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家源流研究的重新审视

黎章春

史界关于客家源流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或持中原汉民南迁说，或持以古越族遗民为主体融合少数南迁中原汉民说。其实，目前借以研究的史料和考古文物以及现存的文化、民风大同小异，为何出现了如此相径庭的研究结论呢?笔者认为，这里涉及一个研究方法和视角问题。那么，何种方法较为辩证呢?本文试从如下两方面对客家源流研究加以重新审视。

一、              置客家源流问题于客家形成的地域之中，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客家源流的主源

赣南、闽西、粤东是客家的基本住地，也可以说是客家形成的主要地域，掌握这一地域居民的历史变迁，自然成为探讨客家源流的前提。

北方汉人南迁之前，南方就有土著居民，这些居民自春秋后期开始被史籍统称为越人。毫无疑问，客家形成的地域最初应是越人的活动地域。然而，秦汉以前，这里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决定其居民人数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存在一个庞大的土著氏族群体。为什么这样说呢?赣南、闽西、粤东同属中国南方典型的山区，山地、丘陵面积占各区总面积的绝大多数，都是各所在省开发最迟的地区。建国初期，上述三地仍有不少人迹罕至的原始地带，而2(X刃多年前的荒野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另外，如今所能查到有关那时古越人活动地域的记载，几乎都是地势较为平坦、开阔的江河沿岸地区，如江西的鄙阳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州和福建的东部沿海地区。古越人谋生于条件较差的山区自然是少数。

秦汉以后，隋唐以前，该地域的土著居民有多少呢?史籍虽无明确记载，但该地域这一时期的行政建置可反映出大致情况。秦时，赣南为秦朝下的五路大军之一驻地而设南荃县。西汉时增设赣、于都两县，隶属于豫章郡。唐时发展为一州七县，即虔州管辖赣、虔化、南康、于都、信丰、大庚、安远七县。闽西设治迟于赣南，西晋始设县治，唐时正式置汀州，领长汀、宁化两县。粤东(梅州)在东晋时设立兴宁县，到唐时尚未设立独立的州一级建制。我们知道，我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人口最基本的劳动力，也是官府征收赋税、摇役的主要依据，行政建置自然是以人口及经济文化为前提。由此可见，客家形成的地域原先人口基数是很少的，其数量是随着北方汉政权统治的加深而增加，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势力不断向南扩张，从而与这里的山区逐渐被开发的历史发展同步并相吻合。

唐朝建立以后，汉族中央政权进一步加紧了对赣、闽、粤交界山区的控制。于是，汉族势力与土著居民的冲突频繁而激烈起来。史书对该地域居民的活动情况的记载开始增加。这些记载尽管没有汉人和被称为理、山越、蛮撩、摇、山同蛮等这些古越人后裔土著的具体数字，但可看到不同时期官府统计的总体编户数的增减:赣南的虔州在唐贞观时有8994户①，开元时增至32837户②，宋代元丰年间有 133929户(宋赣南分虔州、南安军，分别有98130户和35799户)，③崇宁元年有310153户(其中虔州为272432户，南安军为37721户);④闽西的汀州在唐开元年间有4680户，⑤宋代元丰年间有81454户，⑥庆元年间有218570户;⑦粤东的梅州在宋代太平兴国年间有1577户，⑧元丰年间有12372户。⑨上述封建社会官府统计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我们通过这些数字的变化，可能说明如下问题:一是客家形成的地域在唐宋以前不管是土著还是外来移民，其居民数量很少;二是唐宋以后该地域人口数量猛增，是接受大量外来移民的结果。以赣南为例，从宋元丰初年(1078年)的98130户到祟宁元年(1102年)的短短的二十四年中净增174302户，这种现象，决非本地户口的自然增殖所能致，无疑是该地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

唐宋以后，客家形成地域接受大量外来移民是何许人?这需要联系当时的全国形势来认识。唐后期以来，中原战乱不已，江南相对安定，所以中国的经济重心加速向南移动，人口的分布也因之呈南方比重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唐末的黄巢大起义，对于以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和中原地区打击最为沉重，一度形成了“大道俱成棘子林”、“百万人家无一户”⑩的惨景。江南战祸较少，成为北方汉人逃亡的首选之地。唐亡以后，中原五代更替，局势动荡不安，特别是随着宋王朝的南渡，中原和前期迁到江淮地域的汉人进一步大规模南移。因此，唐宋以后，远离战乱中心的赣南、闽西、粤东山区居民猛增与上述社会背景是相吻合的。

如果说联系当时全国形势是一种宏观考察，那么，翻开现在客家的本本家谱、族谱进行探究就是一种微观考察了。崇祖敬族、寻根问祖是客家人的传统，就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的今天也不例外。从现在客家人仍然盛行修造的绝大多数族谱中可看出其远祖最初出自北方。笔者家族是明末清初从广东兴宁返迁赣南的，但族谱明确记载本族郡望为陕西京兆郡。不可否认，谱碟资料有编造、杜撰的成份，为了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有的拉历史名人作宗，甚至拉帝王作祖。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绝大多数客家族谱对于其远祖居地的记载。正如著名史学家谭其骤先生所说:“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碟不可靠，然唯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⑧

从以上历史和现实这两个视角分析客家源流，不难得出客家源流的主源应是中原汉民这一结论。以古越族遗民为主体融合少数南迁中原汉民说，显然忽视了客家形成的地域自唐宋以后的居民结构中占更大比例的是南迁中原汉民这一历史事实。

二、              置客家源流问题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客家源流的主流

客家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前面部分分析了客家的主源是南迁的中原汉民，那么，客家的主流是不是一种汉化趋势呢?纵观中国历史，有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黄河流域生活着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部落，后来人们称之为华夏族。实际上，它是以夏族、商族、周族等为主体，再融合戎、狄、夷的一部分，经过夏、商和春秋战国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酝酿，至秦汉时期而最终形成的。汉代以后，华夏族逐渐演变成汉族。汉族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发展。在南方，经过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元时期多次波浪式加速推移，使汉民族在南方的分布地域从点到线，再由线到面延伸扩展，并以长江为纽带，最终把汉水、淮水、湘水、赣水、郁水以及珠江等流域连成一片。中原汉民南迁至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发展后，该地域的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向，自然体现出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客家形成的地域都是大山、长谷、丘陵、盆地纵横交错，这种地形决定了人口数量有限的古越族遗民分布必然处于小聚居、大分散状态。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由古越族遗民演变而来，宋明以后称为舍族的该地域主要非汉民族，现在往往是几户或几十户聚居成村，周围是客家人的村落，也有的村落舍客人民杂居在一起。这种状态，为该地域汉与非汉民族的融合提供了比其他地域更为有利的条件。

民族融合的一般进程，总是首先以民族杂居、丧失单独的地域开始。民族有无自己的单独地域，决定了能否融合和融合的快慢。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域的舍族散居各县，有的虽然自成村落，但他们的周围无不留下众多汉民生活的足迹。由于两者杂居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政治生活也就不可避免。在封建时代，广大汉民与舍民一样受到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深受封建地主、官吏的压迫和剥削。相同的阶级地位，把汉舍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明朝中期，赣南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三支主要起义队伍中，都有不少舍民参加，有的舍民还成为起义的领袖，如横水、桶冈起义的领袖就是谢志珊、蓝天凤(舍族)等人。他们领导当地的汉舍儿女抗租、抗捐，杀富豪恶吏，得到了远近各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如镇压这次起义的王守仁所说:“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廓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谋。”0在共同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汉舍人民的融合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中原汉族之所以不断向周边发展，表现出巨大的内聚力和吸收力，就在于其经济，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先进性。相比之下，生活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的舍族显得远为落后。<太平寰宇记》中有对虔州(赣南)“木客”的记载，说他们“形似人，乃鬼类也。语亦如人，……能砍杉仿，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易，以木易人刀、斧……”。这种“木客”显然是有别于南迁汉人的土著。闽西也有类似情况，在唐中叶建立郡县时“凡研大树千余，树皆山都所居，天远地荒，又多妖怪，几疑非人所居。”。中原地区早已普及犁耙和以粪为肥的耕作方法、而该地域的舍民仍然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攀(即舍)音‘斜’，耕山岳之地曰攀，此攀字之读音与由其生活方式而称名之所由也。”。舍民在长期不断与汉民接触和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中，自然和本能地向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汉族学习，从而产生促使舍族发展变化，也就是汉化的内部动力。不可否认，任何民族融合的过程都是双向作用的过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融合还有一个主流趋向的问题。据统计，1992年赣南全区人口 720万，其中汉族客家人约700万。闽西龙岩地区人口近300万，其中汉族客家人超过200万。1994年梅州全市人口料0多万，除丰顺县有一小部分人讲潮州话和有400多人系舍族外，皆为汉族客家人。⑩可见，在当今客家基本住地的居民结构中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不仅如此，现在从客家基本住地的舍族人民身上，已很难看出其原有的民族特色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讲客家话，在文化、生活习俗等诸方面也与客家人相差无几，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已翩人客家之中。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在客家形成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其趋势是一种汉化趋势。

总之，从客家的主流和主源两方面分析，汉族文化始终是客家文化的主流文化，客家是迁人赣闽粤边区的中原汉民和当地土著居民、经过长期融合之后形成的汉族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