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戍卒守五岭与客家渊源的剖析

叶 扬

近年，不少客家学的专家学者对秦戍卒开辟岭南与客家有无直接的渊源关系的讨论，已成为客家族群形成过程的一个时空焦点。罗香林教授认为:“秦汉戍卒与客家无直接关系。”①但有不少学者否认这种见解而认为:“客家祖先南迁始于秦始皇时。”②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其资料不外乎是史书有载，秦始皇时用兵平南越，派50万戍卒守五岭，置岭南三郡，移徙中原之民与百越杂居。因对史实有不同的解读，而致对秦戍卒与客家关系得出不同的认识。真理不能也不可能穷于一说，而是愈辩愈明，本文从资料人手分析考证，再判断秦戍卒与客家究竞是什么关系?通过讨论得到比较符合事实的认识。使客家学创建于科学之上有其好处。

一、              秦戍卒守五岭与客家关系

《晋书·地理志)记载:“秦始皇既略定扬越，以滴戍卒50万人守五岭。”③对此记载凡认为秦戍与客家有直接关系的学者解读为:“秦皇发卒50万戍五岭……五岭适与客家聚居赣南边、赣粤边、湘粤桂边相吻合。’，④又把五岭解读为:“秦时的五岭有揭阳岭。揭阳岭是今揭阳县西北150里的揭阳山，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⑤如此看来有必要澄清五岭地理位置和守五岭含义，才能取得秦戍卒与客家关系的确切认知。

五岭是秦时南疆边睡。秦朝的南方疆域是承袭楚国及其属国吴越的领土。公元前223年秦王政24年灭楚，秦王“游至那陈”命王剪追击占据淮南反秦的楚将项燕，以清除“吴越地方干里，尚可立国”的隐患。秦王政25年，王剪平楚“江南地，降越君”、项燕自杀，置长沙、九江、会稽、闽中诸郡。那时，燕国和齐国未平，无暇发兵攻南越，略取五岭以南的“陆梁地”。公元前221年秦王政26年统一中国，确定“秦朝疆域，东至海，南至五岭(大庚、骑田、都庞、萌诸、越城)。’，⑥秦时五岭在现今的地理位置是:越城岭在湘桂边、其岭南在广西资源、全县境，其岭北在湖南新宁，东安县境。都庞岭在湘桂边、其岭南在广西兴安、灌阳县境，其岭北在湖南江永、道县。萌诸岭在湘桂粤边、其岭南在广西贺县和广东连山、连县、其岭北在湖南江华、宁远县境。骑田岭在湖南宜章、郴县一带。大庚岭在粤湘赣边、其岭南在广东乐昌、曲江、南雄一带，其岭北在湖南汝城和江西大余、信丰、南康一带。

从现在的地理位置，看五岭与客家人住地的关系:越城岭与都庞岭的岭南岭北都不是客家人住地。萌诸岭的岭北不是客家人住地，岭南是非纯客住地。骑田岭境是非纯客住地。大庚岭的岭南和岭北都是纯客住地。可见，秦戍卒守五岭与客家聚居地“相吻合”的判断，与实际不完全符合。即使五岭的某些地区，在秦以后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也不能说明秦戍卒守五岭是“客家祖先南迁之始”。五岭是秦时人越的“岭娇”。秦始皇以戍卒50万人守五岭，控制着“自北往南人越之道，必由岭娇，时有五处，故称五岭”。⑦可见，秦戍卒驻守的是从北往南必经的高山峻岭的隘口通道。既防备了南疆边睡的险要地带，又扼守着南往百越的必由之路。戍卒驻守五岭显然是为了用兵平越的暂时性需要，而不是象后来客家先民那样定居闽粤赣边山区有相对长期的打算。

秦皇命戍卒守五岭是一着平越的军事行动，与客家先民首批南迁毫不相干。

二、“守揭阳岭”、“屯兵揭阳”的戍卒

揭阳岭不是五岭之一。五岭是秦朝在湘桂粤赣山区的南疆边界、人越的“岭娇”;而把揭阳岭误称为五岭之一的，起初是南北朝初期人裴渊所著《广州记》。称:“揭阳岭为秦戍五岭之一。”后人修地方志常常引用裴渊的话，但记述地理位置就与裴渊所说不尽相同。如(揭阳县正续志·沿革》记述揭阳县的名称由来，称“秦戍五岭而后设县曰揭阳，隶南海郡。揭阳盖先郡而得名也。”“揭之得名以岭由来最古，戍于秦、定于汉。”当叙述揭阳岭的地理位置时，认为在揭阳县境内的飞泉岭。(嘉庆)《广东通志·关隘略》称:“揭阳县飞泉岭壁立数百初，周围数十里，有泉飞空而下，径通长乐县为惠潮之关隘，或以此为揭岭。”《揭阳县正续志·山川》也称:“飞泉岭距城80里极界脉自揭阳山来，形势岩烧，壁立百仍，周围数十里，层峦叠峨，人迹罕至，绝顶有泉飞空而下，其麓达陆丰长乐之境，一曰揭岭，裴渊(广州记}以为此秦戍五岭之一。 潮惠之关隘，揭阳之北门也。’，⑧地方志如实记叙揭阳岭地理位置是距揭阳城80里的飞泉岭，实际是排除“揭阳岭是秦戍五岭之一”的误称。

揭阳岭不是粤赣北通长江的山隘。近年有学者把揭阳岭解释为“揭阳岭道”的箔门岭。他据温仲和撰的《嘉应州志》说:“秦时揭阳县境包括现在的梅县、蕉岭、平远等县，因而古代揭阳县境之山岭可名为揭阳岭，不限于今揭阳县之山，包括江西会昌东南盘古山附近的绮门岭，成为粤赣间北通长江的娇道。’，⑨这个论点可以商榷。第一，认为揭阳岭是揭阳岭道上的绮门岭，它与五岭的地理位置不符。五岭乏一大庚岭的最东麓不是在会昌县境盘古山附近的箔门岭。第二，如果确认揭阳岭是粤赣间长江最重要娇道的绮门岭，为什么《广东通志)以及潮州府、揭阳县等地方志都没有阐明，而只写揭阳岭是“径通惠潮之关隘”呢?可见，揭阳岭为“北通长江的娇道”，是说不通的。

秦置的揭阳县不是晋置的揭阳县。把秦置南海郡属揭阳县认为是晋置南康属的揭阳，是把揭阳岭混同为笃门岭的重要依据。它们认为既然绮门岭是江西会昌县境盘古山的山隘，会昌又原在于都县境与晋置南康郡属揭阳县相邻，“南康郡属揭阳境又有石城等相关联之故，由此何向推论，“秦置揭阳地包括潮梅而跨至江西石城”。，石城在南康郡属揭阳境内，揭阳与于都县相邻，于都县境原属的会昌附近的箔门岭，就变为秦置揭阳县之山的揭阳岭了。把秦置的与晋置的揭阳县混为一谈之误，在康熙12年重修(程乡邑志》时，王仕云知县作过校正。转录如下:“晋武帝太康3年、置南康郡、统县五:一揭阳则属南康郡。……又按《广舆记》晋南康今赣州，揭阳县今宁都。据此，又以揭阳，非即秦汉属南海之揭阳也。’，0尽管王仕云分清了晋置揭阳不是秦置揭阳，但有学者仍用“秦置揭阳，包括潮梅而跨至江西石城”的含糊说法加之混淆，其用意无非为秦“史禄转炯、禄留家揭阳”作证，以便说秦戍卒将领及其后留家揭阳意味着留在梅县地区是“客家的祖先”做伏笔。

史禄通屯兵揭阳说，难于查考。谢梅撰的《广州人文浅说》称:“秦将领史禄通屯兵揭阳，其中一部分留作在梅县地区，是客家最初的来源。”。这是确认秦戌卒与客家有直接关系的说法。关于史禄通屯兵揭阳一说，现查(史记》、(汉书》以及其他正史，又查粤赣有关郡县地方志和其他野史都难于查到此项记述。但有不少记叙与屯兵揭阳相关联的史实，如:监禄凿渠运粮人越，史禄转炯留家揭阳，史禄之后，揭阳令史定子孙家于揭阳，等等。这些似乎有必要查核，以便判定他们与客家的关系。

史禄、监禄是一个人。监禄凿渠运粮人越的事迹，见于《史记·平津侯文父列传》和(汉书·严助传》所记。后人转述此事，写成“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铜。’，。因正史有记载，修地方志时都引用它，而不写“史禄转晌”。因此产生了监禄与史禄究竟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的疑问。据张晏注《汉书》曰:“监禄是监御史也，名禄。”韦昭注《史记》曰:“监禄是监御史，名禄。”晏、昭两的注释相同，都认为监是官名、禄是人名，连称为监禄。后人却认为“史佚其姓，因史为官名，故称史禄”。这样，“监禄”与“史禄”是两个人，一个“运粮”，另一个“转铜”。对这看法，(嘉庆)(广东通志·前事略秦汉卷》作的考证说:“太平御览”采用《临桂图经》云:‘漓水，昔秦命御史监史禄自零陵凿渠，出零陵下漓水是也’。据此，史乃禄之姓，非官名。《临桂图经》是北宋以前之书。时古籍犹存，必出于王范交广春秋诸亡书之内，不可谓其说无据也。”⑥据此，监禄与史禄应为一个，运粮与转炯是一个人做的一码事。监禄凿渠选择湘江上游与桂江上游大榕江之间凿了长达60里号称“灵渠”的水渠，成功地把北粮南运，为平越开辟岭南的水路。监禄凿渠成功保证了任嚣、赵佗平定南越“略取陆梁地”的胜利。

史禄后裔史定家于揭阳，难说是客家先民。据(嘉庆)《广东通志·职官表》称:“南越揭阳令史定闻汉兵至降，封安道侯，史定或曰史禄之后。”《揭阳县正续志·官职表》也称:“史定秦汉人，仕南粤为揭阳令。元鼎6年汉兵下、番禺定，决计属汉，封安道侯，邑6加户，子孙遂家于揭阳。秦时揭阳县辖地广，据(乾隆)(潮州府志·沿革》称:“秦时所称之揭阳合今潮州一郡。”潮州郡原是义安郡。“义安郡是晋安帝义熙9年(公元409年)设置的领县五:海阳、绥安、海宁、潮阳和增置义招县。”⑩海阳县是废揭阳古县改称的，绥安县在今福建省漳浦，新置义招县在南齐时析程乡和大埔。那时义招境山深林丛，人烟稀少，因流民营设置，后为客家住地的贫瘩山区。潮州郡属的其他各县靠近闽粤东南沿海，后为福佬方言的富庶地区。秦时揭阳县又是南粤与闽越相联之地。汉武帝建元间，闽越王郑兴兵侵犯南粤，郑兵曾进军至揭阳县境。随后，中原汉人相继迁人，与当地居民杂居，逐步形成讲福佬话的潮州人。据此，以其说史禄之后的史定子孙家于揭阳，可能到义招县安居，成为“客家最初的来源”，毋宁说史定子孙家于揭阳是潮州人的先民，更为符合实际。

一、              秦时开辟岭南的赵佗一批移民与客家无缘

赵佗是华夏族人，原籍在河北真定县。如前所述，秦始皇使尉屠唯率兵平越，被越人打败，尉屠唯被越人所杀，之后，命赵佗挂郡尉官衔率领戍卒驻守五岭，以便逾越五岭攻击南越。《史记》记载:秦始皇33年(公元前221年)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⑩这是说赵佗率领戍卒以及一批人平定南越，略取岭南地区置三郡，论功行赏实署南海郡属龙力!县令。(嘉靖)《惠州府志·记事》相应地记述，称“秦始皇33年遣任嚣、赵佗击南越，平之。置三郡，以嚣为南海郡尉，佗为龙川县令。’，。从龙川县出土文物的考据，远古时代已有“古人”在此地生活，通称为南蛮。春秋战国时称“百淮”、“百越”，岭南一带称之为越人或雄越。锥越不属于苗黎族为祖先的楚人，也有异于曾受华夏文明陶冶的吴越人或“勾践后裔”的闽越和哑越。他们居住在一派山峦起伏、古木参天、山深林密、杂草繁生、地广人稀、一片尚未开辟的处女地。由于关山险阻，楚国和越国的间隔，远离中原，接触华夏文明远远晚于楚越人，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尚未改貌。赵佗为官在龙川维时虽短暂，但开荒拓野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如龙川有个传说:赵佗到龙川为官体察居民愿望，在城东赘山之麓掘井、宽二丈许、井深五丈，甘泉自赘山麓涌出，水量充沛，在亢旱岁月，“万人汲之不竭”，因当时龙川称南越，故名越井。从赵佗掘井到唐代870余年甘泉源源涌出没有枯竭。唐代韦昌明撰(越井记)称颂赵佗，“龙之壤则启自赵王佗也。’，④居民怀念赵佗恩泽，改“越井”名、称为“赵佗井”。又在龙川县署侧修建南越王赵佗庙，以缅怀赵佗开拓荒郊，单路蓝缕，造福后人的功绩。

赵佗开拓岭南重点在今珠江至沿海。赵佗任龙川县令不久，陈胜起义，天下大乱。南海郡尉任嚣召赵佗到番禺商议，“兴兵绝新道”反秦。任嚣病死，赵佗行南海尉事，断绝新道，诛秦命官。秦二世败灭，又攻占象郡、桂林，统治着岭南广裹地区。但其经管地方约在今东江西和北江下流沃土和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一带。赵佗在那里立国称王，并定都番禺与汉朝相抗衡，后来受汉册封，又叛汉称帝，乘“黄屋左思”，攻夺长沙郡南数县，国威军力大振，拥有岭南大部领土，东达闽越、贩越，西接群柯夜郎，管治47488户、234姗口。。赵佗奢言:“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里，带甲百万有余。”

如上所述，赵佗辟岭南在龙川不过数年，而坐镇番禺，统治整个岭南竟达数十年之久。赵佗自称“老夫处粤49年，”与雄越人杂居、经营岭南沿海。他久居岭南，不把缺乏“文理”的雄越人视为 “蛮夷”，因自己“处粤久矣”，也认自己为蛮夷，迁就雄越习俗，结一撮其形如椎的发髻，伸着两脚，其形似箕而坐。以“魅结箕坐”的越俗接见汉朝使节，引起汉使陆贾的深责:“足下中国人……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赵佗起身谢罪，曰:“久居蛮夷之中，殊失礼义。”。赵佗与陆贾对话，实质是反映了赵佗一批戍卒移民与雄越人杂居交往的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以诚取信的心态。赵佗随雄越俗而“失礼义”，正是为了改变摊越陋俗，纳人华夏族的礼义之邦，用心良苦，为汉高祖所肯定。在册封赵佗的诏书中称:“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可见，赵佗与雄越人之间已达到融洽相处，使他们逐渐华夏化的地步。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总结雄越人汉化情况，写道:“秦始皇迁徙内地50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因之南海等四郡南海、郁林、苍梧、合浦文化较高，交通较便，汉政治影响一也较强，越人逐渐朝着与汉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他还写道:“汉武帝征服南越国……原来居住着许多种族，汉人统称他们为越人或雄越。”文澜所写的情况和地区，正是赵佗开辟岭南的重点，也是现今讲广州话的地区。所以，有人认为赵佗一批戌卒移民是客家先民首批南来客、毋宁认为他们是讲白话的广州人首批南迁的华夏人也是汉人，更为恰切。

二、              少数留家龙川的秦戍卒与客家无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