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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刘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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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客家渊源与界定的浅见
刘天一
本人自1984年起,曾先后四次访问福建宁化石壁;还于1991年参加“梅州市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一行五人专程到中原一些地方进行考察,现将我在实际工作中的接触与学习,谈些个人对客家渊源与界定的浅见。
客家民系 根在中原
众所周知,在我国漫长而复杂的历史长河中,自“秦开五岭”到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藩镇割据、唐末的黄巢起义、两宋的辽金人侵以至宋室南迁,还有元、明、清的朝代更迭,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等,充满了改朝换代和你争我夺的战乱,人祸天灾接踵而来,给中原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因而不得不向南迁徙,为求生存,流离失所,过了长江之后,辗转到江西都阳湖流域,滞留若干年代后,再流徙至赣闽粤三省边区,又经过若干年代的休养生息,与南方某些少数民族(主要是舍、瑶)杂处融合,逐渐形成后来汉民族中的客家、广府及福佬等不同民系。(在江西都阳湖畔筷子巷留居的中原汉民,一部分于明代洪武年间回迁河南信阳的大别山区各县。)
我国中原古时历次移民,多数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流徙,这是总的趋势。按罗香林先生的研究,大体分为五个时期。
客家人往东南亚谋生,始自宋末元初,明清以后,南渡的更多;自咸丰年间“太平天国”以后,更是大量到了南洋群岛。
客家形成 不晚于南宋
客与主,应该是相对而言。中原汉人南迁,作客他乡,这是历史。年深月久,“客而家焉”,或叫“客久在家”,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正常规律。不作什么高深的考证,也颇容易理解!在粤东潮客地区之间,客人称潮人为“福佬,’(“福”字的潮语与客语的“鹤”字同音故客人统称潮人叫“鹤佬”。)而潮人称客人,一向都叫“客人”很少附带一个“家”字,所谓“客家”可能是对民系而言,有如“舍家”、“苗家”之称谓。至于客家这个民系,究竟形成于何时?目前却有多种说法。有人把客家形成时代往前推,似乎越古越光采。但也有人往后推,说是形成于明清。这些推论,本人不敢苟同。
我比较赞同许多专家学者们所主张,有“客家先民”、“先客”、“后客”和“客家后裔”之区分,不能泛泛地一概而论,应有时空界限的阶段性,要避免“以我为主”的自称什么中心,而影响到本民系内部或与其他民系之间的感情。
一个民系的形成,需具备历史上诸多复杂的因素,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一次性完成。客与非客,一般应以某一地域的方言为主要标志。无论是哪一个民系的形成,都离不开人与之间的不断交往或通婚(上层人物还有不同利益的联姻),以及语言文学、风俗习惯、文化传承等的互相影响和融化吸收,否则就不可能成其为某一民系。就我们汉族而言,也是由刘邦成立汉国,逐渐由多个民族的百姓分子,融化而成。
客家研究的先驱罗香林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他的著作为我们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但他在三十年代的客观条件下,难免有点大汉族主义情绪,这是容易理解的,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我却完全赞同罗先生所说是在“两宋之间”的论述,最晚也不会晚于南宋。有人认为形成于明清,那就未免过于缺乏常识了。
关于客家先民迁徙赣闽粤边区之后,与当地舍瑶民族的融合,究竟是谁同化谁的问题,我却认为是占多数而又比较先进的客家先民,同化了当地的少数舍瑶民族,而不可能是少数而分散的舍瑶民族同化了客家先民。而在历史事实上,原属舍族的蓝、钟两姓,早已汉化成为汉族中的一员。(目前我们梅州丰顺县潭山镇的凤坪舍族,仅有蓝姓共49户、331人(1987年统计),他们除了对内讲舍话,春节祭祖的图腾崇拜仪式以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已基本汉化。梁钊韬先生等曾去潭山舍族村调查过,梁先生曾以古粤语和当地年老舍民对话,基本上可以交流。)
因此,浅见认为:
①赣闽粤三省边区山水相连,地理条件基本相同,客家先民在唐宋期间已先后来到这里。除了江西赣州几个县建置更早以外,福建汀州下属几个县建于唐宋年间,广东梅州的大埔、梅县(原程乡县)、兴宁、五华,以及东江地区的博罗、龙川(原包括兴宁、五华的大部分)、新丰、河源、惠阳等县,均建在北宋以前;还有粤北一大片县分,也建置较早。上述各级地方官府均为汉人统治,即使元、清两朝非汉人统治时,当地舍瑶民族,也是处于没有地位的少数。
②本姓人粤始祖刘开七公,是南宋时人,宋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生于福建宁化。在宋宁宗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官授广东潮州总镇,往兴宁剿匪(也可能镇压当地舍瑶民族)卒于营,随葬于兴宁岗背高车头,其后裔在程乡立业。近年该墓经重修,有一年的正月十九日,计有闽粤赣等八省一市(北京)的刘氏宗亲,前往兴宁祭墓。
由此可见,宋代的梅州,并非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
③建国初期,在梅城区内的梅州中学扩建体育场时,挖掘出西晋太始墓砖;50年代新建梅县高级中学时,还发掘一座规模颇大的墓。在七、八十年代,在梅县舍江、长滩、梅城南郊之三角地及兴宁龙田等地,曾发掘多座隋唐、南朝墓葬,并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在梅县水车发掘了唐代馒头窑址及梅县瑶上发掘了北宋龙窑,并出土一批相当精美的瓷器标本。据广东省专家分析鉴定:这些唐宋窑址,当时都是烧制出口的外销瓷器产品。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古外销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锯(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曾带几名助手来梅考察,对当地出土的古陶瓷器,给予很高评价。
由此可见,唐宋时期的梅州一带,已有不少客家先民在此安家落户,这些南下汉人,与赣闽边区的南下汉人,应同被称为“先客”。
④自元人人主、宋室南迁至南宋灭亡,赣闽粤边区成为双方争夺的广大战场。客家先贤文天祥号召勤王,抵抗元兵,挽救南宋,当时三省边区的客家民众,纷纷参加文天祥部下。如梅县松源的蔡蒙吉,便是抗元英雄之一;在德枯二年,元将易正大陷梅州,蒙吉被执,决不投降而惨遭杀害。还有松口的卓姓子弟八百多人,竟随宋军至新会崖门,至宋帝禺沉海,仍无一人降元者。文天祥驻营广东潮阳一带,后在海丰附近的五坡岭兵败,被元将张弘范部虏获,后解往元大都狱中度过近四年,经多次劝降,坚贞不屈而英勇就义。
上述这些,都是当时客家英烈可歌可泣的现实故事。
⑤南宋灭亡后,我国受元代贵族统治97年,尤其是梅州各县,受元人贵族统治者虐杀甚众,地方人口大为减少,因而由闽西汀州各县客家人,迁人梅州各县作为补充,这是顺理成章的趋势。这批明清以后的客家人,可统称为“后客”。在许多地方流传着中秋之夜吃月饼、在月饼垫纸上隐藏着“八月十五杀元番”的暗语,简直是家喻户晓,在我儿时就不知听过多少回。
明代潮州仍设舍官而梅地则无,可见全境皆客矣!
潮客比邻称“半山客”
本人老家在揭西河婆,据侨居马来西亚的乡贤张肯堂先生著《河婆风土志》载:五百年前,河婆居民共有六十个姓氏。可是,五百年后的今天,仅存张、蔡、刘、黄、林、李、杨、邓、温、吴、陈、韩、贝、吕、冯、庄、成、丘等姓,前十二个姓氏都是人口数千至逾万且聚族而居的大姓,他们的开基始祖,都是于明代中期,由梅州各县迁去的,此外有的姓氏仅存几户或数十户,原有的大部分姓氏,现已不复存在,或是不知在何时、迁往何处去了!据家谱记载:我老祖宗有些亲房兄弟,便迁往邻县陆丰或外迁江西、广西等地。
据近年统计,揭西全县共有20个乡镇,78.65万人口。其中有14个乡镇操客话,40多万人口;操潮州话的有6个乡镇,20多万人口。旅居海外的华侨31.5万人,台胞10.3万人,港澳同胞6万人。县城河婆镇有11万多人口,是客家地区,居民多操客家话,旅居海外的侨胞及台港澳同胞有8万多人。
在潮汕各县,除了澄海、南澳是纯潮语县之外,其他县如揭东、普宁、惠来、潮阳、饶平、潮安等县(市)的山区或丘陵地带的半山区以及汕头市内和汕尾市属的海丰,陆丰县等都住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在珠江三角洲及粤西某些县的广府语系地区,也是如此。
还有梅州属下的丰顺县三汤片及隋隆片,都是潮客语系的交界地区,连上述那些地区的客人,都被潮人称为“半山客”,意即有别于兴梅等地客家地区的“纯客”。这些情况,也足以佐证“客家形成于明清”说的谬误,纯属缺乏常识或主观臆测的论断。这些“半山客”,在东南亚各国及台港澳等地,人数众多,成立了“半山客”同乡会,在当地都有一定影响。
客与非客,一般应以方言为主,如果连客家方言都不会讲或讲不好,怎能称之为客家人呢?但是,语言是可以学的,目前,有些人的父母(双方或一方),根本就不是客家人,诸如建国后的南下干部和解放军,等等,但在客家地区工作或谋生,直到终老安家,他们传下的后代,从小就在客家地区长大,能说满口流利的客方言,并接受客家文化习俗的熏陶,这些人可算作新的客家人?还有,我夫妇前几年曾先后去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探亲,我们的亲戚是在三、四十年代往南洋谋生,他(她)本人都是地道的客家人,他们在南洋所生的儿女,也都能讲客家话,但已与闽南(包括潮州和海南岛)或广府人结婚,再生下第三代,都能讲多种方言(或外语),并且已加人当地国籍,像这些人,在海外被统称为“华人”,我们充其量也只能称他们为“客家后裔”。建国前后,兴梅客区青年在外地读书做事的人数很多,其后代分布全国各地,也属此类情况。他们的语言与血统都属次要,究竟归属哪一民系?只好由其本人自愿去认同和结合,完全没有必要去硬套和强迫。因此,目前世界上客家人的数目究竟有多少?恐怕是无法统计,只能是估计。
“秦开五岭”与古揭阳
80年代,我听过梁钊韬教授的考古课,梁先生曾谈及“秦开五岭”的课题,他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于始皇十六年至三十三年(公元前221一214年),曾不断派兵越过五岭,以征服南越,即是史称“秦开五岭”。当时,由尉屠唯带一支几万人的军队进人岭南,接着,便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向岭南进军。一路沿西漓江至桂林;二路经广西贺江至梧州,沿西江下广州;三路穿粤北骑田岭,接武江、沿北江下广州;四路穿大庚岭,由江西过南雄,沿滇水下韶关,达广州;这二、三、四路大军,终于抵达目的地番禺(即今之广州)。第五路大军,经江西上饶,由福州出发,沿海路进人潮州揭阳岭,即今之粤东,屯兵揭阳(今之丰顺县的汤坑、汤西和汤南,又称“三汤片”,以及揭西县的河婆等地),是秦守五岭最南的一个兵站。
秦统一中国灭六国建三十六郡之后,在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今之广东大部分属南海郡,以任嚣为南海尉,领六县: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揭阳以揭阳岭得名,辖今之潮梅、赣之宁都以南,及闽之汀杭等地。我区的兴宁、五华二县,秦汉时大部分属龙川县;梅县等地则属揭阳县。梅州在唐以前属潮州府,丰顺县乃清代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才划出揭阳县的蓝田都及八乡山,潮安县的馏煌、九河,梅县的丰良、环新堡等及大埔县的潭江、白芒舍等地,新建置丰顺县。丰顺这个县建置虽晚,但全境多山,著名的八乡山一带,应属秦时的揭阳岭。水路有上游的汀江、梅江,在三河坝汇合后注人韩江,经过丰顺境内。水陆二路均为潮梅两地(也是潮客语系)交通之要冲,是后来潮、客人民交往必经之通道,地势险要,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时至今日,丰顺汤坑至丰良(旧县城)之间的公路边仍有一个小地段叫“兵营”(据说即古时秦军驻守的白马营)。在丰顺汤西有一条秦汉古道,攀过八乡山到五华县,抵达龙川县。这条古道,即秦军史禄、赵佗部队的交通要道,也是潮、梅两地除了韩江与梅江水路以外,唯一的陆路通道。自宋代以后,由汤坑潘田,再越过著名的猴子米,至梅县舍坑这条“潘田骚道”开通,汤西至五华的秦汉古道才逐渐废弃。至清代乾隆三年置丰顺县,县城设在丰良,并开通了汤坑—丰良—兴梅的道路,播田释道又废弃。自从辟为公路后,人们常说“汽车开过猴子亲”,那是习惯性错误,因汽车经过之处,实际不是猴子米,而是芋横奇。建国前农民由汤坑挑运盐担往梅县舍坑,仍沿那条里程较近且难行的潘田骚道,此道才必要攀越猴子岽。
民间有传:秦汉时的揭阳西城,是由汤坑至河婆。这是沿一条沿八乡山至大北山南麓的山路,全长60公里,正是秦军戍守的地方,南端的揭阳平原低洼处,古时还是滨海的滩涂地带。
河婆坪上镇南森村的赤岭埔是一片丘陵和矮山,1940年兴建南森(今新榕)小学时,曾挖出二十四座竖穴土坑墓,出土有铜剑、铜刀、玉璧等器物和大量几何印纹陶片,因当时本地人还不懂那是重要的出土文物,几乎全被毁掉,仅存铜刀、铜剑,被揭阳真理医院一位瑞典籍医生叫卜瑞,来当地落田坝天主教堂探访时闻知买去,后转到国外。那批土坑墓,据所摄照片及英文说明是秦军武士墓葬,两把铜刀均铸有“秦”字,在香港经专家鉴定后曾在一家杂志上发表,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此类墓葬,在新中国建立后仍陆续有所发现,1960年秋,新榕小学学生在校门右侧开荒时,又发现四座同类墓葬,挖出铜剑一把及红色陶盏16件;铜剑被学生当旧铜烂铁卖掉,陶盏大部分被砸成碎片,仅存四件,收藏在广东省博物馆,皆属战国至秦汉时的器物。
从这28座单身竖穴土坑墓葬推测,将领有刀剑殉葬,武士即枪矛殉葬。当时该墓未作专门发掘,葬式不清。(上述材料,见1996年4月北京燕山出版社版(广东省名胜古迹辞典》第288一289页)。
1953年,我在丰顺县文化馆任馆长时,上海有一位老先生来信,讲我提供该县汤南区罗家约的现状。(即今之隆烟乡、新拉、新铺村一带,因当地居民均是姓罗,故昔称罗家约。)当时因忙于别的工作而未给他复信,至今仍感遗憾!罗家约是揭阳与丰顺两县交界处,离县城汤坑镇十里许,这一带居民均操潮语,有的也能讲客话。汤坑镇内本地居民,一般在家内用潮语通话,在街上对外人则以客话交谈。上海那位老先生,在信中便提及秦代驻军与当地土著结合的问题,往北发展,便融人客语系;往南发展,则融人潮语系,等等。今天看来,秦汉时的本土先民,都属于当地土著,已无法考证其属何族系了!
70年代,我在本地区文化局兼管文物考古。在兴宁县新好区大村乡,西北边有一座小山头叫秦皇坪,俗称古树窝或鬼子窝,离地面约30米的崩岗处,给小孩们发现六柄(一组)战国编钟,最大者重28 .5市斤,通高53公分;最小者重16 .5市斤,通高39公分。编钟,是我国古时奴隶主举行祭祀或庄严仪式用的礼器,也是王公贵族们与部落酋长饮宴歌舞时的伴奏乐器,其有标志主人名份、等级,财富和权力的特殊象征。但为什么会埋藏在这里的地下?因年代久远,却不容易说得清楚!这是否与当时的秦军赵佗部队或百越酋长有关呢?(现该组编钟收藏在兴宁市博物馆)。
于兴宁发现编钟的前后,又在五华县的华城(旧县治所在地)狮雄山上,发掘了一座西汉建筑遗址,规模为东西长约120米,南北宽约160米,占地面积在两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层厚约38一如公分,堆积极为丰富,掘出一大批红、灰色陶板瓦,筒瓦和瓦当,均有纹饰。据省考古队专家们的鉴定分析:可能就是当时赵佗修建的“长乐台”。(五华旧称长乐县,距华城几十公里,即龙川县治老隆和佗城。)
编钟与西汉建筑遗址的发现,均与八乡山的那条秦汉古道密不可分;秦军某部戍守粤东揭阳岭,与古时的历史实际比较相符。不然,又该作何种解释呢?
唐末继任岭南行军总管、开辟福建漳州的名将陈元光,其父辈陈政、陈明,就曾驻兵在八乡山一带,其中下八乡至今仍有个贵人村,相传便是由此而得名。北宋的朱熹夫子,到汤西南赫讲学时,他所题“落汉鸣泉”摩崖石刻,也于前几年已经找到。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那条“秦汉古道”,并非后人蓄意杜撰。
在罗香林先生的著作中,并未见其将戍守揭阳岭秦军某部分子的存亡去向,与当地的客家先民相提并论。而事实上,也没多少必要把秦军某一分子遗留下来的后裔,硬拉人某个民族或民系。
关子客家渊源与界定,都属过去了的往事。我个人认为,也没必要老是花时间去翻阅旧著且争论不休。目前更重要的新课题,倒是要研究客家应如何面对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