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从他称到自称

刘镇发

“客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于“客家”本身就是一个还没有充分定义的名词，加上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对自己根源的好奇，和中国so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客家学也再度复兴。“客家”一名的由来，已经不再局限于罗香林教授所提出的“客户说”，而是实事求是，苑寻证据，务求弄清真相。所以，近年来又增加了不少新的见解。在客家意识面临挑战，客家语言文化受到广府、闽南语言文化冲击的今天，要振兴客家，使客家人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一席立足之地，必须先要了解客家，而了解客家，必须从“客家”的命名开始。

一、              前人对“客家”名称由来说法之分歧

“客家学”虽然是一个看来很新的名词，但它在两百年前就已经开始。1808年广东和平县人徐旭曾对客家名称的见解，可以说是近代客家学的开端。以后的客家学者如温仲和、罗香林等，也大概受到他对“客家”看法的影响。而罗香林在三十年代对“客家”作出定义之后，使客家学界沉寂了半个世纪。直到近年中国改革开放，客家学再度复苏，虽然仍有不少人附和罗氏的说法，但也有很多人对罗氏学说提出了怀疑、质问甚至反驳，使“客家学”又进人了一个百客争鸣的新时代。至今为止，“客家”一词之由来已非一家之言。各种主要说法分列如下:

(一)罗香林(1933)客户说:“客家”即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南迁的时候，晋元帝“以流民多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罗氏认为“客家”的“客”由此而来，到了唐宋，便有“客户”的专称。

(二)陈美豪(1989)夏家说:客家祖先是发祥龄我国中土的华夏民族。由放客家人有强烈的祖先祟拜概念，不忘自己的祖先是“夏家人”，有理由认为就是“客家人”这个称谓的由来。

(三)陈修、陈百川(1994)河洛说:“客家”一词，来自“河洛”二字之音变。客家人即河洛人，亦从河洛地区迁徙而来的人。

(四)小川琢治(1990)土著对立说:客家是“支那移民中的种族(按:应该是民系)，……多居放广东地方，当地居民将其作为外来种族而加以排斥，此乃客家名称之起因。”①

(五)吴福文(1994)他律变自律说:由放客家民系的形成牵涉多次的迁徙，时时、处处都扮演着外来住家的角色。这样，对龄“客家”的称呼，客家先民最初或许有人不甘趁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这种称呼便习以为常，并且无可奈何地乐放接受甚至自我认同。

(六)万芳珍、刘纶鑫(1994)明清移民说:从五代、两宋以至明初，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没有一批自唐宋以来就自称是“客家”的居民，不存在称为“客家”的方言，及名为“客家”的民系。“客家”的称谓是因为明中叶至清初时，对三省交界处大批外移的移民所起的。

(七)美国人类学家康斯坦保(Constable)广府人命名说:“客家”是广府人对清初由粤东迁来珠江三角洲新移民的称号，起初并无恶意。后来两个族群由于争夺土地，互相仇视，客家人便和自称“本地人”的广府人对立。最后以其方言为识别，成立一个以“客家”为名的民系。

此外，从1989年起，也有不少学者对以上的说法，发表过不同的意见。例如张卫东、刘丽川对“客家”称谓来自“客户”说，以主客数字力斥罗氏之言(张、刘，1989);房学嘉也同样以数字说明“客户”不能跟“客家”混为一谈(房，1994)，房氏指出，宋初全国的主户有1023万户，客户有5肠万，后者占总户的三分之一强，而且遍布神州大地，如果“客户”就是“客家”，很难解释为何今天的“客家”只集中在闽粤赣山区，人口也只有全国的3.7%。林嘉书认为“客家”并不比粤语系、闽南语系的族群晚来广东、福建(林嘉书，1994)，昊福文则以客家称谓为“他律”性，然后才成为“自律”的称呼(吴，1994)。王东也质疑了罗氏“五代宋初”，“客家”起源放“客户”的说法(王东，1994)。

“客家”一词的历史。根据梁肇庭先生的研究(梁，1982)，“客家”一词首先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是在清代初年，距离现在不过三百年左右。罗氏认为“客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民间称谓，但奇怪的是在明、清以前的典籍中，根本没有出现过民系意义的“客家”一词(吴，1994)。在明朝嘉靖年间编写的(惠州府志》中，在谈到方言的时候，也没有提到有“客家”方言。族群名称则只有瑶、蛋民、舍等，完全没有“客家”的概念。

在明代中叶以前，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居民，各认为自己是如假包换的本地土著，当然没有“客家人”。到了后来，他们的兄弟一批一批到处“作客”他乡，受到了移民地点居住土著的排斥，变成了“客家人”之后，结果连不曾迁移的“原乡”居民，也因为族群的文化认同，而全都被称为“客家人”。而且有趣的是，被罗氏列人“纯客住县”，闽赣交界地区操“客家话”的居民，直至最近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甚至否认自己是“客家人”的情况②。因此，“客家”极不可能象罗氏所说一般，自唐宋以来便已存在的一个民系。

二、“客家”名称的再认识与思考

(一)客家民系的形成

很多资料显示，无论广府人、闽南人和“客家人”，最先在唐代中叶到宋末时，因为要逃避战乱而到了南方定居。他们南迁的动机和时间几乎相同，所不同者只是迁徙路线和地点而已(林，1994)。 这些人一方面以正统汉人自居，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方面看不起土著的民族(主要是舍族)，自己坚持使用唐宋时期的“中原官话”。

当然，粤东一带的居民可能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语言文化也渐渐和邻近的民系有不同，慢慢成立了一个新的方言文化系统。但是，在矛盾没有激化以前，这群“中原后人”应该没有什么“客家”感觉的。这群“中原移民”在明代中叶以前，虽然没有自称或被称“客家”，但他们的方言、宗教、文化已经有一些独特的个性。而广府、闽南、“客家”在唐末到明朝中叶这段时间，也各自和当地的居民互相渗透融合。所以，当第一批“客家人”在明代中叶向外迁移时，别的民系已经察觉到他们已经是“非我族类”了。

(二)客家名称的形成:谁“舍”谁“客”?

由放在山区过着艰苦的生活，加上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这样“中原人”很快就想扩散去别的地区，来增加生存的空间。因此，清兵人关(1644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继后的“迁界事件”，使得更多“中原人”往广东福建沿海迁移。但这些“中原人”的大汉优越心态，并没有因其迁徙而稍有减退。例如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客家人，只管将同样是汉族的广府人叫“舍佬，舍媛”。③即是还将自己在粤北山区，碰到“土著”都是舍族的观念照搬不疑。大量的粤东北居民迁移的同时，“主客”矛盾也迅速激化了。当这群“山区汉人”移民到平地粤语区，“土著”已经不是少数民族，而是同文同种的汉族兄弟时，也出现一个“正统”的问题了。结果是“山区汉人”误将广府人当作“舍佬”的同时，广府人、闽南人也将这群山区来客当是舍族，而称他们作“客人”或“客家人”。

不难想像，由放“客家”最先并不是一个令人自豪的名称，所以很多人最先是不肯接受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客家”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和广府人冲突时产生的名称。

(l)广东省以外的“客家人”对客家名称的认识。

除了上述的闽、赣交界地区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外，四川、广西、台湾的客家人，都是在清初到清代中叶从广东、福建迁去的。直至现在，四川人也只管他们讲的是“土广东话”，没有“客家话”的称呼(黄雪贞，1986)。“客家话”在广西叫“新民话”，“麻介话”，“任话”。而台湾跟四川一样，日治时代根本没有人提甚么“客家人”、“客家话”，只认为自己是“广东人”，讲的是跟福佬话不同的“广东话’，④。而日治期间的台湾语言调查中，客家话也只叫做“广东话”，没有“客家话”⑤。在江西和湖南一些地方，清代迁去的粤北移民，叫他们流民、棚民、怀远人，不被称为“客家人”(万、刘，1992)。以上说明了最少在清初以前，“客家人”并不是一个流行在粤东人民之间的词汇。

(2)香港的“本地”与“客家”。

香港在割让给英国以前，新界地区有两个互相仇视的“原居民”族群:“客家”和“本地”。“本地人”族谱记载他们是在宋代从江西、广东番禺、南雄、东莞、惠州等地迁来的⑥。按照罗香林的说法，他们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客家人。但他们不但没有“客家认同”，自称是本地人，而且操一种属粤方言的“本地话’，⑦。“客家人”均在族谱上写明祖先在唐代黄巢之乱时避难放宁化石壁，后迁闽西长汀，然后在宋代人粤居龄梅县一带，在清朝初年“复界”时(1669年)，受到清政府的鼓励，才由粤东嘉应州迁来的⑧。

在香港，虽然本地人的服饰和生活习惯，跟客家人的大同小异，可是他们却跟客家人势成水火，而且发生过土客械斗。还说明了“客家”不可能在宋末已经形成。“原居民”的来源地和时间，才是产生“本地”和“客家”的重要因素。从香港的例证来看，也证明“客家”之名亦是他人对客家人的称谓。一般地说，宋代便设籍的人，都会自称是主人(万、刘，1992)。这说明罗氏指的五次“客家大迁徙”中，只有明清的那次跟“客家”的命名有关。

很多广府人也是记载祖先从江西、福建等地人粤，但路线是在宋代居龄南雄，然后才播迁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故此在宋代末年之后，香港的“本地人”、广东的“客家先民”和“广府人”已经各有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说，“客家先民”本来就是嘉应州的“本地人”。如果没有明末清初的大迁徙，就没有今天的“客家人”。江西的“本地”与“客家”，也和香港的情况相若，并且发生过械斗，但“本地人”没有被称为“舍”的记载(刘，1994)。

(3)“客籍”、“客话”与“客家”无关。

“客籍”是指“户籍”，跟语言无关。“客话”则指由外地迁来的，“客籍”人士使用的语言。广东雷州一带的居民，是在宋代由福建南部迁移过去的，所以他们操一种闽南话。他们自称本地人的同时，也将清朝才迁移到雷州的广府话称为“客话”，而将客家话称为“任话”(熊，1987)。而“惬话”这个名称，也见于粤北、粤西、广西等地来指“客家话”。所以，“客籍”、“客话”并非一定是跟“客家”挂钩的。

(三)“客家”在意义上的蜕变与客家认同的危机

由于客家人跟广府人对立，他们十分重视自己的语言，不希望被他们想像的夷狄同化。但语言忠诚性不是客家人的专利，南方人基本上都是对自己语言很固执的。只是当粤东移民接受了“客家”这个标记，而间接放弃了自己的土地主权时，客家人的认同，便由土地转到语言上去了。因此“客家”变了一个由自身语言，尤其是以梅县话来代表的认同。“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宁卖祖宗坑，莫卖祖宗声”变了客家人的“家训”，因为如果连客家话都不讲的话，客家人就一无所有了。其实，这就是语言学的“认同”理论(Ap详1and Muysken，1987)。

因此，“考证”明代中叶或以前的某人是客家人时，可能同时就犯了一个极大的谬误: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客家人”这个观念。不但宋代的朱熹、文天祥当不了“客家人”，就是考证毛泽东是“客家人”(凌，1994)也有问题:因为毛的先祖毛太华先生，一来是在明朝初年便已迁居湖南，二来起点也不是三省交界的地方(毛太华的故乡吉水是赣中赣语区)，时、空上都不符合形成客家民系的条件。

无论广府人、客家人或闽南人，都是南迁汉人的后裔(林，1994)。严格来说，“客家人”的祖先，.在元、明两代仍在孕育期，而在明朝末年、甚至是在清初以后才在自愿跟被迫间诞生的。“客家人”主要是移民之后在语言跟生活习惯上，受广府人和闽南人的排斥，而不自愿地自立门派。

很明显，在这场还在进行的身分战斗中，“客家人”在广东和台湾，已经输掉了自己的省籍，被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当广州话和闽南话分别在广东和台湾，均成为该省的“正统”语言时，客家认同便成了一个包袱。放是，由徐旭曾到罗香林，都出现了客家人“寻根”的行动，证明自己是“纯汉人”来给自己一个肯定。但随着“纯汉人”神话的破灭，“客家”已经不起省籍地方主义者的挑战。所以，客家人正以惊人的速度，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来换取别人的谅解。

由放“客家”本来就是一个不太雅听的名称，很多人都正在想摆脱这个身份。在香港、台湾、深圳等地的客家聚居点，很多“客家人”已经不再跟孩子讲客家话，继续做“客家人”，而这以香港的情况尤为严重⑩。了解了“客家”名称的由来之后，“客家人”应该尝试一些更积极的办法，用现代化的概念来保存自己的语言文化。例如换一个新的族群代号，确立自己的疆界，学习别人之余保存自己的语言，才可以避免最后被人并吞与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