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渊源诸题

吴炳奎

一、客家族属问题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汉族之名始于汉代。(中国通史》第一册载:“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考春秋时的华族，源于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族，华夏族源于原始社会时期西羌族团的炎帝族、黄帝族和东夷族团中的太昊族和少昊族;炎黄族系和太昊族系，则源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末期的华管氏，后代的华人、华族之名，均来自华胥氏。

华胥氏又称赫胥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也是汉族客家的始祖母，处于距今八千多年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末期。当时的婚姻是群婚制，其男性可能是健人氏。(炎黄源流史》载:“看来华青氏可能是缝人氏之妻”。“华骨氏是太昊氏又叫伏羲氏之母，也是华夏—汉族的祖先……。”华胃氏起源于甘青高原，后迁于甘肃东部的华池一带。

据何光岳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炎黄源流史》、(东夷源流史》、(南蛮源流史》、(百越源流史》等书记载:华管氏之子伏牺氏，即太昊氏，与女祸氏结合繁衍了少昊氏族和少典氏族。后来少昊族与女祸族由北而南迁徙，然后再向东迁徙，迁到黄河中下游一带与当地人群融合成为东夷族团。少典族团则繁衍传下炎帝神农氏族和轩辕黄帝氏族，他们亦先后沿黄河下迁，进人黄河流域的中部地区，在这里建立起以炎黄族为主体的部落大联盟，大多由炎黄族人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当炎帝族传到八世(一说十三世)时，南部的童尤部族强盛起来，与炎帝榆周争夺中原地区，榆周战败，求助于亲族黄帝族，于是榆周与黄帝族联合战胜和诛杀了蛋尤。以后黄帝与榆周又争夺土地肥沃的中原地区，榆周战败，黄帝族占据了中原地区，成为中原之主。后来，黄帝族、炎帝族与先期融合成的东夷族，又与蛋尤率领被战败所俘的九黎族、苗族，在中原地区大融合，形成华夏族，再衍化为汉族。

从现有的客家姓氏渊源考查，现在的客家人大部分是炎黄子孙华夏后裔。据1982年梅县150姓族源考查，其中属炎帝族的19姓，占12.6%，属黄帝族的94姓，占62.6%，属东夷族的35姓，占23.4%，属南蛮族的二姓，占1.4%。炎黄族裔占75，2%。由于华夏族是由炎帝族、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百越族等族在中原融合而成的，所以汉族客家几乎全部为华夏后裔及中原汉族。

二、客家与畲瑶族的渊源关系问题

晋代，山越族的一部分衍化为畲族、瑶族后，主要聚居在赣闽粤地区;客家先民迁人这些地区后，与畲瑶等族互相杂处融合，在互相融合中，是畲瑶族融于客家，不是客家融于畲瑶族。《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五期载:从1981年4月至1989年11月期间，广东省龙川、和平、连平、饶平、连山、乳源、龙门、河源、阳春等县，经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恢复畲瑶族成分的地点和人数，总共有364巧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由原客家人转为舍瑶族的。而附近与这些舍瑶族杂处的客家人则仍然是客家人，说明上述恢复舍瑶族的客家人，原来就是畲瑶族，后融于客家，而今又恢复为畲族。

三、关于中原人(包括客家先民)南迁问题

现有的出土文物和史籍记载表明，早在新石器晚期即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北方华族就陆续迁来今赣闽粤客家地区了，此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梅州市7县均有发现，其中已挖掘的有梅县舍江镇距今4000年的墓葬遗址(即夏代文化遗存)、商代村落遗址，大埔枫朗黄兰的商代墓葬遗址和平远石正的西周古窑遗址等。史籍记载有蔡永兼在《西山杂志)中记述福建省古代的七闽时，载有“汀赣之客家”的族名。上述的文化遗存与记载表明，在大量客家先民迁人今客家地区前，早已有华族迁人，后来的客家先民多沿此路线辗转迁来。

据(梅县客家姓氏源流)第一集50姓的记载，其中有33姓由秦汉至两晋先后迁入赣闽苏浙皖等地。33姓中，秦时迁人的4姓，汉代迁人的10姓，(其中曾姓秦汉时均有迁人江西庐陵)两晋时迁人的19姓。又《石壁之光》载:自汉代至清代迁人宁化县的有99姓，其中汉代1姓，晋代2姓。(乾隆嘉应州志)载:(通志·沿革表》载云:“义熙九年(413年)析置义安郡，又析东官之五营(北方流民营)置义招县即今程乡(今梅县、平远、蕉岭三县)、大埔之地。”上述记载表明，东晋时已有一批北方汉人(流民)流入粤东，故晋政权在今大埔、梅县等地设置东官郡第五流民营，以收容安置这些流民。

现有的客家姓氏族谱和族史资料记载上述先民与现代客家有渊源关系的有徐、曾、饶、何4姓。徐姓是伯益子若木之后，传至五十五世徐洗，为秦庄襄王时宰相，越五世传徐福、徐洛、徐该。徐福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奉命东渡东海日本，徐洛留东海琅哪郡，徐该远走洪州(江西南昌)隐居，后裔传江西、广东等地，今客家徐姓多为其后。汉代有罗曾丘管叶宋郑余凌沈10姓迁入赣闽等地。罗姓，由该姓四十一世罗珠，于汉惠帝时由长沙迁江西南昌，后裔传赣闽粤各地，客家罗姓多为其后。曾姓，源于夏朝姐姓，夏少康中兴后封其少子曲烈于都，为都国，周灵王五年都国为苔国所灭，曾佩国太子巫出奔鲁国并仕鲁，将都字去邑为曾氏。巫五世孙曾参，为孔门高弟，曾参生三子:元、申、华。该姓秦代已有一批迁于江西庐陵之吉阳，曾元的十四世孙曾据，西汉时为关内侯，王莽篡权后任原职，王莽垮台后，恐遭害，遂率族众两千余人长途跋涉过江，迁于江西庐陵之吉阳，今客家曾氏多其后裔。丘姓，由该姓三十一世茂千，于西汉平帝二年，迁于福建汀州上杭。客家丘姓多其后裔。管姓先迁江西南昌后迁福建宁阳。《石壁之光)载:据永茜张坊《管氏族谱》载云:东汉初，有思藏(管姓)曾任山东副都军务，自豫章(南昌)之带源迁居闽地宁阳招贤里羊角坝开基。客家管姓多其后裔。

客家先民在晋代、尤其在“永嘉之乱”迁入赣闽粤者日众，福建宁化有钟姓邓姓迁人，其他地方如福州三山里等地，有梁姓、蔡姓、巫姓、江姓迁人。晋代迁于江西赣南、庐陵等地的有钟、王、廖、赖、肖、郑、周等姓。上列姓氏只是迁入的一部分。先来的中原汉人，为以后客家民系的形成打下基础。

四、客家与畲瑶的融合问题

上述客家先民，移人赣闽等地区后，首先与来自不同地区的汉族交往通婚，由于同是南下的汉族，患难与共或同住流民营，更由于周朝开始实行同姓不婚制;当时的舍瑶族又不与汉族通婚，因而客家先民便与异姓的当地汉族通婚，这样便容易形成共同的客家文化特征，如语言、风俗、意识等方面的特征。加上东晋、南朝时期，整个长江流域战乱较少，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日益发展，生产力水平赶上了黄河流域。尤其地处东南边睡的赣闽粤地区，动乱更少，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安定，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关系也日益密切，通婚日众，生齿日繁，迁人迁出日增，先迁于各地的汉人又陆续迁人。.这为客家民系的融合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迁于赣闽粤地区的中原汉族，便先后在不同地点形成了有大同小异的语言、风俗、思想意识的客家民系，即在南朝客家民系已经形成。形成的地域则分别在江西都阳湖南昌一带、赣南地区、庐陵吉水地区，福建西南的汀州、宁化等地和粤东的梅州等地区。客家民系在上述地区形成后，经一段时期的繁衍生息培育，追唐宋时便人才辈出，兴旺发达了。仅江西的庐陵吉水、临川等地，唐宋时便出有宰相三人，“唐宋八大家”的文豪三人，大官一批。

其次，客家先民与当地的舍瑶等族融合。据《舍族简史》载:“唐宋时期，舍族人民为反抗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唐宋王朝长期派大兵进剿镇压。由公元肠9年至1269年的6叉)年间舍族人民瑶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不断起义与统治阶级斗争。

为了对付统治阶级，舍汉人民在斗争中共同奋斗，失利后退避山区、汉人区改族改姓，彼此不分，从而使舍瑶族一批一批地融为汉族客家。迫元代由于客家人文天祥、蔡蒙吉等人英勇抗元被杀式微;元末梅县舍族在陈满率领下“啸聚梅扩”(今舍江上墩境内)攻占州城近年，元朝派招讨使陈梅进剿屠杀，梅州舍族逐渐消亡，在当地幸存者皆改为客家，这样至明代梅州(不含兴宁五华)舍瑶族便消亡融合于客家了。

众多的出土文物和史籍记载证明:在汉末两晋时期，已有大批北方汉族流人赣闽粤边区，这些人统称为流民。为了安置这些流民，从东晋开始，粤东地区曾设置侨郡侨县和流民营，即东官郡、义安郡、兴宁县、义招县(原为流民营)及南齐时设置的程乡县。

一批又一批的北方流民，被安置于侨郡侨县及流民营后，与中原等地流入的汉族杂处通婚，经过数百年的溶化，于南朝时期融合成为汉族客家民系。

民系的形成与民族的形成大同小异，都必须有共通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思想意识特征。南朝时今梅州市境内的人群，已具有下述特征。

1、已有共通的语言，人群之间可以通话。如南齐时，“乡民有争讼者，不诣官府，诉敖(程)欣，欣为之辨曲直，感心服而退”。查程队，南齐时人，先居今平远县之坝头，后居今梅城义化路附近。既不是达官贵人，也不是豪强官绅，只是当时程乡境内喜读书，性纯朴的乡贤。他德高望重，常为乡民排解是非曲直，如果没有共通的语言(但不等于现在的客家方言)，说话听不懂，怎能为人辨曲直明是非?又怎能使人感心服而退呢?

2、已有共同的风俗习惯，除了上述的是非习俗之外，还有信仰佛教、生时重享受、死后重厚葬等的习俗。南齐时建程乡县后，南梁(朝)时就在县城建造了大觉寺。据史载，东汉时佛教在中国逐渐盛行，南朝时是佛教极盛时期。“南齐宰相肖子良笃信佛教，斋僧时亲自送饭送水，佛教开始盛行”。到梁武帝肖衍时，佛教进人全盛时期。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礼拜。四次出家做“皇帝菩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程乡县也建立了大觉寺，说明当时当地信佛风俗已很普遍。另从出土墓葬的习俗看，从南朝早期到晚期，陪葬品都较多，都是重厚葬的习俗。

3、 已有或基本具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如程欣，性诚朴、好读书，结庐江滨，隐居不仕，以德行著称乡里，乡民“心有愧作者，望其庐辄思改过”。程吐的思想作风、好学诚朴，成为当时当地人们的典范，这也是客家人喜读诗书，勤劳俭朴、开拓进取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在南朝时期，汉族客家民系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