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界定若干问题探析

黄增章

客家问题经过近一个世纪许多学者的探讨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以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客家研究导论)为界，这一领域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为标志，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向世人揭示了客家人的民族属性，以及其源流、特性和基本的文化风貌。此论一出，昔日关于客家民族属性的诸多奇谈怪论从此销声匿迹。另一方面，客家研究似乎也难于再现高峰，此后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大陆的客家研究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海外及港台学者对客家问题的探讨虽一直未曾间断，但总体上说来没能超越罗香林先生的成就。给人的感觉是许多有志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苦于寻求突破而又所获无多。直到八十年代之后，客家研究在大陆复苏，许多学者突破前人研究的模式，从汉族各民系之间的比较，客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区域和田野调查，以及运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式等多角度进行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在客家研究取得令人瞩目成果的今天，关于客家属于汉族这一归属问题已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客家属于古越族，得出了近乎先进民族被落后民族同化这一结论，也有人说客家人是多民族的混合体，但是，这些新论点因缺乏可信的论据而受到普遍的质疑。因此，有关于客家的界定，主要是客家与同一血统源流的汉民族其他民系的区分。

关于客家的界定标准，可谓众说纷纭。罗香林先生认为必须具备三个要件:始祖是赵宋一代的人;讲客家话;居住在闽粤赣相交的客家大本营及从该地迁出者。李逢蕊先生则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也有人认为血统源流、南迁历史、独特的文化、习俗、客家精神等等，都不足以成为界定客家的要素，只有客家方言才是界定客家的最基本要素，并认为还应以个人认同依据，即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就是客家人，认为自己不是客家人就不是客家人。笔者认为，客家的界定，不能离开客家的历史渊源及因此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习俗，此外还有方言与文化认同等要素。

一、不可忽略的独特的文化与风俗

不论将客家先民南迁及向外迁移划分为五次或六次，不论客家先民南迁始于秦代，或是“五胡乱华”时期，也不论将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定在五代与宋初，抑或是明代中期，客家人渊源于中原，与汉族其他民系有共同的血统源流，这大概是没有多少人再怀疑的事实。但是，客家民系与其他南迁的民系由于迁徙时空上的差异，以及迁徙方式、所处的生存环境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与汉族其他民系有所区别的方言与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与非客家人打交道时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当对方知道你是客家人时，会称赞客家山歌，会称赞客家妇女的勤劳。首次进人客家大本营地区的人，往往会被客家围龙屋的这一民居形式所吸引，然而，当他不是从建筑学角度了解围龙屋，而是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深人地解剖这种“围龙屋文化”内部的各种关系时，就会发现客家围龙屋的内涵是多么丰富，它简直就是客家社会缩影，也会发现客家的宗族、家族与其他民系的宗族、家族在功能和运作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些人认为从文化与风俗方面难于显示出客家人的独特性，特别是离开客家大本营之外及一些与其他民系相毗连的地区的客家人，其生活习俗与相邻的民系没有多大差异。比如广东中南部，西部及广西等地很难看到富有客家特色的土楼、围龙屋;又比如四川的客家人的生活习俗与大本营地区差别较大，而与四川人却基本相同，等等。文化习俗的形成总是与时代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不言自明的。相信没有人认为客家人在南迁前便有二次葬的习俗，因为已有的史料不能证明中原历史上曾普遍存在二次葬的习俗，汉民族的其他民系也没有这一风俗。这习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人曾是处处为家，多次迁徙的历史，这正是客家人与其他民系不同之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习俗必然会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迁到海外的客家人不可能给自己百年之后也弄个龟背形的长眠之地。同样，客家人独特的民居形式也是随时代和环境条件而演变，从客家大本营向其他地区拓殖的，不可能也象他们的始祖那样在新迁人地建个能容纳数百人居住的土楼，就是建围龙屋的也很少，因为时代不同了，民居的式样总是跟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发展，也没有必要建筑那种堡垒似的住居以保护自己。但是无论迁到那里，人们总是尽量按照熟习的文化传统的模式生存发展，比如迁人四川的客家人，虽历时二百余年，除了保留着客家方言之外，仍保留着在广东时的许多生活习俗，也照样唱客家山歌。饮食文化总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相适应，否则便有遭淘汰的可能，四川的客家人与广东客家人在饮食方面差异很大，也正是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要从动态与发展的角度探讨客家民俗与文化的变迁，不要将其看作一成不变，或者以偏概全。

二、语言是界定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基本要素

作为汉族一个分支的客家人，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语言的差异。同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客家人，最直接最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方会不会讲客家话，而不是首先考察对方的血统、出生地或心理情感之类。在汉语的诸多方言中，客家方言比较接近普通话，尤其是在语音方面，所以，对一些不太懂“官话”的人来说，只要“照字念经”，即按照标准的客家方言表述，不夹太多的“阿姆话”，则外地人也大体上可以听懂。也许是这一原因，有相当部分的客家人在讲普通话时容易与本身的方言混淆，且大都带着有较浓重的客音韵味，这大概是客家人对于本身方言能较为牢固保持的原因之一。其次，作为一支经长期迁徙而形成的民系，保持强大的内聚力，以便在生存竞争中得到同一属群的支持和帮助，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而维系这一内聚力的最主要的纽带莫过于共同的语言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所以成为一句古训，大概是人们认为祖宗遗留的田产当然很宝贵，但是如果没有客家人内部的相互依靠和支持，则已有的可能保不住，牢固地保持本身的语言，是维护与同一属群联系纽带的主要方式。也许是这一传统文化心理在起作用，不少旅居异域的客家人虽经过了数代，其后裔仍能讲客家话。

对于与其它民系混居的人，尤其是本民系人数较少的地区的客家人来说，相信大都对于以客家方言作为本民系认同的标志这一点有深切的体会。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即在彼此不了解的公众场合中，常常因一句不经意的客家话，引来在场的陌生的客家人主动前来认乡亲。而这些旅居在外的客家人之间聚首之时，如果有谁不讲客家话，则多半会被另眼相看，甚至被视为数典忘祖，“非我族类”。

当然，不能以会讲客家话与否作为界定客家人的唯一标准。英国传教士肯贝尔如果不会讲客家话，就不可能在客家地区传教多年，更不可能写出有开山发凡意义的(客家源流与迁徙》，有谁会将这位传教士列为客家人呢。在因科学发达而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各民族、各民系之间的交往和相互渗透越来越频繁，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在界定民族民系归属标志方面的作用不可避免会渐趋淡薄。

三、文化认同是界定客家人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有一次，笔者随几个上海人到纽约唐人街探访他们的老乡。旅居异域的那对上海夫妇对我们的到来非常兴奋，其热情的接待使我们感到超越了“规格”，因为笔者不懂“阿拉”的话，而他们又想表示乡亲乡情，以至一会儿说上海话，一会儿说普通话。而他们的刚二十出头的儿子却对客人态度冷淡。据主人的介绍，说他们的儿子到美国才三年。出于礼貌，我们不得不与那个小青年拉话题，问他的名字，没想到他说:“我的中国名字很难听，你们就叫我KENT好了”。弄得我们目瞪口呆。

与上述例子相反的是不少人虽然没有任何客家人的血统，却以当客家人为荣，自认是客家人，其中最出名的当数熊德龙先生。熊德龙先生本身是荷兰血统，从小被旅印尼的梅县人收养，这对夫妇以客家人纯朴而真挚的爱感化了他，使之接受了客家文化的教化，并且实际上已完完全全客化了，而他也自认是客家人。据一位与熊先生相熟的客籍外交官的叙述，熊先生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客家人的各种生活习俗，不仅自己能操一口流利的客家话，而且要求自己的子女首先要学客家方言与来访的“乡亲”攀谈。不少旅居异域的客家人虽然夫妇都能讲客家方言，但其子女不大愿意操客语的也大有人在，而熊先生遵循“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默默地为乡邦作奉献。

史学大师陈寅惜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及中古时代关于民族与种族问题时说:“汉人与胡人之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又此典为治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陈寅悟大师的论点在今天仍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可作为界定客家人的准则，即凡是接受客家文化的教化，实际上已客化之人，就可以界定为客家人。相反，虽有客家血统，但接受了其他民系文化如潮汕文化的教化，而实际上已潮化的人，则不论他自认是否客家人，都不能目为客家人。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从个体上界定客家人，则以文化认同为基准，其余都属次要因素。如果从总体上界定客家人，则不可忽略客家人特定的历史源流和由此逐渐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与习俗，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和习俗使客家人与汉族其他民系有所区别。至于以客家共同利益、客家精神等作为界定的标准，笔者认为如果站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整体性的高度，并与汉族其他民系作客观的对比，则这些方面并不能反映客家人的独特性，当然更没有必要以此自诩。

四、关于士族血统问题的一点看法

今天的客家人是中原世家大族的后裔。这在过去许多关于客家的论著，包括罗香林先生的客家奠基作也都持这一观点。但是，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其主要论点是士族作为统治阶层，数量本来是很少的;中原士族南迁后马上与当地的统洽集团结合而成为新的统治者，并逐渐腐朽糜烂;谱碟的记载并不可靠等。

血统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众生平等，无所谓血统高贵与低贱。犹太人以血统高贵标榜，希特勒则想将犹太人斩尽杀绝。希特勒的日耳曼血统高贵论也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历史的教训应该永远记取。各民族之间尚且讲平等，而同一民族内部反而自我标榜比其他民系血统高贵，由此可见此论之不足为训。另一方面，不少谱碟也确实存在作伪之嫌。但是，笔者认为客家渊源于中原士族之说还是有其合理的部分。

“五胡乱华”导至大批中原士族南迁，南渡之后，一些侨居江左的士族成了统治集团的重要力量。然而，能进人统治集团的侨居士族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南迁士族只能处于偏安状况，这在正史中就有不少记载，而史志不载的更不知几许。就是曾与南方士族分享权力的侨居士族在经过南北朝不断的改朝换代之后，仍能进人统治集团的寥寥无几。“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当年改朝换代，世事沧桑的写照。且客家先民从进人江左到再次南迁已经过了许多代人，故笔者认为东晋初年的社会与政治状况，处于统治集团地位的士族的堕落与客家先民并无多大的必然联系。

客家先民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的艰辛和磨难，最终到达闽粤赣三角地带，并建立起新的家园，所凭籍的最主要的是宗族的组织与力量。这种没有政府支持，完全是民间自发，为生存而长期辗转的迁徙，如果没有宗族的组织，没有集体的团结力量与相互扶持，是不可想象的。按照传统的习俗，家族、宗族中领袖人物通常是由宗族内有功名爵位、有很高声望的人担任。一个宗族之所以能成这强有力的组织，不致一盘散沙，族中的首领人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族内的杰出人物代表本族众人的意志和共同利益，深受众人的拥戴，全族人唯他们的马首是瞻，服从他们的指挥，接受他们的教化。由于宗族内的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虽然一个宗族内真正能人士流的毕竟是极少数，且有官阶爵位者的直系后裔也许不占多数，但宗族以这些杰出人物而自豪，将他们视为本族的象征，亦以当他们的族子族孙为荣，这大概是通例，客家人如此，汉民族本身也是如此。汉族人数达十亿多，按照目前最通行，且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是: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炎黄文化”。倘若拘泥于血统和数字的概念，则四、五千年之间，炎、黄二帝繁衍了十亿之众的后裔?岂不荒唐!既然如此，则客家人自称为中原士族的后裔，似乎也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