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学角度

谈客家源流几个问题

杨鹤书

客家源流研究，自本世纪30年代先贤罗香林教授等人启动以来，学者们谈了很多。个人谈点粗浅认识。

一、客家源流问题。不少学者在寻求比较合理的解答，有的力求对罗香林教授为代表的的一些观点有所突破，愿望是好的，许多学者也确实做了有益的研究，取得许多新成果。我想，欲“破壁”首先必须“面壁”①。就是说，要先认真吃透罗香林先生的思想观点。我自己觉得对罗先生的著作就要重新学习。最近再学习了一遍。觉得:客家研究的开拓者、集大成者罗香林教授关于客家研究的主要观点至今是难以动摇的。这些观点有:关于客家的来源是汉族的一支的观点;关于客家多次迁徙历史的观点;关于客家地理分布及其环境的观点;关于客家语言是汉族的一种方言的观点;关于客家的界定和客家人形成于赵宋以后的观点等等，这些只能修正和补充。其所以不可动摇是因为，一是其(客家研究导论)是放在汉族史和汉族文化中进行考察并得出结论的，且是汉族八大(一说九大)民系中率先写出客家民系历史与文化的专著。二是其理论和方法是比较科学的(民族学②、系谱学、文献、历史学、语言学等结合)。三是其研究过当时所有研究者的观点，并占有了田野工作外的所有材料。罗先生不愧为当年客家研究集大成者。

二、客家形成时空问题。客家人的形成是个历史过程。其时间由五代至宋元之间共经四百余年(公元如7一1368)。据移民史家和方言专家研究，认为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应在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公元775年)，许多客家先民渡江南下到了赣州地区。民系的形成和民族的形成大致相同，即须有共同的区域;形成共同的语言(方言)，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为表征)和互相认同的族群意识(即共同心理素质)。③客家人的形成，必须有一片生活的地域。客家先民来到江西赣州，这里位于江西南部，属南岭山地，一般海拔为1仪冷一巧oo米。东边为武夷山余脉，绵延于赣闽之间，南有五岭之一的大庚岭，山间各有几百米的隘口，通往闽越和岭南。州内山间红色地层形成大小不等的盆地，如会昌、瑞金等地，河流贯穿其间，形成冲积平原。赣江为江西第一大河，上游贡水源出东南部山地，主源在瑞金县的黄竹岭，在赣州市汇章水后称为赣江。赣江平原和盆地地区一年可三熟，是重要的农业区，这个区域为客家先民提供了生息繁衍的条件。

然而，由于黄巢起义(公元875)江西动乱的挤压，使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过赣闽、赣粤间隘口向闽西、粤东、粤北转移。不久唐亡(如7)，时代进人五代时期。在黄巢起义至五代末近百年间，客家先民逐步拥有了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因为，当时形势有利于客家先民占据这些地方:五代十国时期，所形成几个割据政权，如福建，唐末王审如、王潮相继为节度使，925年王审知死，其子延翰、延钧继立，拥有汀、泉五州，不久延钧称王，国号闽。945年为南唐所灭。闽旧将留从效逐南唐军队自立，留及其继承者，只占有泉、漳两州继续割据。汀州以西政治上空虚。长江中下游，李升于公元937年灭吴国，建立南唐，虽扩充势力，但也只占有江东、江西、湖北和湖南的一部份，势力也未及五岭。广东方面，刘隐从卯5年起逐步形成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割据势力，其势力范围包括广、容(今广西容县)、琶(今广西南宁)、韶(今广东韶关)、潮(今广东潮州)州。9巧年刘岩称帝，号南汉，其势力偏重于广东西部和广西④。这样，五代十国时期，在闽、粤、赣边，尤其是汀江流域、梅江流域和东江流域部份地区，形成某种政治上的“真空”地带，即所谓三不管的地区。这给大批客家先民在这一地区停留、集结和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对客家人在这一带形成和繁衍是很有利的。这也是宋代汀州繁荣起来和梅州开始设州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史上客家先民在赣、汀、梅三州或三江流域活动。也可以说，客家在三州或三江流域形成和发展。其时在宋元间。元明后客家人向东江和北江发展。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客家人生活于赣、汀、梅、东、北五江流域的全部或部分，至今未完全脱离这个格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阐明历史真象，要有利于客家民系的团结、进步和发展。客家人有幸拥有赣江、汀江、梅江流域，尤其拥有梅江流域，对客家民系最终形成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赣南、闽西南、粤东北即所谓赣、汀、梅三江地区，可说是客家人关键的形成腹区，客家先民在这里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以自己先进的汉文化融合(自然同化)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瑶舍及越遗裔)，在民系成员的结构上完成了向客家人的转变。客家先民进人闽、粤、赣地区，也就是进人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进人了舍族区。罗香林教授的《客家研究导论)及朱希祖先生的序言，都大量引用文献，说明唐宋间今福建、江西、广东多为舍族所居的事实⑤，今不赘引。要强调的是，建国后，曾在梅县考古发现南朝舍族墓，墓砖上有刻有“舍人”“兴舍”等字样。说明梅县唐以前的原住民就是畲族⑥为主。

吸收、同化少数民族，集中表现在客家的族谱祖先名字上。即客家人族谱祖先名字有一个时期，最先是普通汉名，但下几代有几十、几千、几百郎的所谓“郎名”、“法名”，而后来的祖先又改为普通的汉名。如我这杨氏，据(平远杨氏族谱)载:第七十六世衍孙公、第七十七世广义公、第七十八世太一郎公、第七十九世九二郎公、第八十世千一郎公、七一郎公、第八十一世六九郎公、伯九郎公:第八十二世永宣公、第八十三世德辅公。其中四代有“郎名”。又据李默引梅州地方志办编《客家姓氏渊源》(两辑)共收梅属客家68姓的族谱统计:

“第一辑收有刁、王、丘、伍、朱、李、何、沈、吴、林、范、姚、凌、黄、陈罗、肖、蓝、张、郭、曾、汤、杨、新杨、叶、刘、邓、黎、卢、钟、缪、谢、徐、魏、、饶等34个姓，有郎名、法名的30姓，仅朱、黄、饶、缪4姓未见。

第二辑收有丁、卜、文、冯、乌仔、江、池、庄、邹、李、杨(老杨)、余、宋、巫、袁、郑、陈、洪、胡、侯、高、唐、梁、曹、温、赖、雷、廖、薛、戴、韩、欧等35姓，其中有22姓的祖先有郎名或法名，而文、孔、古、池、宋、郑、唐、曹、彭、欧等姓未见”⑦。

以上可见，68姓中有52姓的客家人祖先名字曾出现过郎名或法名。其时代约在宋元之间，如上引《平远杨氏族谱》载:第七十九世，九三郎公，生于南宋端宗景炎丁丑(公元1277年)，卒于元致和戊辰(1328年)，生活于连城杨家坊(湾)。又如台湾《北埔邱氏族谱》序:“三五郎为宁化始祖，其后迁上杭，三传至六十郎，于元至正年间(1341一1368)人粤，分居镇平开基。”兴宁(曾氏族谱》载:“曾中彦迁福建宁化。宋末曾六十四郎迁上杭。”梅县《卢氏族谱》载:“十六世天佑，宋末元初人，于度宗七年(1271年)由宁化迁居永定陈东乡，为永定陈东卢氏开基第一始祖。”“十六世天保次子千四郎，于宋末移居梅县白渡堡田背开基。”这些说明客家人祖先出现郎名、法名的时间为南宋和元朝。地域多在闽西和粤东北。

关于客家人祖先名字出现郎名、法名问题，罗香林先生认为客家人的祖先迁至闽粤间“欲求性命安全，不能不纳点蛰礼给那些强有力的舍阀，舍阀得到客人的蛰礼以后，乃依其人境次序给予几郎几郎的名号’，⑧。此说，我看不妥，因为第一，如上所述，客家达有郎名、法名的姓氏占总姓氏的76%;第二，是郎名、法名存在于三至五代人。如果是某种封赐式的，不可能给予那么多姓氏和那么多代数之人。郎名、法名是舍族和瑶族命名的习俗，所以李默先生说:“客家人的先祖与舍族、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言而喻，这反映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⑨。此说比较正确，但我认为还可以进一步解释。

唐宋年间客家人的先民们进人赣、闽、粤边地区后，当时当地的原住民应是以舍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占地广，有相当的势力，而客家先民是流徙的移民;时又处于宋元时复杂的社会、自然环境，使相当部分人深入警山与少数民族为伍，后来也许还有为避元骚扰等因素，所以将名字均改为舍族名讳⑩，吸收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等。南宋后粤东闽西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客家先民的较高的文化，较高的生产技术等得以发挥，这些使舍族等也乐以接受，历史上文明较低的民族总是被文明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客家先民与舍族通过四、五代人，百余年的通婚、混血，文化交流而自然同化(融合)。待到明初，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都再度显现出极大的优势，于是不仅客家人而且受他们同化的舍族等都改用了汉名，成了客家人。“借更改名称为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变法，”⑧客家人祖先可能运用了这种“诡变法”同化了相当数量的舍族等少数民族。这些被同化了的舍族等也作为客家先民的另一支，最后变成了客家人。这就是客家人名字从明开始都没有了郎名、法名，从此梅州、汀州境内只留有少数舍族的原因。这就使得在民系成员的结构上完成了向客家人的转变。

二是客家方言的形成。客家方言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古汉语是客家方言的源头。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后大都集中在闽粤赣边的广大山区，住地闭塞，长期以来与外界交往相对较少，受其他方言影响也相对少，所以他们保留较多的古代汉语特色。据语言学家研究，客家方言在音韵方面有十六个特点，其中属中唐的有4个，属晚唐的有4个，属宋代的有7个，只有一个是属于后代的，这在时间上可定位于宋代。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所以空间上可定位于梅江流域和韩江上游一带。另一方面，因与舍族和百越族后裔的交往，所以有些词汇等也受到苗、瑶语族和侗泰语族的词语影响，即接受了一些借词。如客家人表示女性，多用“姆”如“伯姆”(伯母)、“叔姆”(叔母)、“舅姆”(舅母)。这个“姆”是客家土俗字，读，“尾”字音，在汉语辞典中无“母或女性”之意。但侗泰语族语言中，如傣、泰语中就把“母”称为“而a’’(姆)，母亲叫“俪a’’(依姆)伯母叫“而目皿”(姆弄，即大妈)动词;客家人把“玩耍”叫做“蝴”，原意是“戏弄”。傣、泰语把“玩耍”也叫“alau或iau”，也是戏弄之意。指示代词“这”客家话说ni舍语也叫“ni”。名词:客家语说“茅寮屋”的“寮”舍语叫“lau”是房屋之意等等0。这样客家人完成了语音、词汇、词序等等的吸收和转变，又使之适合于古汉语留传下来的语法结构，形成客家方言，即客家话。故明嘉靖年间的《惠州府志)和《兴宁县志》都首次列有“方言”一目，记载客家方言的特点。。三是客家风俗习惯和民系族群自我意识的形成，客家先民定居三江地区以后，除保留传统的儒家文化外，还吸收其他南方土著民族风俗习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俗和文化。如住房，将中原的宫殿式、庭院式、与山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围龙屋等围屋形成;吃的方面有红炯肉、酿豆腐、豆腐干等客家食品;穿的方面，绣花鞋和绣花围裙，可能受舍族服饰的影响，而男服则始终保留中原汉族的风格;婚丧习俗上，既保留中原婚礼六礼等遗风，又出现了“童养媳”、“等郎妹”等形式;及丧礼葬俗上既有五服期功制的传统，又有重风水、重二次葬和特有的坐椅式坟墓形式的出现等。此外如山歌、舞火龙和打船灯等娱乐形式的涌现，从而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客家风俗习惯和文化。由于在这一地区基本形成了客家民系的群体包括语言风俗文化心理等方面，所以当时作为“客家”的他称，也为客家人自己接受了，他称变成了自称。作为客家人也日益认同自己为“客家”，而无任何不便之感，这就意味着客家人自我族群意识出现了，这一切标志着汉族客家人在宋、元间最终形成了。

三、客家定义(界定)问题。我认为可综合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各派的理论来定。据此，对客家人的界定可分历史和现状来定。历史上，即客家人在宋元客家人形成及其后发展期，可基本概括为四点:居住在闽粤赣广大边区;讲客家话;有住围(龙)屋，唱客家山歌等文化习俗等;有强烈鲜明的客家人自我族群意识。当前界定仍严格按照科学依据和族群意愿的原则:即起码具有客家人的文化习俗或懂得客家语;具有族群自我意识的即认同自己是客家人的，即为客家人。所以，客家或客家人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们共同体，或说是个族群群体。

四、关于客家称谓问题。从历史事实出发，只能称为客家人或客家，不能称为“客家族”，因为她只是汉族的一个支系(民系)。我国民族政策也规定，凡承认一个民族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现在广东的汉族民系只有广府、福佬、客家这是毋庸再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