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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者：福建上杭客家联谊会
来源：上杭客家第五期
摘要：上杭客家第五期第192-196页
上杭客家 诗画之乡
“嫉俗语多愤，忧国心难忘”
—评《丘荷公诗文选》
温祖荫
荷公名馥(1874一1950)，民国后更馥为复，字果园，别号荷生。公者，里人尊称也。他生活于清末至民国期间，系前清举人，“南社”诗人，梅州嘉应大学教授，全国参议员。他一生拳拳，优国忧民，热心乡梓，创办学校，编撰志书，著作等身。其著述虽未镌刻出版，但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下来，保存完好(藏于福建师大图书馆)。近年其裔孙丘其宪研究员，择其精要，羞编为《丘荷公诗文选》出版。披阅几过，得益颇多，感受至深，十分崇拜先生的学识、
为人。
《丘荷公诗文选》按其内容，可归纳为六类。一、抨击专制，主张共和。
荷公生活于中国历史变革时期，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时代。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的失败，使广大仁人志土认识到不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就不可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而建立民主共和体制，才能适应世界潮流发展的趋势。荷公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极为不满。他在《读史》一诗中曰:“可知专制政，民久思脱绥”，“吾悲千载下，专师秦始皇”。
在荷公思想上，对他有重大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该社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柳亚
子等人，社名有“操南音不忘本”之义。他们树起了反清革命的旗帜，写作了许多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诗歌。荷公在寄“南社”友人曹耐公诗中回忆说:“忆昔纪年初，同登傀儡场;满地皆疮疾，当道多豺狼;环视民疾苦，隐痛背刺芒;锐志谋兴革，建议关梓桑。”真实地写出了当时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锐志改革的情景。二是他和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的结交。荷公在26岁时认识逢甲，后成为同宗好友，同游、同宿、同唱和。他十分崇敬逢甲爱国言行，称之为“天生伟人为民国，民国成立完天职;集梁公才与公德，万古不灭视此刻。”
1911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的弱点，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阴谋认识不足，革命胜利果实为反动派所窃取，“民国”被军阀统治所代替。这使荷公黯然神伤，他在诗中写道:“一支灿烂自由花，嫩蕊柔条爱护加;何意狂风摧折甚，眼看黯淡物无华。”又说:“平生梦想今安在?国体共和尚未和。”尤其是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派人暗杀了“同盟会”中坚，“南社”成员宋钝初(教仁)，更引起荷公愤怒，他在《哭宋钝初》一诗中日:“可怜中国人心死，如此人才忍杀之!今日哭公无限恨，令人倍忆晋姐鹿。”
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未成，他在全国人民一片声讨声中死去。荷公闻讯欢呼雀跃，立即写诗道:“流血纵横真满野，断头侥幸未登台;新华春梦今应醒，遗奥徒留万古哀。”同年，他在潮州参加庆祝共和复活的提灯会，又写诗曰:“人心不死魔王死，还我共和庆再生;愿与国民同保护，永消在璐放光明。”然而，时隔不久，“辫帅”张勋，趁北洋军阀内哄之机，带兵人京，上演了一幕复辟闹剧，旋即失败。荷公写诗讽刺道:“始终谋捧日，反复都翻云;纵谓甘奴隶，应无第二助。”(《悼张勋》)
民国以来，国家乱象以及军阀混战的局面，荷公在(十三年元旦放笔》一诗中，作了概括的描写:“梦如乱丝国大乱，一波未定又一波;始也南北两对峙，继也南北相混和;俄犬投骨争不已，嘴鸟求食交为圈;朝握手兮夕反噬，后弃甲兮前倒戈;名曰护法法益坏，谓将讨绒绒益多;谁兵谁绒不复辞，奸淫劫掠皆姿哆;树根木皮到削尽，蔽筋击健其如何;…雄鹅生卵马生角，年年望治空磋陀。”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侵略我中华。荷公气愤地写诗日:“不义多行终自毙，同仇共起已皆然”，他料定敌寇必遭失败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他抑制不住内心快乐，写诗曰:“还我河山复旧脸，高歌英笑老扰狂;根除览草平侈寇，手植梅花拜郑王。”尤其是令他振奋的是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强行割去的台湾，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写诗曰:“家祭毋忘告乃翁，念台何日敢忘胸;汉家旧物今光复，第一完成继志功。”由此可见荷公炽热的爱国之心，读他的诗文犹如读了半部近现代史。
二、表彰斗士，褒扬忠烈。
荷公在诗文中对明代以来忠义之士有诸多的表彰，尤其是对杭邑的文人志士。明末上杭官田人李鲁曾为隆武帝驾前兵部职方司主事，汀州被清兵攻陷后，隆武蒙难。他得悉后，痛苦万分，以头触门石而死。荷公为他写了《己酉秋日过平湖，拜前明李职方先生墓诗并序》和《明上杭李职方公墓表》等诗文，详细撰写了他的传记，表彰他的忠肝义胆，诗曰:“望帝魂归泣杜鹤，孤巨身死心不死;汀州城破何仓黄，明社己屋天无光。”
上杭人刘廷标在明末官任云南永昌通判，因忠于明室，全家80余口遭死难。其弟廷枢，料理完兄丧事后，也自级身亡。荷公为他写《刘节憨公弟廷枢补传》，并赞曰:“夫忠义之气亘古为昭，史册所载凛凛有生气。读其书者尚知感愤，况乡先生大节，顾可任其湮没不彭哉!”刘鳌石为廷标之孙，少负才名，返杭著有(天潮阁诗文钞)，他终生以不仕进，不娶妻，萌其志。荷公写《上杭刘鳌石先生传)和(重刊<天潮阁集>序》等文，对刘鳌石先生一家遭难，深表同情，钦佩其气节。他说:“先生少婴丧乱，以祖、父皆死国难，胸中抑郁牢愁，常迫发而不能自己，故其发为文章，多自寄其悲愤。”
清末丘梦洲、丘景福和丘凤墉分别为上杭湖梓乡和东溪乡人，参加义军，醉心于排满革命，失败后，一一被县令龚时富杀害。荷公为此十分愤慨，写了(上杭三烈士传》，怒斥“一日杀三士”的刽子手，表彰了烈士们慷慨捐躯的行为。
晚清上杭中都仙村人邓流任监察御史，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邓滋曾上奏朝廷，建议将收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道光皇帝准奏，于是在虎门焚毁鸦片二万余箱，荷公为其写《清按察使衔皖南道介搓邓公传》，褒扬了邓公凛然正气的一生。荷公表彰以上忠烈，无非是激发国人爱国之心，积极参与反帝和反封建压迫的斗
争。
三、感时愤世，心系赤子。
这类诗歌荷公写的最多。民国后共和体制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太平康乐的生活，荷公盼望自由民主的理想也逐渐化为泡影。他在诗中写道:“窃钩者诛窃国侯，纵横大盗满神州;平民痛苦豺当道，乱世人才格一丘。”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广大人民饱受苛捐杂税、通货膨胀之苦。社会上赌博、漂娟、吸食鸦片，层出不穷;官府贪污受贿，世风日下;加上兵痞横行，到处拉夫抓丁，百姓奔走哀号，畏兵如畏虎狼。荷公在《兵来行》诗中揭发道:“兵来逢人便捉夫，一去无由卜生死;任重致远肩脾强，鞭鉴呵叱同牛羊;甚或搜牢如搜胜，乡民畏兵扰畏狼。”在(捉夫行》中又写道:“妇呼益哀兵益怒，执枪东刃势用武;路旁寂窦少行人，街上砰磅争闭户。”这类诗歌犹如杜子美的(三吏》、《三别》，这样的大兵和土匪又相差几何呢?
全国通货膨胀，钞票贬值，人心惶惶，百姓生括陷人更加困顿的境地。荷公写了《物贵》、《米价一首》、《酒贵》、《贵谷》等写实诗篇，揭发道:“肉贵斤途十二倍，酒资升费五千国”，“只今斗米值万钱，不必远溯乾隆年。”在(过旧年》—诗中，荷公描绘了一幅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百货都昂过旧年，油盐柴米贵无边;破衣欲补难寻布，饱饭真艰况食鲜;纸票有人携入厕，华堂何处闹呼拳。”
荷公一生中大半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他能深切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辛。因此，农民的生活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他写作了《悯农叹》、《悯农》等诗。他盼望农民有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久晴不雨，或久雨不晴，都给农民带来无穷灾难。他在(苦晴》中写道:“只今不雨途两旬，一望田禾都委靡。”但雨水多了，又给烟农造成巨大的损失，烟叶霉烂了，农民无法晒烟换米炊，只得“忍饥挨饿雨淋漓”了。更有甚者是自然灾害不断降临，荷公为农民苦难深深感到叹息。我们从他写的《雹灾》、《虫害》、《兽疫》等诗中可以看到。雹灾破坏了农田。击毁了房屋，使农民流离失所;虫灾则使“一昔苗尽枯，腹田等荒坝”;瘟疫使鸡犬无存，耕牛病段，耽误了农时，这样农民只好“郁郁日在疚”，“呼天望矜宕”了。
在《车夫叹》中，荷公还描写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车夫，他为赚钱养母，终日拉车不止，累得气喘嘘嘘，手发烫。荷公十分感慨地写道:“穷人力苦食不饱，富家安坐收租足;世界日日言大同，何时饱享大同福?”
荷公描写穷人的生活，常与富人豪奢的生活相对比。他在《贵谷》中写道:“斗谷五千钱，富囊嫌未充;坐拥千斯仓，酒肉厌肥浓;可怜耕田农，朝夕缺珍要。”荷公在这里谴责了为富不仁的豪绅阔佬们，同时，也谴责了那些漠视人民生死的官老爷们。他在《虫害》一诗中写道:“大官坐堂皇，沈醉枯精醉;俄拜亦平常，安分莫窃骂。”这里可以看到官府不仅置百姓生死龄不顾，还要他们缄默不
“嫉俗语多愤，忧国心难忘”
—评《丘荷公诗文选》
温祖荫
荷公名馥(1874一1950)，民国后更馥为复，字果园，别号荷生。公者，里人尊称也。他生活于清末至民国期间，系前清举人，“南社”诗人，梅州嘉应大学教授，全国参议员。他一生拳拳，优国忧民，热心乡梓，创办学校，编撰志书，著作等身。其著述虽未镌刻出版，但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下来，保存完好(藏于福建师大图书馆)。近年其裔孙丘其宪研究员，择其精要，羞编为《丘荷公诗文选》出版。披阅几过，得益颇多，感受至深，十分崇拜先生的学识、
为人。
《丘荷公诗文选》按其内容，可归纳为六类。一、抨击专制，主张共和。
荷公生活于中国历史变革时期，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时代。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的失败，使广大仁人志土认识到不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就不可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而建立民主共和体制，才能适应世界潮流发展的趋势。荷公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极为不满。他在《读史》一诗中曰:“可知专制政，民久思脱绥”，“吾悲千载下，专师秦始皇”。
在荷公思想上，对他有重大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该社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柳亚
子等人，社名有“操南音不忘本”之义。他们树起了反清革命的旗帜，写作了许多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诗歌。荷公在寄“南社”友人曹耐公诗中回忆说:“忆昔纪年初，同登傀儡场;满地皆疮疾，当道多豺狼;环视民疾苦，隐痛背刺芒;锐志谋兴革，建议关梓桑。”真实地写出了当时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锐志改革的情景。二是他和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的结交。荷公在26岁时认识逢甲，后成为同宗好友，同游、同宿、同唱和。他十分崇敬逢甲爱国言行，称之为“天生伟人为民国，民国成立完天职;集梁公才与公德，万古不灭视此刻。”
1911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的弱点，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阴谋认识不足，革命胜利果实为反动派所窃取，“民国”被军阀统治所代替。这使荷公黯然神伤，他在诗中写道:“一支灿烂自由花，嫩蕊柔条爱护加;何意狂风摧折甚，眼看黯淡物无华。”又说:“平生梦想今安在?国体共和尚未和。”尤其是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派人暗杀了“同盟会”中坚，“南社”成员宋钝初(教仁)，更引起荷公愤怒，他在《哭宋钝初》一诗中日:“可怜中国人心死，如此人才忍杀之!今日哭公无限恨，令人倍忆晋姐鹿。”
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未成，他在全国人民一片声讨声中死去。荷公闻讯欢呼雀跃，立即写诗道:“流血纵横真满野，断头侥幸未登台;新华春梦今应醒，遗奥徒留万古哀。”同年，他在潮州参加庆祝共和复活的提灯会，又写诗曰:“人心不死魔王死，还我共和庆再生;愿与国民同保护，永消在璐放光明。”然而，时隔不久，“辫帅”张勋，趁北洋军阀内哄之机，带兵人京，上演了一幕复辟闹剧，旋即失败。荷公写诗讽刺道:“始终谋捧日，反复都翻云;纵谓甘奴隶，应无第二助。”(《悼张勋》)
民国以来，国家乱象以及军阀混战的局面，荷公在(十三年元旦放笔》一诗中，作了概括的描写:“梦如乱丝国大乱，一波未定又一波;始也南北两对峙，继也南北相混和;俄犬投骨争不已，嘴鸟求食交为圈;朝握手兮夕反噬，后弃甲兮前倒戈;名曰护法法益坏，谓将讨绒绒益多;谁兵谁绒不复辞，奸淫劫掠皆姿哆;树根木皮到削尽，蔽筋击健其如何;…雄鹅生卵马生角，年年望治空磋陀。”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侵略我中华。荷公气愤地写诗日:“不义多行终自毙，同仇共起已皆然”，他料定敌寇必遭失败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他抑制不住内心快乐，写诗曰:“还我河山复旧脸，高歌英笑老扰狂;根除览草平侈寇，手植梅花拜郑王。”尤其是令他振奋的是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强行割去的台湾，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写诗曰:“家祭毋忘告乃翁，念台何日敢忘胸;汉家旧物今光复，第一完成继志功。”由此可见荷公炽热的爱国之心，读他的诗文犹如读了半部近现代史。
二、表彰斗士，褒扬忠烈。
荷公在诗文中对明代以来忠义之士有诸多的表彰，尤其是对杭邑的文人志士。明末上杭官田人李鲁曾为隆武帝驾前兵部职方司主事，汀州被清兵攻陷后，隆武蒙难。他得悉后，痛苦万分，以头触门石而死。荷公为他写了《己酉秋日过平湖，拜前明李职方先生墓诗并序》和《明上杭李职方公墓表》等诗文，详细撰写了他的传记，表彰他的忠肝义胆，诗曰:“望帝魂归泣杜鹤，孤巨身死心不死;汀州城破何仓黄，明社己屋天无光。”
上杭人刘廷标在明末官任云南永昌通判，因忠于明室，全家80余口遭死难。其弟廷枢，料理完兄丧事后，也自级身亡。荷公为他写《刘节憨公弟廷枢补传》，并赞曰:“夫忠义之气亘古为昭，史册所载凛凛有生气。读其书者尚知感愤，况乡先生大节，顾可任其湮没不彭哉!”刘鳌石为廷标之孙，少负才名，返杭著有(天潮阁诗文钞)，他终生以不仕进，不娶妻，萌其志。荷公写《上杭刘鳌石先生传)和(重刊<天潮阁集>序》等文，对刘鳌石先生一家遭难，深表同情，钦佩其气节。他说:“先生少婴丧乱，以祖、父皆死国难，胸中抑郁牢愁，常迫发而不能自己，故其发为文章，多自寄其悲愤。”
清末丘梦洲、丘景福和丘凤墉分别为上杭湖梓乡和东溪乡人，参加义军，醉心于排满革命，失败后，一一被县令龚时富杀害。荷公为此十分愤慨，写了(上杭三烈士传》，怒斥“一日杀三士”的刽子手，表彰了烈士们慷慨捐躯的行为。
晚清上杭中都仙村人邓流任监察御史，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邓滋曾上奏朝廷，建议将收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道光皇帝准奏，于是在虎门焚毁鸦片二万余箱，荷公为其写《清按察使衔皖南道介搓邓公传》，褒扬了邓公凛然正气的一生。荷公表彰以上忠烈，无非是激发国人爱国之心，积极参与反帝和反封建压迫的斗
争。
三、感时愤世，心系赤子。
这类诗歌荷公写的最多。民国后共和体制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太平康乐的生活，荷公盼望自由民主的理想也逐渐化为泡影。他在诗中写道:“窃钩者诛窃国侯，纵横大盗满神州;平民痛苦豺当道，乱世人才格一丘。”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广大人民饱受苛捐杂税、通货膨胀之苦。社会上赌博、漂娟、吸食鸦片，层出不穷;官府贪污受贿，世风日下;加上兵痞横行，到处拉夫抓丁，百姓奔走哀号，畏兵如畏虎狼。荷公在《兵来行》诗中揭发道:“兵来逢人便捉夫，一去无由卜生死;任重致远肩脾强，鞭鉴呵叱同牛羊;甚或搜牢如搜胜，乡民畏兵扰畏狼。”在(捉夫行》中又写道:“妇呼益哀兵益怒，执枪东刃势用武;路旁寂窦少行人，街上砰磅争闭户。”这类诗歌犹如杜子美的(三吏》、《三别》，这样的大兵和土匪又相差几何呢?
全国通货膨胀，钞票贬值，人心惶惶，百姓生括陷人更加困顿的境地。荷公写了《物贵》、《米价一首》、《酒贵》、《贵谷》等写实诗篇，揭发道:“肉贵斤途十二倍，酒资升费五千国”，“只今斗米值万钱，不必远溯乾隆年。”在(过旧年》—诗中，荷公描绘了一幅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百货都昂过旧年，油盐柴米贵无边;破衣欲补难寻布，饱饭真艰况食鲜;纸票有人携入厕，华堂何处闹呼拳。”
荷公一生中大半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他能深切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辛。因此，农民的生活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他写作了《悯农叹》、《悯农》等诗。他盼望农民有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久晴不雨，或久雨不晴，都给农民带来无穷灾难。他在(苦晴》中写道:“只今不雨途两旬，一望田禾都委靡。”但雨水多了，又给烟农造成巨大的损失，烟叶霉烂了，农民无法晒烟换米炊，只得“忍饥挨饿雨淋漓”了。更有甚者是自然灾害不断降临，荷公为农民苦难深深感到叹息。我们从他写的《雹灾》、《虫害》、《兽疫》等诗中可以看到。雹灾破坏了农田。击毁了房屋，使农民流离失所;虫灾则使“一昔苗尽枯，腹田等荒坝”;瘟疫使鸡犬无存，耕牛病段，耽误了农时，这样农民只好“郁郁日在疚”，“呼天望矜宕”了。
在《车夫叹》中，荷公还描写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车夫，他为赚钱养母，终日拉车不止，累得气喘嘘嘘，手发烫。荷公十分感慨地写道:“穷人力苦食不饱，富家安坐收租足;世界日日言大同，何时饱享大同福?”
荷公描写穷人的生活，常与富人豪奢的生活相对比。他在《贵谷》中写道:“斗谷五千钱，富囊嫌未充;坐拥千斯仓，酒肉厌肥浓;可怜耕田农，朝夕缺珍要。”荷公在这里谴责了为富不仁的豪绅阔佬们，同时，也谴责了那些漠视人民生死的官老爷们。他在《虫害》一诗中写道:“大官坐堂皇，沈醉枯精醉;俄拜亦平常，安分莫窃骂。”这里可以看到官府不仅置百姓生死龄不顾，还要他们缄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