账所带给沿途人民的灾难，也是极其深重和残酷的，所以，在这时有无数原籍于战区的无辜人民都遭受了死亡或逃流的悲惨命运。
     然而，唐代中国特别是中原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并没有因黄巢起义失败而终结，反而从此更加残酷和凄惨。经受这次农民运动沉重打击的唐王朝在奄奄一息之际，不仅更加衰弱和腐朽，而且已更加无力控制各地割据势力并反而遭后者的干涉，在嘻宗中和二年(882)叛变黄巢的朱温(降唐后被改名为朱全忠)当起唐朝的宣武节度使之后，终于在昭宗天佑四年(907)废唐自立而建朝为梁(史称后梁)，揭开了五代十国纷争动荡的历史序幕.
    所谓五代.即指先后占据中原的后梁(907一923)、后唐(923一936)、后晋(936一946)、后汉(947一955)和后周(951一960)五个朝代。其中除后唐都洛阳外，其余均建都开封，并且后唐、后晋与后汉的开国君主都是沙陀部族人。至于十国，则指与五代并列而主要割据于淮水以南的政权.他们是:吴(902一937.都杨州)、吴越(907一978，都钱塘，今杭州)，南汉(907一971，都番禺，今广州)、楚(907一951，都潭州，今长沙)，前蜀(907一925，都成都)，闽(909一945，都福州)、荆南又名南平，(924一963，都江陵)，后蜀(934一9“，都成都)，南唐(937一975，都扬州)和北汉(951一979，都晋阳，今太原)。。五代直接控制的区域，后梁只有今河南全境与陕西、山东、湖北的大部，以及宁夏、河北、山西、甘肃、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后唐、后晋和后汉控制的地区虽有所拓展，但仍十分有限;只有后周将南境延伸到今湖北、安徽和江苏境内的长江北土。这五个朝延尽管其各自控制的区域广狭有所不同，但当时在他们之外的割据势力都基本向他们表示臣服，因而在政治上都居于重要地位。由于五代的开国君主都是以前朝方镇的身份和力量通过非常手段夺取政权，并且多是好斗善武的异族人氏，所以，动用武力、施行暴政和军事攻伐基本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为夺取或捍卫政权，各军事力量甚至自身内部之间常发生战争，并且以各种惨无人道的军事与暴力形式施加于人民，正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说:李克用(后唐始祖)自潞州争山东，而三州之民俘掠殆尽，稼墙绝于南亩;朱温攻时溥，徐、泅、旅三州之民不得耕获，死者十之六七;秦宗权(黄巢义军叛徒)寇掠焚杀，北至滑卫，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届江淮，极目千里，无复烟火，还把尸体腌为腊肉充当军粮;孙儒攻陷东都，环城寂无鸡犬，引兵去扬州，悉焚庐舍，驱丁壮与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李罕之领河阳节度使，以寇钞为事，数百里间田无麦禾，邑无烟火，其惨象达十年之久.安定时期，他们也滥用种种严刑峻法及横征暴敛施苦于人。真所谓“若此凡数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极乎不忍见不忍言之惨。’，。十国的区域除闽、吴和前蜀稍好一些，其余与五代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统治者也是割据各地的大小军阀，全是凭武力或镇压农民起义或发动武装政变而自立为王。正如出身行伍而被后晋封为节度使的安重荣所谓:“今世夭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佩宁有种耶?’，。他们在各自统治的区域都基本以武力来维护或被吞并，所以，王夫之称朱温篡唐到北宋统一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战国焉允矣:略因此，在五代这种充满恐怖和血腥的社会里，广大群众为避免坐以待毙的命运，其出路也只有两条:一是武装暴动，以武力对抗暴力。事实上在五代约半个世纪里所爆发的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北方陈州(今河南淮阳)就有毋乙和董乙领导的反抗后梁暴动，而南方则在粤北循州(今广东惠阳)与赣南虔州(今赣州)出现了张遇贤领导的起义;二是迁徙逃亡，逃往偏僻或较为安宁的地区以躲避暴政的压迫。
    至于北宋时期，尽管这个封建王朝具有二百二十七年的统一历史，但是，它与之前统一时间较长的汉、唐两个朝代相比，无论在社会政治还是军事外交方面都是最为脆弱无力的.从公元960年赵匡撤篡周至公元979年宋太宗平灭北汉，在这二十年的北宋初期，统治者主要精力在忙于统一的工作，局部的战争与动荡经常不断.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结束之后，虽然北宋王朝在经济生产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和努力，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由于统治者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时，主要是为了防范之前长期存在的藩镇跋雇及其造成的人民反抗而对皇权的削弱与威胁，这就不可避免使其政策实施起来产生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其中与移民现象最密切的就是军事制度的改革，以及协调剥削阶级利益的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实施。
    由于赵宋王朝是以发动军事政变而建立的，因而对于后人步已后尘特别敏感并严加防范。从赵匡撤开始就加强对各级军事权的剥夺以归于皇帝一身，以致于形成一种将帅分离与兵将疏隔的军事体制，极大地削弱了军队应有战斗力.所以，当北宋与其北邻相继日益强大的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较量中，从一开始就连防御目的也难达到，唯有在不断巨额赔款与裂土的耻辱中苟延残喘。而贪得无厌的异族统治者又得寸进尺，经常以战争和掠夺手段来补充自己的难填欲壑，于是，北宋时期中原以北地区战乱不断，不少人民除遭异族的杀戮与掳掠外，就是往内地乃至南方迁徙，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