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客家族性蕴涵的内在层次

谢万陆

近二十年来，随着客家学研究的不断深人，国内外学人在如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客家先民是西晋末以来南迁的中原汉人;第二，客家先民定居于赣闽粤边三角地带后，与原定居于这一带的百越后裔相融合而成独立的汉族民系即客家民系，这一过程最迟完成于南宋末;第三，从总体趋势而言，赣闽粤边都是客家的孕育之地，是民系的摇篮，但若依孕育程度的时序而论，则先赣南、闽西而后粤东，并播迁至湘桂、西南、港台及全国其他省区进而走向世界。因此，南宋末年之前的客家问题属民系形成的范畴;民系形成之后，客家离开赣闽粤边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已是民系的发展问题，并不属于客家概念界定的范围。本文对客家族性蕴涵内在层次的绎释即以上述三点为基础，在时空界域上均不予扩展与跨越。不当之处，请明公同好指正。

一

为了论述的方便，论者在行文中将严格区分如下概念:客家先祖、客家先民、客家人。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当然没有客家人，但有客家先祖与先民。所以严格地说，客家先祖应该是进人客家孕育之地赣闽粤边之前，还未与百越后裔融合的中原汉人，具体说就是罗香林所创“五次说”之第一、二次南迁者，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西晋末至五代间的各路“流人”。这些“流人”当然不是统一行动，一起同时到达赣闽粤边，而是分期分批一步步向南移动的，他们的第一个留驻地为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都阳湖、太湖三大湖区。居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之后，他们又于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分路继续南迁。东边一支人浙闽，定居于闽南、潮汕一带，遂成福佬人;西边一支，溯湘江人桂转西江，稳定于珠江三角洲，发展成广府人;中间一支，即主要居于都阳湖区的则溯赣江或抚河、信江，或沿武夷山东西山脚南进，定居于赣南、闽西，又主要居于贡江流域及紧邻的宁化、清流、长汀、武平，孕育融汇成客家人。当中间这一支起步于鄙阳湖区之日起，便成客家先民，他们自然以“司豫流人”为主体，但亦有部份“秦雍流人”与“青徐流人”中移驻都阳湖区者。所以我们说，客家先祖以“司豫流人”为主体并含其他部份流人。“流人”的祖居地则应为整个古中州之地。更确切地说，客家之源在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古地，说客家之根在河洛当为顺理成章之论。

既然客家之源在中原，根在河洛，客家人族性基因的基础或说母体便应属于中原汉族血统。当然，客家先祖的大多数应是原居于司州、豫州转而南迁的西晋士族及其荫庇的依附人口。但据当代调查，客家先祖的原籍地远远超出司豫二州，是包括着整个汉晋时代的中原之地，亦即春秋战国时代的秦晋、燕赵、齐鲁等广阔地域在内的。

明确了时空领域内的这一界限，我们就有可能论及客家族性蕴涵的第一层次，即其基因的内核性状了。

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族性特征均有其先天与后天的两面，也即有血缘本能与现实环境造就两个层次。客家人走向世界的出发地梅州有千佛塔，毗卢遮那佛大殿有副对联称:真心是道场，举足尘尘皆净土;灵性乃真佛，随缘念念证菩提。这“真心”即佛门之本心，是先天的;“灵性”则靠后天的培养，是特定环境造就的。而且若要继续寻根问底，我们还会发现，那本能的血缘也是特定环境造就的，也是一种现实。

古中原之地汉族居民的“宽缓阔达”、“俗好儒、备于礼”、“厚重多君子，好稼稿”等性格经代代相承，并与异地民性相融汇，发展为客家族性特征，今天的客家精神的重要构成。我们从当代客家人身上表现的积极奋进的开拓精神，见义勇为的抗争精神，重教敬业的务实精神，尊祖怀乡的爱国精神等等，亦可看到中原汉族传统性格的光大。因此，我们说古中原汉族的族性特征，是客家族性蕴涵的第一层次，而且是其族性的基础，最重要的层次。此后，在代代承传中又汰去了与异地不相适应的因素，光大了其积极成份，熔铸成今天为世界瞩目的精神个性。这种精神应该说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

二

在古代，河流不仅给人类以灌溉之利，成为衣食之源，而且提供着人际间交往之便，成为经济文化流通的主要途径，因此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均出现于大河流域，世界几个最古老的民族亦孕育于巨少11之滨，以其为摇篮，文化地域的划分往往也就以河流流域命名。从交通的角度上说，一直到汽车、火车出现之前，河流始终是人类最方便、最经济的途径。分散于黄河中下游的古代中原汉人南迁自然选择循水而下，就近择河南流，成为名符其实的“流人”。其中，秦、雍、并州的流人大都由丹江等支流人汉水，留驻于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区;司、豫、充州之流人则由汝河等支流人淮水，留驻于江淮及都阳湖区;青、徐一带的流人，则顺沂河、沐河、淮河汇聚长江之滨及太湖区域。所以安史之乱以前，这些流人大多在长江中下游驻脚，这就造成了东晋以后，这一带的人口激增，乃至朝廷不得不在流人较集中的地区设立侨县，甚至侨州(郡)。西晋末以后再迁的中原汉人已与秦汉时期南下的汉人不同，他们是出于避祸趋吉的自主选择，是有组织的聚族行动，直至明代初年，他们仍相约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集体分批出发，而不是如秦汉时期的汉人那样，出于贬滴、戍守、流徙等被迫的单个(就家族而言)行动。这样就便于形成有力的群体，既有利于在新地的安置图存，谋求发展，因此也利于族性特征的保留，如语言、习俗及生活方式等等的承传;但因人口多需求量大，也增添了择地安居的困难，扩大了和土著的矛盾，这又为再迁种下了根由。

一般地说，来自中原西北部的流人，多居于豫、鄂的淮河以南、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区;来自中原东北部的流人，多居于豫、皖的淮河以南、苏中及太湖周边;来自中原中部的流人，则多居于鄂、皖、赣的长江左右及都阳湖区，即古之荆楚、吴越之地。

应该肯定的是，侨居于侨州(郡)县的流人之初衷并非只是暂时的“客居”，“安土重迁”仍然是他们的本来性格，只是新居地的自然、人文环境使他们不能“安土”，只能“重迁”，其中最突出的是和原有居民的矛盾，内里既有原北方士族与南方庶族地主间的争斗，如“北方侨姓士族以王、谢为高，南方士族以顾、陆、朱、张为大”;又有南北士族与流民及南方普通百姓之间的差别，流人中还有新来后到者的不同。由于“南北权豪，竟招游食”，“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的结果，有的流民甚至被掠为奴蟀①。当然，这种被逼迫、被挤压的过程不是短时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发生的。因此，驻脚于吴越、前荆之地的流人一般都在那里生活了几代人，直到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重大事变发生后，在社会剧变浪潮的冲击与裹挟下才又不得不继续南迁。这样，社会生活本身便给汉民族发展史谱写了重要的篇章:汉族南方三大民系(广府、福佬、客家)随着各自先民在长江之滨的起步声，向世人宣告了新生命的开始。

进人赣闽粤边，尤其是赣南东北片贡水流域属县及闽西宁化、清流、长汀、武平等紧挨武夷山东面沿山的客家先民，他们已生活于吴越、荆楚文化地域，自然要受到吴越与荆楚文化的浸染，接受以上文化性状的熔铸，在中原汉人精神性格上增添新的华彩。

鄱阳湖区所在之赣地，素称吴头楚尾，正是吴越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汇处。客家先民就是在这个交汇处生活了一段时期，接受了两种文化的影响之后经赣中迁入赣闽粤边，从而孕育成客家民系的。因此，赣文化不仅是客家文化内质中的一个重要层次，而且还是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在客家地区与古百越文化的遗存相融汇，熔铸成客家文化的一种中介，一种过渡，从赣文化中既可看到客家文化的根苗，从客家文化中亦可窥见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结出的花果，联系到客家的族性蕴涵，结论自然不难推导。从赣本土而言，由于她东西南三面均环山，只北面临江，是一个北向开口的半闭合盆地，所以古这称之“山无傍走，水不外趋”;而赣江纵贯南北，与长江相交汇于鄙阳湖，上连荆楚，下及吴越，所以自先秦起，中原王朝又总是将她视为控制江南的生命线，是插人“南蛮”腹里的“楔子”，因曰“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贩越”，这样她也就成了中原文化南传的先声，是必经通道，古人多以“先儒之化”之地相称。所以清代江西学者高演说:江西“大不为吴，强不为楚，然有昊之文而去其靡，有楚之质而去其犷”②。也有的说:“江西为理学之乡，文章风雅之奥区③”或“风俗淳漓……民秀而文，刚而不屈④。”正是由于都阳湖区、赣江的这种独特地位，赣文化的这种独特性状，我们才认为她对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的影响远甚于荆楚与吴越，而将其纳入客家族性蕴涵第二层次的核心。这不但可以从早期客家杰出人物如江南第一位在全国性政权中担任相职的钟绍京(比张九龄早24年)，客家第一位进土出身的大诗人茶毋潜(与盛唐王维、张九龄、孟浩然、高适等齐名)，客家杰出文学家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等均于唐宋时期出身在赣江之滨得到印证，亦可从早期客家文化的特色及客家人的精神个性中得到解释。

三

客家族性蕴涵的第三个层次，是生活于赣闽粤边的百越后裔对客家先民的影响。这时，作为客家先民的中原汉人虽受荆楚与吴越文化的浸染，其血缘及文化与先祖相比均已发生变化。但由于一方面不论是荆楚还是吴越，其族性归属都还是汉人;另一方面，先民们再迁移的区域又始终在都阳湖与赣江文化区域内，这里的文化性状的总体趋向仍与祖地为亲，同属中原文化。客家先民的人迁，使中原文化得以进而楔人荆蛮之地，特别是在语言上切断了吴语与湘语的联系，使赣客方言得以既自成体系，又保持和中原汉音的密切联系。所以现当代语言学者在研究汉方言的亲疏关系时不约而同地得到结论，在七大方言中，唯赣、客方言最接近古汉语与北方话。但是，当客家先民们在赣闽粤边定居下来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这里并无平原河网，有的只是山陵溪涧，与他们互相交往的已不是江州(今九江)士庶，也不是洪州(今南昌)吏民，或者“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⑤”的袁州(今宜春)百姓，而是从语言到习俗都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百越后裔，是番、瑶、苗等少数民族的先祖。

当客家先祖生活于黄河中下游中原故地时，栖息于后来客家孕育之地的主要居民是百越及其后裔。“百越”其实是对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居民的统称，其界域十分宽泛。以今日政区而言，包括着苏、皖、浙、赣、闽、湘、粤、桂、黔、滇、琼11省及越南北部地区。其中除苏、湘、黔、滇只小部份地区有越人外，其余均为纯百越区，内里名目极多，有于越、扬越、匝越、闽越、骆越、南越(粤)、西欧、乌浒、山越以及理人等等。不同的越人由于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因而多有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基本上是刀耕火种，饭稻羹鱼，祟拜蛇鸟，干栏巢居断发文身，祭祀多神，盛行巫术。这些特征随着中原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深人，也在不断变化，不同的越人也就在不同的时代为汉人所同化，最早溶合于华夏民族，后来又成为汉民族组成部份的是生活于今苏浙一带的于越以及生活于以今江西余干(读咖)为中心的赣东北地区与都阳湖区、赣中之干越。另一部份则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成为我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傣、布依、侗、水、低佬、毛南、黎、讫佬及汉藏语系的舍、苗、瑶等少数民族。

由百越的衍化，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的融合既是血统的融合，更是文化的融合，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文化融合产生的强力更是与日俱增。这种融合是渐进的，显示着过程性与鲜明的层次性，不同的时代会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因此，我们在认识客家族性蕴涵的层次性或是界定客家概念时，都应严格划清时空界域，其中地域是稳定的，时间却是流动的，因而时代的层次性又显得更加重要。如春秋时期的百越是一回事，秦汉时期的百越又是一回事，至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以降则更是的不同日而语。客家族性亦是如此。如把客家或客家先民的上限推至秦汉，就秦始皇派屠唯所率50万戍卒、史禄通所统之六国遗民及汉高祖命梅钥驻守台岭(今梅岭)之戍卒等最早南来的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而言，当然就会得出与客家族性科学界说相反的结论。

笔者要反复强调的时空界限是，先秦两汉乃至三国时期南下至赣闽粤边的汉人为百越或百越后裔所同化，已成客家先民南来之前的土著;西晋末至唐中叶安史之乱前南迁的中原各路流人先滞留于江汉、江淮一带长江中下游，是客家、广府、福佬三大民系的共同先祖，只有安史之乱后由都阳湖区出发，循赣江、抚河、信江或沿武夷山东西缘南进并定居于赣闽粤边的那部份才是客家先民。这些先民在唐安史之乱至北宋靖康之难期间，主要生活于赣南东北片即贡水流域及其紧邻地区，大体相当于今之吉安永丰，抚州广昌，赣南兴国、宁都、石城、于都、瑞金、会昌，闽西宁化、清流、连城、长汀、武平。当然，这只是就其作为客家民系孕育的中心区域而言，并非说其他地区便没有客家先民到达，不是客家孕育之地。中心界域这种圈定，并非出于某些人的臆断，更非对某部份人的有意排斥，而是历史史实昭示的结论，也算一种“天造地设”。因为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后张九龄虽受命打通了梅关要隘，但释道初始，翻越之难仍然令人望而却步，而此时的赣南闽西不要说章江水域与连城、上杭以南地区还很空旷，即使上面提到的与赣中平畴紧邻的地区也还地广人稀，特别是这里是赣江、闽江、汀江的发源地，支流纵横，丘陵之间形成一个个广达一百至数百平方公里的盆地，盆地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无水早之患，适宜稻作，与他们已熟悉的都阳湖区的耕作方式相类。加之闽赣间虽有武夷山的阻隔，但至宁化、石城一段，山势已经平缓，且形成众多隘口，自古即有多条官道相通，仅石城至宁化、瑞金至长汀便各有五条以上大路可行。另贡江的发源地一在长汀黄竹岭，一在宁化淮土塘家山，闽赣间可谓山水相连，田园相错，村寨相杂。正是道路河川将武夷山东西两面连成一个共同的文化地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区时期，闽西和赣南东北片共同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历史的赓续当然不是出于巧合，钱穆先生早就表述过这样的意思，文化区域的形成多出现于大江的支流，尤其是支流的“枉口”。上述赣闽边正是赣江支流及贡江支流之支流的众多“梗口”组成的流域，我们暂且将它称之为客家先民的早期聚居区，客家民系孕育的中心地域。

自唐中叶安史之乱到北宋末“靖康之难”的四百年左右期间，与客家先民杂居的土著主要是秦汉前后先期到达这里的汉人和已经汉化的百越后裔以及舍瑶苗等少数民族。起先，土著人口较多，所占比例较大。自唐末起，随着客家先民的大批大批迁人，比例便发生倒挂，至北宋时乃至出现成十倍的反差。如宁化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有人口5(狱)人，至五代末，过了220年，仍所增甚微，这说明客家先民人迁者少;宋初以后情况开始变化，至神宗元丰三年(1080)达15(XX)人，期间不到100年，人口却增加了三倍;至南宋理宗宝佑年间(1253一1259)更增至11万以上，是唐天宝的22倍。在净增的人口中，当然也包括着土著的自然增长数，但应该说绝大多数是南迁而来的“客户”，并且出现了客户占绝对优势的“压主”局面。武夷山西南的情况亦大体相同。如石城，至五代十国前仅有54个居民点，而北宋至南宋淳熙年间，一下就增加了95个居民点，几近原来的两倍，净增的村落无疑绝大多数是“客户村”。又据宁都的人口普查，在现有的1巧姓、57.1万人口中，唐末以前迁人的只18姓，而仅宋一代迁人的就达35姓，这53姓占现有人口的一半。兴国县现有6695个自然村，移民村有1772个，其中由吉安迁来者达167个，均建于元之前⑥。以上资料说明，从唐中叶到北宋末，客家先民在贡江流域文化区内已占了居民的压倒多数。

贡江一域，本属荆楚，民情风格，自与楚同，但至两晋以后，随着整个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中原文化渐次播衍，因此至唐宋而大变。其中的于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即已与赣县、南垫(治所在今江西南康)一道设县，今贡江流域大部分县均分属赣、于二县，至唐五代，包括宁化等闽西有关县在内亦均已有了县以上的行政机构。有了县政便有县学，教化育人之事就有着专门机构去主事，从此民风大变，原来楚地一些原始陋习渐次消失。特别是客家先民先后南来后的四百年，这一带社会又相对稳定，其间虽有黄巢起义军的过境，但那只是闪电式的军事行动，只不过“雨过地皮湿”，扰攘之害不重，更未伤及民间。相反，正当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处于“五代十国”的纷争之时，这里反而相对平静。如客家前贤卢光稠、谭金播受命治虔的33年(公元885一918)，剪奸除暴，减收租税，救济贫困，使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各地史志，均有赞语。如称宁都“民善经生，有勤俭风;士知务学，无浮靡习”。说“石城风俗，士尚气节，男力耕种，妇勤女红”，“民间婚嫁，不废六礼”;“衣服不侈纵素，饮食唯是土有”。赞瑞金是“俗当简朴，服稼墙，供租税，户多弦诵，有古遗风”。正是有着这们四百年的孕育，客家民系才得以在这块福地乐土始告成熟。

当然，与客家先民朝夕过从，并且从血统到文化相融汇共同孕育成客家人的土著又毕竟是百越后裔或者舍瑶兄弟，他们“好胜乐斗，竞羽毛而趋刀锥，鹜上以为高，操吏以为能⑦”。这种族性特征被客家人接受过来，发展成苏东坡眼中的客家性格“亢志厉节”，“刚而有仁⑧”;李太初则以“劲健尚义”相概括。文天祥系客家名贤，他曾在赣州为官，当元兵南侵，又在赣州组织以客家子弟为主体的义军勤王，转战于赣闽粤，对自己的族人的了解可谓深矣，他在论及客家性格时说:“山川之稠缪，人物之亢健，大概去南渐近，得天大地之偏，不可以刑威慑，而可以礼义动。”以上均见于魏流(赣州府志》，是可以资证的。

还有一点需加强调，那就是客家先祖多系“衣冠士族”，因此客家地区宗祠甚至私宅的门榜多悬以“东山世泽”、“陇西世家”一类的匾额。一般论者便以此为据，认为客家人均出身于高门大户，贵胃豪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东晋渡江的衣冠当然也有，但他们大多已在京散之地的太湖区站住脚，没有力量与南方士族抚衡的中下层只好另谋出路，再迁他乡;到新地后，好去处多被土著或先期到达者占住，后来者的绝大多数便只能流落到穷困山区，“逢山必见客，无客不居山”的情状就是这样形成的。荒僻的四境，贫疮的山地，恶劣的瘴岚，是客家先民遇到的自然环境，举目无亲，语言难通，风俗各异则是他们面临的人文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是披荆斩棘，奋发进取，而这种焕发自人类出于保存并发展自己族类的本能的现实精神，与百越后裔坚韧顽强、敢争好斗的传统性格十分吻合。这种精神代代相继，遂成客家精神。正如黑格尔说:“精神的历史就是它自己的行为。因此精神仅仅是它所做的事”⑨。

综上所述，客家族性蕴涵的基础是魏晋时期的中原汉人，以后随着南迁的进程，渐次积淀着秦晋、齐鲁、荆楚、吴越汉人的性格，定居于贡水流域文化区后，又与百越后裔及舍、瑶、苗等少数民族的性格相融汇，溶合成既源于中原汉族又屏于先祖的独特精神个性。这种溶合，最后完成于南宋。此后客家人的主体又大批迁往粤东，经元明而清初，客家性格又有新的发展，播迁西南、港台及国内其他省区乃至走向世界后，客家族性再次发生变化，这已超出拙文论述的范围，恕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