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与地域

黄火兴 黄枉钊 陈美豪

一个民系的形成，是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是有阶段性的，也是有条件的。它和民族的形成一样，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要有共同的语言;二是要有共同的地域;三是要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四是要有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四个条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共同生活的地域”，即有较大量的客家先民能较长期地、相对稳定地安居的广阔地域。有了这个基本条件后，才能逐渐构成其它三个条件。

根据客家先贤和近现代学者的研究，以及近十多年来我们的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与地域，在五代至两宋期间的赣闽粤三省的广大地区;形成客家民系的先民族群主体是两晋、唐末、南宋由中原南迁的汉人。她的形成过程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以下作具体分述:

从三次客家先民南迁看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与地域

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所说的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与地点，我们认为是较符合客观事实的。罗香林谈到客家先民从中原首次南迁时说:

“当时流民的足迹，东起今日安徽当涂，西达今日江西九江，南达吉安以至赣县。……永嘉以后，中原第二支避难的汉族，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的中部南部……故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个时期。”

这说明，在这次南迁的中原汉民，已播迁于江西赣中赣南地域。我们于1994年到江西考察时，据(波阳县地名志)查考统计，从两晋至隋唐，中原汉人迁人该县的共有53姓，共建立了88个村。移民多来自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在此期间，也有些人已迁人闽粤地区。如:其中一支，就已迁人今广东梅州的大埔(当时属饶平县)，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以该地“流人营”为基础，从饶平析出置“义招县’，①。这是首次南迁的中原汉人已到粤东的铁证。首次南迁的汉人，不仅多散播于江西都阳湖周围广大地区，其中已有不少人已迁入赣闽粤三省边区的赣江、汀江、梅江“三江”流域。

罗香林对客家先民第二次南迁，是这样说的:“这次迁移的动机可说是由于唐末黄巢造反的逼迫……。黄巢，自发难至称帝，中间曾经其茶毒的，以今日省分计之，前后殆达十省……当时全国云扰，民无宁居，惟江西东南部(即上饶以南、赣水以东)，福建西南部(即旧日汀州所属各县)及广东东部东北部，侥幸未受巢害，比较堪称乐土。其在东晋第二支逃难汉族即客家先民之栖息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西南部的，至是有一大部分幸运的得迁于上述的乐土居住。”这段话说明，唐末黄巢起义时，波及十省，这些省又正是两晋时南下汉民分布之地，当时惟有赣东南、闽西南和粤东北“比较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的客家先民的一大部分幸运的得迁于赣闽粤边境地区居住。这就说明，第二次南迁汉民，此时已大量迁人今之赣、闽、粤三省边区。我们据梅州《客家姓氏渊源)68姓统计，就查清其中有35姓祖先是因唐末黄巢之乱而南迁的，他们先迁到江西宁都、石城，福建宁化、邵武等地，南宋末至明清间才再迁梅州的。

上述情况说明，由唐末至南宋间，被称为“乐土”的赣南、闽西及粤东的广大地区，是中原南迁汉人最集中的聚居地。

第三次大迁移，时在南宋。罗香林说:“遇着宋高宗的南渡，元人的人侵，客家先民，迫于外患，不得不从事第三次的迁移。’川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正月，元兵破汀关……于是而闽赣粤交界地，遂成为双方辗转攻守的场所。向日居处此土的客民，或则辗转逃窜，流人广东东部北部，或则愤起勤王，随从帝驾，战死于冈州或崖门，而其结果，则成为客家第三次的迁移运动。”

这次的迁移，实际上是从南宋初高宗南渡起，至南宋末宋亡后至元初止。此期的“移民”，罗香林称为“客民”、“客家”。也就是说客家民系在南宋末已经形成。

从上述三次南迁的情况来看，第一次两晋时渡江南迁的中原汉民，多数停留在江西安徽等江淮流域及都阳湖周围地区，少部分已进人赣东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地区;但因地域分散，与当地土著相比，均未形成优势，尚不能独立成系。当唐末因黄巢起义第二次迁徙时，大量的中原汉民，包括上次南迁已居于江淮流域的汉民，因受黄巢之乱，纷纷继续南下，主要集结于赣闽粤三角地区。他们长期相处，经唐末、五代至北宋(以唐嘻宗乾符元年，公元875年起，至北宋末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止)252年间，虽经五代十国动乱，但这些地区一向是“三不管”的边远地区，“五代”管不着，“十国”分疆割据，江西属南唐，建都于扬州;福建属闽，建都于福州;广东属南汉，建都于番禺(广州)，这三个小国，南唐与闽两国政治较好，居民较安定;南汉政治腐败，但对粤东北三省交界的边远地方，也显得鞭长莫及，因此也较安定。这就为民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们又操大致相同的中原汉语变异的江淮官话，又承传着大同小异的中原风俗习惯，以及生产技术等，因此，就具备了形成一个独立民系的各项条件。所以我们认为，从五代到北宋期间是客家民系初步形成的时期，其地域就在今赣闽粤三省边区，中心在赣闽二省结合部，即赣南的宁都、石城、瑞金等县和闽西南的宁化、清流、明溪、长汀、邵武等县。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从南宋起至元亡时(即n27年一1368年)的又一个2月0多年时间内，客家民系已在赣闽粤三省边区真正形成，中心在闽西汀州。期间，自南宋末至元初，闽赣客民又大量迁向粤东北。至明清时，粤东梅州成为客家的主要集散地。

清嘉庆十三年(1808)，粤东惠州人徐旭曾是惠州丰湖书院院长(山长)，他在《丰湖杂记)中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胃，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追元军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宵，即百姓亦多举家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省内称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不间隔，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地逃避，其间，赣、湘、粤边境，毗连千数百里之地，常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相率迁居该地……曾几何时，遂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这就是说，宋末元初时，闽粤赣人对“客家”已初步有了共识。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嘉应州(今梅州)人黄遵宪在(梅水诗传》序中亦说:“嘉应一州，占籍者十之九为客人，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人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这是%年前讲的，那就是至今已历时八百。正说明嘉应州的十之九的客人，也正是南宋中晚期至元初“由闽人粤”的。梅州清末著名文人古直(公愚)的(客人对》中说:“诸夏汤汤，一时横流，尽室投奔，齐指江左，朝廷特置侨治，以处南徙之民，侨寄也，客也。寄客为侨，于是衣冠之族，充满扬州矣。初犹以为屯纪，所钟不过一时，神旗电扫，朝服济江，则家家可以卖宅，乃丧乱绵邀，累世不复，虽殷依风之思，终已植根异所，中原人士，门阀自高，言语风俗，初不相入，后虽土断，人犹视同侨客，百年以往，子姓益掌，然本邦之望已绝，遂渐向岭外转徙，扬州晋安郡(今汀州地在内)、卢陵郡(今南安地在内)、南康郡(今赣州在内)与今广东惠、潮、梅、南、韶、连，皆毗连也。故客人人粤，率由汀赣，此源流之可巧者也。”又自注引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云:梅州“郡土旷民惰，而其业农者鲜，悉籍汀赣侨寓者耕焉。”

又，为古直《客人对》题辞的扬州兴化人李详说:“客人之说，殆如外江之称，一成不易，庇然而纵寻斧，余不谓然，质于粤之通人，恐亦无难也。”

从上述三位先贤所说，正好说明，客家民系的形成，至迟不晚于南宋。其地域正是在闽粤赣三省边境的赣江、汀江和梅江的三江流域地区。

从客家方言的形成过程看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与地域

关于民系的形成，其中“共同的语言(方言)”，也是主要条件。因为，方言的形成往往是与民系的形成同步的。几年来，梅州客家联谊会曾三次组织有关学者北上中原、华东等7省20多个县考察，除发现中原汉民三次南迁情况与罗香林所论基本相同外，其中对于客家方言的形成问题，也找到了一些可供探索的实际材料。我们发现，客家话，与汉语其它七大方言比较，只有与江西的赣语最接近;并发现赣语与过去广东汉剧道白“外江话”较相似，“外江话”听起来是“半客话半普通话味道”，此“外江”之意则指过去的“江淮地区”，正是中原汉民两晋、唐、宋三次渡江南迁后，在相当时间辗转流迁暂居之地，南迁汉人在江淮一带与当地土著(汉人)共同生活了数百年，先形成了“江淮官话(又称南朝通语)”，然后才由江淮官话分化成赣语与客家话。对此，台湾客家学者陈运栋在《客家人)一书中，就持此说，还用树枝分枉图解说明“客赣语言原于一系，后来分支形成了赣语与客语。”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亦认为:“自东晋以后出现的江淮官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作为汉民族共同语言的，而南京话则是它的标准音。因此，江淮官话在汉族发展史上是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江淮官话的出现与形成，可说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迁徙后的一大文化遗迹”。②

我们从与江西赣语系人接触中，就发现赣方言倒很像“半客话半普通话”。为此，我们“梅州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1994年到江西时，在南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谈到客语与赣语关系问题时，在座的江西大学语言学专家魏钢强教授和刘纶鑫教授等，均认为“赣语与客家话，的确很难区分，所以过去一直把赣语与客语通称为赣客话。”魏钢强教授还说:“赣语与吴语、湘语和北方方言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就是与客方言分辨不清，两者有斩不断、理不清的关系。”该大学语言研究所的李荣教授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在座的江西李者并提示，“赣语系人，多系于两晋时期由中原南迁来的’，③。1997年8月，梅州客家联谊会派人第三次北上考察，在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市召开了座谈会，谈到赣、客方言时，均说两者是比较相近，只是声调较多不同，客家话如中古汉语六声调，而赣语则有七个声调(去声分阴阳)并有上古音韵;因为差别不是很大，因此，在赣南地区客赣两系交界地的人，基本上可以用各自的方言交谈。在赣南了解到的情况确是如此。在抚州地区所属的南丰、广昌、乐安一带，因与赣南的宁都、石城、瑞金等县相邻，而且本县内也有部分客家居民，因此，他们的话就有“半客话”的味道，梅州人民原有一句话，谓“南丰客话半咸淡”。而宁都、石城、宁化一带，则是纯客家了。看来，这个方言的形成过程，确是与民系形成同步的。梅州的客家话，则一直与中古汉语类似，音韵可用隋唐宋的韵书，声调是六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人，阳人)，梅州人用梅县客话读唐诗、宋词，其声韵调基本相通;甚至用客话读《诗经》，也多能合韵。

清末黄遵宪在(梅水诗传》序中说:“嘉应一州，占籍者十之九为客人，此客人者，来自河洛……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广雅》之字，训话家失其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乃至市井垢淬之声，儿女噢琳之语，考其由来，无不可笔之于书，余闻之陈兰甫先生谓，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余尝以为，客人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盖考之于语言、文字，益自信其不征也。”

与黄遵宪同期人，(光绪嘉应州志)的总纂温仲和，在他的《求在我斋集》中亦说:“仲和昔侍先师番禺陈京卿，尝谓之曰: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

嘉应州人古直在《客人对》中，亦说:“客人之先，来自中原，初因自贵，保守语言;及迁益南，迫近陆梁，保守之性，因之加强。”

清末古文与语言学家章太炎(新方言》中有“岭外三州语”一卷，其序曰:“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及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其后得嘉应温仲和所纂州志，有‘方言’一卷，自言与惠、潮客籍通。因刺取六十余事例为一篇。察其语抵，出于冠带，不杂陆梁鄙俗之辞，足以斥攻者之偏心”。

清康熙《程乡县志)“风俗篇”，有著名文人李士淳(二何)(明崇祯翰林、东宫侍读)按语:“风俗与化移，今古相悬，因地变迁，南北回别。以一郡言之，则郡人土音，近于漳泉;程人土音，近于汀赣。”(按:所谓“郡人”指当时原地土著;“程人”指闽赣迁来之客人。)④

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从六个时期音韵的考究分析，都分别用事例证实，客家话与各时期古汉语音韵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对于客家方言形成的关键问题—即于何时何地形成，则未有定论。但从上述诸位先贤之论迷中，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客方言确是保留着较多的古中原汉语音韵的，并可知其“母语”是古中原汉语。也提出客语与“外江话”确有关系，故“客语近赣”，由此，可为我们找到客语形成的时空线索。

近阅(漳州客家)l997.3(总第4期)吴金夫的(客家方言)与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点一文，甚有同感。

吴金夫用充分的历史事实及古今中外客家学者的论述论证说:“法国巴黎大学语言学博士沙加尔在(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为题的演讲中认为‘客家话是在江西形成的’。”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至于形成时间，吴金夫认为“应在北宋。如果说赣方言形成于晚唐，那么过2(X)多年，即北宋仁宗时前后，客家话就形成了，不然以后的客家话流行走向及闽浙舍族人懂客家话的问题就很难解释了”。“北宋后期以后由江西迁人闽西和粤东粤北的移民已讲客家话了，这些‘客户’比原先‘主户’多得多，因此，逐渐把原先主户也同化了。只有像韶关、南雄、仁化、乐昌人口多又连片居住的早期移民才无法完全同化，仍操他们的‘土话’，所以到南宋，闽粤赣三省边县连成一片的广大山区县，因操同一种方言，即客家话的客家民系这一格局即告完成”。

从上述古今中外学者论述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看法: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是同步的，客家先民由于都是从两晋、唐末、南宋迁来，他们原操古中原汉语，到江淮后的数百年间，与当地土著汉民逐渐同化，先形成了一种“外江话”(即江淮官话)，后来客家先民又大量往南迁移，又经数百年后，在赣中南(应包括闽西北)与当地舍瑶逐步融合，形成了客家方言;而赣东北等地人，则仍保持着原来的“外江话”，再形成今天的赣语。客家在南宋起更大量的由赣闽迁人粤东粤北，此时，赣闽粤三省边区数十个县绝大部分都是客家居民了。他们已具备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因此，一支别具特色的汉族支系—客家民系，便在赣闽粤三省的“三江”流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