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客家”

曾祥委

一、        何谓“客”?

从移民史的角度看，“客”有两个对应的意义:1.对“主”而言，土著为主，外来为客;2.对“先到”而言，“先到”为主，“后到”为客。这两层意义互相区别，有时又联系在一起。

一般认为，在闽、粤、赣三边客地，原来居住的舍瑶等少数民族是土著，而北方移民是客;但同时，移民也可因先后到达形成主客关系，后到者即为客，实际上汉族迁移史上从未在主客关系上包括少数民族，因而客家学上的“主”“客”多指后者而言。

除了先到后到，还附带着土地的占有与否关系:主占其地，客佃耕其田，由此产生了“主户”、“客户”。《南齐书、州郡志》:“南充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又(食货论》:“人逃役者浮寄于间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

“客”指先到后到，这就有了相对性，初不定指某一人群，作为一种身份，只以特定的时空为准。就具体族姓而言，今日初来是为客，寄寓久之则为主;久居此地是为主，迁徙他乡又为客。今日之客，不妨为明日之主;今日之主，亦不妨为明日之客。

由于先到后到，又产生了“新客”、“老客”。例如南雄，有“老客”，族谱记载由北方迁人已四十代;亦有“新客”，为明清间由福建、粤东来者，传十余至二十代。两者语言相差甚远，不能沟通。这可算是“客”的差别罢!

四、客方言群形成于闽、粤、赣三省边区

上文指出，客、赣方言群都是南朝通语群唐末五代南迁的产物。这一时期，除了江西外，福建、广东的人口都大大增加，特别是福建，唐末人口仅七八万户，至宋统一福建前后，已有4678巧户，净增五倍。①几乎是当时广东人口的三倍。

战争，是移民的最大动因，自黄巢战乱，朱温纂国，继以五代军阀混战，江淮残破，人民为求活命而大批逃亡。

大批移民南迁，其进人闽、粤、赣三边地区的部分，经过整合形成了客方言群。

必须指出，唐末、五代南迁移民的主体未必是进人闽、粤、赣三边地区的部分;进人闽、粤、赣三边地区的也不尽是“南朝通语”群。首先，赣方言广大地区的居民，其中有相当部分为北方移民;其次，福建的闽北、闽中地区及粤中地区也有大量移民进人。今日广东三大民系中，潮汕和广府两大民系也有数量相当大的族姓来自北方。进人闽、粤、赣三边山地的移民，只因机缘凑合，才得以形成客方言群。这些机缘是:1.原住民人口不占优势;2.远离经济文化中心;3.封闭的环境;4.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客方言群的整合就在这些机缘凑合中完成—上文已指出，进人三边地区的移民未必都属“南朝通语”群。因为就江淮地区来说，本身原属吴方言区，“南朝通语”是北方通语切人吴方言区的结果，南迁之时，当然也可能会有吴方言群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此外，由江淮地区溯江而上，经都阳湖到赣南，越庚岭下珠江水系，是唐代岭南沟通中原的主要交通干线，其他方言区的人民也可能沿这干线南迁，进人三边地区。于是，当移民到达之际，就开始了语言的整合。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工具。于是，当时充当官方语言的“南朝通语”就这样被“遴选”出来，采用下去。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地原住民在人口数量方面占优势，移民只能被融化，这样的事就绝对不可能发生。事实上是:今日舍族多数失落了自己的语言，改说客家话，少数仍保留自己的语言，但对外交际使用客家话;而瑶族中，也有不少人使用客家话作为交际工具。还要指出的是，“南朝通语”作为客地“通语”，不必以原来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为条件，只要各方言群的人口数量在混居中达到大体均衡，都不能占据优势，就可以实现语言的整合—因为，统治者的语言，同时也就是统治语言。

语言的整合，除了在人群内部选择一种“通语”作为共同的交际语言外，很自然地也要吸收人群中原有各种语言中为大家认可和使用的成份，包括舍语的成份。今日客方言中的一些舍语成份就是这样来的。整合的结果，一面使南朝通语的许多古老成份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又因吸收了新成份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加上语言使用过程的一些自然擅递，从而形成了一种富于地方特色的新语言—客方言，同时也就形成了新语言人群—客方言群。

五、客家形成于粤东、粤北，主要来源是闽西

说“客方言群”形成于闽、粤、赣三省边区，相当笼统。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南宋末期以前粤北、赣南已使用客方言。相反，这一地区处于交通要道，人口一直不甚稳定，不太具备语言整合所需要的环境封闭和人口稳定性两大要素。而粤东地区宋元之交也曾有过很大的人口耗减。相比之下，闽西作为客方言群至少是核心群的孕育地，条件更为具备。下面我们看看这几个地区的具体情况:

粤东片，南宋以前地旷人稀。温仲和《嘉应州志》:“……南宋王象之图经有云:郡，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t’’·然由其说可以知南宋之前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太平寰宇记》:“梅州户主1201，客367;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主58抖，客6548，则是宋初至元丰，不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

由上面记载，可知宋初以后，梅州人口一度增长。，但到了宋元之交，梅州经历兵乱，人口耗减甚巨:

(嘉应州志》卷32载:“元世祖时，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相传梅民从者甚众……，兵败，地为之墟。”

由于这个缘故，梅州人户到元末统计时仅2478户。待到明初，(乾隆嘉应志》卷三载:“明洪武二十四年，人户1786户，人口6989口。”几乎回到北宋初期的状态。又如兴宁，据1992年县志载，元末时仅剩1697户。可见“地为之墟”乃不争之事实。

因为这个缘故，自元末到明中叶，汀、赣地区(主要是汀州)大批向粤东移民，填补空白。今日粤东客家族姓多数是这一时期由闽西迁人的，由《客家姓氏渊源)一、二集所载族谱统计，约占70%~80%。

其次说到赣南、粤北，这两个地方经历宋元之惨劫，情况较粤东更为严重。文天祥及其领导下的抗元势力，在这一带与元军反复争战，时间长达7年，居民走避一空，南雄珠巩巷以下交通道两侧，几乎成为无人区。目前已查明珠江三角洲广府人有141姓族谱记载祖先来自南雄珠现巷，时间大多在咸淳末。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高峰期移民日以万计②。不独南雄，当时的整个粤北都如此。例如英德，(广东通志》卷93引《英德县志》说:“明初地无居人，至成化年间，居民皆自闽之上杭来立籍，间有江右人籍者，习尚一本，故乡与粤俗差异”。现在粤北地区各县只有极少部分是南宋以前的“老客”，其语言与后来“新客”有极大差别，不能交谈，人口十之七八是明初至明中叶由闽西迁人的，另有一部分是明末以后由粤东迁人的。由此也可见宋末人口减耗之大。值得指出的是，宋末赣南粤北向粤中的大规模移民并未在粤中地区留下客方言群，而且移民后裔的风俗习惯与客家人绝不相同，一直至清末民初，甚至不相通婚。即此一端，就足以令人怀疑南宋以前赣南、粤北是“客家地区”的提法。

关于赣南，罗勇先生有(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人赣》③一文，引列如下:

“……明前期以往，赣南居民的迁人是零散的，其居住地也是分散的，就整个区域而言，可说是‘地广人稀’，其居民结构也相对的单纯。明嘉靖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闽、粤客民成群成批地倒迁入赣，他们自成村落，散布于整个赣南地区，并迅速改变着赣南居民的原来结构。”据他估算“现今赣、闽、粤人迁客民后裔所占的人口比例大体是: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约占70一90%;赣县、兴国、于都、会昌、瑞金、宁都、石城等县约占50一70%。

由之可知宋元战乱之后，这一带的人口耗减情况，其“地广人稀”达到何种程度!

宋元之交的战祸，使粤东、粤北、赣南人口大量耗减，同时也就为蛰伏于闽西山区，受害较轻，经过多年生息繁衍，已经面临人多地少，急需向外发展的“客方言群”腾出了移民空间。根据有关史料，汀州地区在两宋人口急剧膨胀，到南宋宝佑年间已达223432户。人元以后，事变扰攘，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到处流亡。当这些人走出闽西，在粤东、粤北新地开始创业之时，“客家”开始形成!

必须指出，“客方言群”在闽西并不叫“客”，“客家”这个称呼是闽西的客方言核心群向粤东、粤北大规模移民时取得的。此时他们才是“客”，也只有这种情况下“客家”对于他们才适用，这个称呼才可能为称呼者和被称呼者共同认可。迄今所知，“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中叶以后的事。阮元(广东通志》卷93引《长宁县志》:“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长宁即今新丰，建县于明隆庆三年(1569)。由该则材料可知此时:1、客、赣方言己有明显分别，即客、赣方言的分化已经完成;2、客家的名称已出现;3、客家即来自闽西的客方言群移民。

应当说，这不会是“客家”出现的最早时间。元代有严格的里社制度，限制了移民规模。自明初至明中叶这段时间，是闽西向粤东、粤北移民的高峰期，中间还有官府招徕的作用，如洪武间南雄官员招徕客户，正统年间韶州同知许客户占籍等等。不少人认为“客家”形成于此时。

由于客方言核心群产生于闽西这块相对封闭的空间，决定了客方言内部的高度一致性，而核心群的向外迁徙，与不同到达地的语言再行结合，而产生了客方言内部的各片差异。

六、客家的壮大与发展

上文指出“客家”最早指原居闽西的客方言核心群中迁居粤东、粤北者，换言之，“客家”最早与今日我们所称之“客方言群”外延并不一致，只是其中一部分。“客家”到今天成为“客方言群”的标志，有一个长达数世纪的漫长过程:

1、      粤东、粤北:客家的初步整合。

农业时代的移民，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空间的占有过程。客家族群在粤东的形成，与这一过程有关。

闽西移民元末至明中叶大规模进人粤东、粤北，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与原住民的生存空间争夺。其争夺的主要对象首先是舍、瑶等少数民族。必须指出，汉人的所谓“主、客”关系是有民族界面的，从历史事实来看，一部汉人南迁史，从未承认过少数民族的“主”地位，而将他们排除在主客关系之外。对土著的少数民族，采取弱肉强食的态度，征服、剿灭、驱逐是常见的手段。所谓“融合”，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同化;同化不了者加以剿灭，剿灭不了者则以驱逐。宋代广东仍有的“八百瑶山”，大体上通过上述手段发展到今天所剩无几。封建时代的民族关系史，通常是血淋淋的，无须我们去美化。

应当说，闽、粤、赣三边地区的民族冲突问题从两宋开始就日趋严重，自两宋到清代前期，三边地区“事变”此起彼伏无日无之，两宋间狄青、岳飞等名将都曾到这一地区“平乱”。特别南宋时期，三边地区更是动乱频仍。抗元斗争只是其中短时期的插曲，大量移民进人而导发的空间争夺是冲突主因。进人明代，当闽西客方言核心群向粤东、粤北大量移民之时，更激化了这一矛盾。移民站稳脚跟，不仅靠自己家族的力量，更依赖作客同济的群体功能，还仰仗官府的政治势力撑腰。斗争的结果，三边地区的舍、瑶力量基本被压制下去。一部分远遁，进人粤北深山，也有飘泊外省者，如浙江丽水的舍民即明中叶由广东北迁者;一部分归附，成为“新民”，由政府择地安插，融化于客方言群中，他们中的许多族姓后来通过修谱，编造了自己纯正汉族血统的“悠久历史”，今天有些学者抓住这些例子便认为客家中少数民族居多，实在是一种误会!更多的，在征剿中被“犁庭扫穴”杀戮干净。明中叶王阳明的“平瑶”，用血腥手段达致了三边地区民族问题的一时解决，于客家的壮大有颇大影响。一部分学者以为，这是客家形成的标志。这种看法也许还可以商榷，但通过“平瑶”壮大了客家队伍却是不争的事实。

2、      客家的凝聚与集结:土客之争。

客家的发展，在土旷人稀的粤东、粤北很快占据绝对优势，排除了舍、瑶之后，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但山区毕竟空间有限，通过一段时间的繁衍以后，人满为患，不得不向外谋求发展。例如宋元之交，“地为之墟”的粤东，到了温仲和先生眼中就绝然两样:“由今言之，嘉应之为州，山多而田少，人不易得田，故多贾于四方，与图经之言正相反，安有不患无田之事哉④?”

但是，向外发展在此时又谈何容易。明末后客家向粤中、粤西地区的发展到清代终于引起了震动朝野的“土客之争”—客家在粤东、粤北“反客为主”的历史在这里没能重演，因为此时“客家人”面临的不是少数民族，而是与他们一脉同源南迁、先他们直接进人粤中、粤西地区的移民后裔。例如，粤中地区的广府族姓，多为南雄珠现巷移民后裔，他们自南宋末大规模南迁粤中，至明清时，已发展数百年，较之客家人，他们文化同样先进，根基更是深固，斗争起来，势力毫不逊色。于是十数年间，大规模的冲突械斗，导致了数十万人的伤亡，双方两败俱伤，最后只好在政府的介人协调下分地而居，保持相安无事!

这场大规模冲突，客观上对“客家族群”起了凝聚与集结的作用。“客”与“主”的整体对立第一次被如此清楚地表现出来，并且使波及地区的人面临无可避免同时也是身不由已的归属选择之中。冲突的双方，有如此清楚的语言、历史和身份界面区别，正是这样的情景，使两个族群的特质一下子凸现出来，深人人心。如果说，正是有这一契机，才使客家族群最后得以成熟，哪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而客家族群本身表现整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取得与广府、潮汕族群鼎立的地位，也就从此而始。

3、      客家的壮大:客家与客方言群的合一。

应当指出，客方言群认同“客家”这个称呼是相当晚的事，这里有一个“客家”发展壮大的过程。

一是客家本身的人口增殖和扩散，自明末开始，粤东客家又向赣南大规模移民，如今赣南的大部分还有粤北的一部分客家人都是此期迁入的。除了赣南外粤东、粤北客家还向四川等地及海外移民，进一步扩大客家的分布。

二是客方言群的认同。自清末以后，客家中人才辈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国共双方都有不少客籍政要，在近、现代政坛上有重要影响;由于长期的注重文化教育，粤东客家在专业人才方面更是翁翁郁郁，蔚然成林，拥有盛名。而发生于民国期间的客家族属争议，以及由之产生的以罗香林先生为代表的客家学研究，还有客籍人士的不断鼓吹，使客家在南方汉族群中由于第一个受到中外民族学者的关注而声名大振。学者的研究，一方面在探索客家的历史与特性，另一方面这些成果的发表与宣传又反过来影响客家族群，使这些特性表现得更加鲜明，同时也使更多的客方言群人士认同客家。进人本世纪80年代以后，开放改革的形势更助长了这。同势头。为客海夕卜的老一辈誉簿黔潺奢深沉砖“恋根情结”，而他们的后代则需要一种文化归属的确认，反过来促进了大陆的客家族群认同。

必须指出，客方言群对“客家”的认同在民间尚末最后完成。例如讲客家话的闽西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客家(李如龙1994);赣南人讲客家话，但认为只有明清以后由闽西和粤东迁来者才是客家(谢庐明1997);还有靠近赣南的南雄不少地方讲客家话或接近客家话的语言，但并不认同客家，明清以后迁人的客家人被称为“阿二古”，即次等人(张双庆1997)。这些证据表明，认同的最后完成仍须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