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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丘菊贤 刘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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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渊源散论
丘菊贤 刘南彪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客家热”在中国的兴起,客家研究出现新高潮,创造出辉煌成果。就梅州而言,正式出版专著近百部,撰写论文达千篇,从而证明改革开放对科研事业也是极大的推动。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整个研究缺乏必要的争鸣,可以说是:是与非,良与芳,真理与错谬长期共处,各说其是。这势必对读者发生误导,贻害来者,误我客家子弟。
现在喜逢闽西、赣南、梅州客家联谊(研究)会联合举办“客家渊源与客家界定”学术研讨会之良机,我们把平时积累的一些意见整理出来(包括对立的主张、认识、见解),目的是求得是非界限。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凡举出事例均隐去书名、刊名和人名。同时,标出我们的主张(文中小标题),所发表的意见也不一定正确。
二、客家族属,早已定论,争议无益
根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客家人共约有6650万人,他们除分布在中国各地外,还散居在世界五大洲各国,其历史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但客属何族人的问题,在旧时代始终得不到合乎情理的解决。旧时代有人言及客家时,“客”字左旁要加个反犬写成,’j客”,客家人受尽凌辱和污蔑。本世纪初客家问题曾引起“三次风波”。第一次是19()5年,因广东学人黄节编撰的(广东乡土教材》一书中,引用西方列强御用文人写的(中国地舆志》的材料,把客家人说成不是“汉种”,也不是“粤种”。语多荒谬,实际上否认客家是汉族的一支,极力贬低客家人的地位。此书发行后,引起广州、嘉应州、潮州、惠州、韶关等客家乡亲的愤慨,纷纷集会,散发传单表示抗议,并成立客家研究会,有理有据地讲释“客家”由来,给黄书奇谈怪论予驳斥。梅州参加这次抗议活动的有清末杰出的外交家黄遵宪和祖籍嘉应州的台湾抗日义军领袖丘逢甲等客家先贤。结果迫使广州的提学使(省主管教育官员)出面道歉。第二次是1920年,包揽中、小学用书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部由殖民主义者雇用文痞编写的《世界地理》,书中介绍客家人由来时,说客家是野蛮落后的“部落”、“退化”的人种等等。竟把客家人比作愚昧、落后的原始人。此书一面世,立即引起广州、上海的客籍学生、工商、华侨各界人士纷纷集会,群情激愤,表示抗议,还推荐代表与该馆交涉。结果迫使该馆停止发行此书,重新编印。新版改称“客家”为“中国进步的民族”,风波才告停止。第三次是1930年,国民政府广东省建设厅主办的(建设周报》(7月版)上有一篇文章,说客家人“不甚开化”,客家分“大种”、“小种”,“大种语言惆啾”……等侮辱客家语词。对这种轻视和污蔑,客家各界如前一样,展开争辩,讨回公道。特别是海外客属侨领、侨团来函来电表示声援。最后广东省政府命令建设厅公开道歉、更正,作者也受到批评处分,风波才告平息。
三次风波以后,民国政府行文,要求官员讲话、书刊报纸,不许再出现侮辱客家的字眼,对客家种种侮辱性的陈词滥调,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与此同时,许多知名学者,其中有章太炎、朱希祖、罗香林、古直、赖际熙等人从各个领域,以确凿的史实,分析得出“客家是中国汉民族的一支”的科学结论。并从客方言、谱碟、南迁、分布、精神等方面作了阐述。上述结论,后来被中外辞书如《大英百科全书》、《辞海》、《辞源》、中小学教材、中外学者和建国以后我国政府所认定和使用。一句话,客家族属已成定论,特别是建国以后为学术、文化、教育、政务、出版、民族、外事等各界所共识。谁存异议,如同天文学上否定地球绕太阳转一样,毫无意义。
说怪不怪,前些年,我们见过一本经由某出版单位审定的(客家渊源探奥》的专著,却反复在书中声言:“客家是古越族的后裔”、“客家妇女宗源是南方土著”、“客根不在中原在南方闽粤赣边三角区……”该书还有一系列名人题词、作序、写跋。当然学术上可以标新立异,但搞这些陈词滥调、否定科学结论和历史真象,就显得无知了。该书作者是否想过,真如你说的,那末我们梅州所属162姓郡(堂)号有源可溯、有根可寻、脉络清晰、源流分明,统统都是(全由各姓谱碟记载,一些族谱是几百年前撰写的)说他们来自中原,又作何解释?诚然,其中难免因其他历史原因而有作假,但总不可能全部都假,故不能一叶障目全盘否定。更有甚者,作者断言“客家妇女其宗源是当地土著”,其根据是因为“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妇女是天足,客家妇女也是天足,故其宗源是当地土著”,这实在是无知,根本不懂中国妇女缠足的起源之历史和常识。在此,恕我们直言,在人文学科中,突然对一群体(包括民族、民系、部曲、教派、行业等),下一个莫明其妙的断语或给个难于接受、带有轻蔑字眼的结论时,都会带来对别人,对这一群体的伤害,纯学术问题就会变为别的难题。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1950年),我国政府即颁布禁令,禁止对任何群体使用污辱性的称谓和用语,对历史留下来的用语、碑竭给予规范和处理。上书作者对客家源流问题发表的一系列主张和断语,绝大部分缺乏科学分析和系统的阐述,并与公认的科学结论相悖,很难使人接受。
三、客家是个整体,不可肢解对待
不管言客家渊源或言界定,我们认为应该把客家看作一个整体。试想,不说根在中原,势必会把客家人分为若干个分支。根在闽、粤、赣三角地区有理,根在赣州、汀州、梅州也有道理。须知客家民系的形成,本来就有一个历史过程。但有些人却人为地硬说我这是“中心”,是“首府”;这里是“客家母亲河”,那里是“客家诞生地”等等。我们认为客家犹如一人(这当然是一个巨人),也有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和长大成人,走向全国、全世界的过程。如果不去综合分析,只说客家人是我们这里形成或诞生的,都不能自园其说,都不能令人信服。根据“广东梅州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三次北上,赴闽、粤、赣、湘调查考察的情况来看,充分证明了老一代学者、特别是罗香林的论述:“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他们来自中原,其远祖多为书香门弟,名门望族(当然也有普通的庶民百姓—笔者注)。由于公元4世纪前后,中原地区屡遭战乱,灾荒频繁,客家先民(中原南下汉人中的一支)们辗转迁徙,初沿汝水而下长江过淮河以后,分布于江西的都阳湖区域、皖苏之中部,唐宋时到达闽、粤、赣交界地一,但这只是中原汉人的一部分,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考察,还有一大部分仍然留居在都阳湖流域,另有一部则沿长江转迁到湖北黄冈地区。而今仍居住在都阳湖流域(包括饶、洪、吉三州)的居民,其祖先则是客家先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迁徙到此地的,后来因种种原因再往他处迁移,这与中国各族迁移历史是符合的。江西波阳县志也有所记述。今人江西赣南客家研究学者罗勇、周红兵两位先生,考证结果也是如此。认为他们在这里居住时间约达500年之久,后因战乱,主要是元兵南下,迫使他们继续迁到闽西和粤东北等山区。后来又有一部分向全国和港台乃至世界五大洲迁徙。这支客家民系对长江流域、闽粤赣边地区、华南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发扬和传播以及南洋诸岛开发都作出巨大贡献。其历史功绩不可抹煞,这是专家学者们所共识的。
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支民系,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我们宣传或评论应从整体人手才见得体,若只言某个区域或某城市客家或对客家如何如何,就显得欠全面,也不合乎史实。
顺便提一点。由于地理、历史、交通等诸种原因,我们客家主要住地大部分还很穷,许多地方还未脱贫或刚脱贫,我们要把精力、财力、物力、人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才有现实意义。若拿出一大笔资金,买点报纸版面,发表吹捧自己,说什么xx是“客家中心”、“首府”、xx河是“客家母亲河”,甚至连写一篇很整脚的文字也要说上此事(一些刊物包括一些省刊发表此类文章也没有注意到此问题),我们要问这有何益?中心是自然形成,在人们心中。胡吹乱捧,别人是不买你的帐的,甚至还会把自己与许多客地的关系弄僵,得不偿失,也没有必要。
四、客、越杂处,谁同化谁有标准
一些论著提到中原南下汉人为南方古越族所同化,这一说法有悖常理,要作澄清。
同化,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合问题。如两个民族或多个民系杂处,长期交往,互相学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十分正常的事。但最后融为一体,该是谁同化谁,这里前人作了许多探讨和论述。这里边有个主次间题,如中国历史上“汉”、“胡”问题,著名史学家陈寅惜先生认为“凡汉化之人,目为汉人;胡化之人目为胡人”。即看其互为影响的程度而定,谁的作用大就认定谁同化谁,不是无原则、无标准的。(辞海)(1982年版)有个“民族同化条”指出一条规律:生产上谁进步,文化上谁先进,决定谁同化谁。尽管历史上也有过某一种族或某一民族凭一时军事优势一度征服全国(只就中国而言),如鲜卑灭晋、女真灭宋、蒙古灭南宋、灭金、满洲灭明。但胜利者“只识弯弓射大雕”,胜利后各族长期共处交往,无论文化、生产、习俗都效法先进,最终为先进民族所同化。史实证明大多数的情况下学先进是主动的。如魏文帝拓跋宏,元世祖忽必烈,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都是极力(主动)“效法汉制”、“遵用汉法”、“习汉文”、“行汉礼”、“用汉姓、讲汉语”、并仿汉人“以农为本,兴水利、奖农耕”,自上而下推行汉化政策。众所周知,曹雪芹、老舍是百分之百旗(满)人,但他们的汉语是一流的,这是先进替代后进一个典型事例。可见,说南下汉人(后来的客家)为南方众多南越后裔包括苗、瑶、黎、壮等所同化,实为无稽之谈,是某些作者的一厢情愿。“辞海”说先进民族同化后进民族乃是一种普遍规律,有历史根据的,这一现象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如周代之夷、狄融于夏商,匈奴、鲜卑诸胡融于汉唐(唐太宗长孙皇后乃鲜卑女,可与汉女无异);近代东北满族,台湾高山族,海南黎族,广西壮族,粤东北瑶族,尽管有些仍保留原族名称,实多已与汉族融为一体(语言、民俗)。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进行客家研究中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才是。
五、客妇宗源不可能在南方土著那边
有一本论客家源流的书,不光说“中原流人(应指客家先人—引者)其根在南方山区(为古越族同化)”,而且说:“客妇之宗原(应是“源”—引者)是南方土著”,其根据是南下汉人是“流人”,不带妻女的,老婆是到南方娶的。又说:“客妇不是‘天足’么,南方土著也是天足”。这简直是胡扯一通,这是百分之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据民族迁移史专家葛剑雄教授综合分析认为,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第一次(两晋南北朝)至少2田万人,连晋都也南迁(由洛阳迁到南京);第二次南迁(两宋时代)人口约4以}一500万之间,连宋都也南迁(由开封迁至杭州)。客家先民也正是这两次南迁人数最多,而且还是举家族向南转移,岂有不带妻女之理。著名客属世界女作家韩素音,据其本家历史曾详尽讲过客家问题。她说,客妇不缠足是南迁过程中逼出来的。况古代北方妇女就不缠脚,稍有点历史知识的话就明白,要不然历史上何来木兰女替父从军、何来穆桂英挂帅、何来抗金英雄韩世忠之妻梁红玉助夫作战……连元明之际小说家也明白这一点。要不然《水浒》传中何来三名女首领?正是她们天足,能与男子一样劫富救贫。可见,说客家先民南下时不带妻女,说客家妇女娘家统统是在南方土著那边,这是欺人之谈,不值一驳。
六、客根在那里?
某人在某大学学报发表一篇论客根的论文,洋洋万言,该文直截了当地说,客家之根在闽粤赣边三角地区,意指客家人根不在中原而在南方。其根据是梅州一带海外华侨、华人都是回梅寻根的,找不到一个人去中原寻根的。这真是孤漏寡闻。
关于客根的问题,大体可分作两个层次:一为客家民系几千万人总根和客家民系始居地的问题;二为客家各姓(下又分若干宗系和小支派)在南方落地生根定居地或祖坟、祠堂问题(移民群体往往以他乡作故乡)。前者指民系源头,远古居地问题。后者指个人胞衣迹或祖辈生息空间的问题。上述作者只强调后者即小范围宗姓之根,这势必发生误导,否认客家根在中原。这既违背历史也与海外华侨、华人均为中华民族子孙这个观点相悖,显得毫无价值。其实,这20年间,海外许多客家宗亲、社团去中原寻根的不少。如八十年代初,台湾郑氏宗亲多次去河南荣阳拜始祖,修郑氏总祠堂、总族谱,年年组团去中原,有时一次几百人;台湾苏姓客家乡亲也去豫北临漳寻祖根;1989年新加坡白姓宗亲组团去洛阳龙门,祭奠白氏先贤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九十年代初,泰国谢姓宗亲去河南唐河县、南阳寻根问祖;与此同时,菲律宾洪姓,泰国、新加坡黄姓去河南光山、固始一带寻找自己始居地;1990年香港、澳门叶姓还组团109人去河南叶县公祭叶公总祖;豫东商丘还打算建造宋姓总祠……中原寻根可谓年年不断,说无一人(客家人)去中原寻根,纯是个人杜撰出来的。如前已及,客根的问题是指客家民系而言,从语言、习俗、谱碟、历史多方面资料分析,客家根在中原。说客根在南方山区是缺乏事实根据的,难以被别人接受。
七、“客户”和“客家”并非都是“佃客”
中国封建时代,各朝各代均有户籍设置,以便于王朝对税收(田赋)的征收及治安管理、征兵依据等需要。但户籍分出“主户”、“客户”纯属特有现象,是由于人口流动过大的自然结果。须知统治者特别是王朝开初,总是力求人口要相对稳定。户籍分主、客户也是历史短暂现象,大概始于隋唐,终于元朝的几百年间。以北宋时梅州为例,开初主户超客户,后来客户超主户,主客由3:1到客户纯增18倍。增减各有原因,如辽金时代,东北迁中原客户为100万户,多为与军事有关人户,后到金主中原时,又迁100万户多为农奴。可见户分主、客,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同时主客互位也是常见的。以前一些客研人员,误将“客户”比作客家(如宋代),已是不妥(北宋末进人梅州客户oo%以上属客家先民,但究竟尚有百分之几属共他民系成分)。我们最近又看到一本客研专著,在解释“主、客户”时,硬将其说成是旧社会主佃关系,说“客户”是佃客,“主户”是地主,这就成了大问题。须知主佃关系是封建社会在农业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贯穿封建时代(从战国到土地革命时代几千年之久),而“主、客户”只存在几百年(从隋至元),两码事不能混淆。可见对一些历史专有名词,不能怎么想就怎么解释的,应该合乎历史事实,不能任意标新立异。
目前,客家研究和探索已超出以往的模式(一般性抒发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开始对某一问题作系统研究并著书立说,出版专著。同时也注意到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分析客家问题,使对客家问题的研究比以前更为高深。在构建“客家学”方面也在作准备工作;有的学者还强调要注意客地现状的研究等等。1994年趁“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梅州召开之际,召开了“客家学”构建的座谈会。梅州市客研会刊物《客家大观园》,多次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华东师大“客家研究中心”王东博士,还出版了“客家学导论”专著,并且还被国家教委批准招收研究生。总之,全国客研形势大好,即将来临的21世纪,可以预言客家研究将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