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及其族群主体

侯国隆

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问题，众位学者发表了很多意见，下列六种说法，是比较普遍的:

一、南朝说 “在南朝客家民系就已经形成了”，理由是:1、已有共同的客家精神和共同的道德观。由于客家先民由北而南辗转迁徙，在长期长途的迁徙过程中，养成了一种不怕牺牲，开拓进取，艰苦创业，团结互助，共同前进的精神，也就是客家精神……;2、有了共同的语言，可以通话。如程昊为人排解纠纷，就用有共同的语言客家话。3、已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南朝墓葬习俗大致相同，都是承袭汉代“生时重享受，死后重厚葬”的习俗。持这观点的是吴炳奎先生，其代表作有:《客家源流新探)(见《客家源流与分布》66一67页)，此外还有近年的房学嘉先生也认为“客家共同体在南朝末期已初步形成”。

二、五代至宋说 “以五代至宋初为客家民系的完成期”，持这观点的是程志远先生，其代表作是他编的《客家源流与分布》。

三、宋代说 各民系的形成或分化，是互为条件的，是比照而始现形的，是多数并立的，不是单一孤生的(单一的，便无所谓系了)。南系汉族，自经唐末五代的迁移分居以后，因分居各分子已经互为条件，比照并立，是而各个民系，便亦因是成形，此种分化的经过，酝酿于隋唐，而完成于宋初。吾人根据此种史实，亦得断定，客家民系的成形，始于宋代。持这观点的是罗香林先生，代表作有 (客家研究导论)(民国22年11月初版71一72页。)此外还有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陈一新的(瞻学田碑)、王世惫的(闽部疏)，以及刘佐泉、罗干青等人亦同意这种观点。

四、北宋说 有人认为，在唐末或北宋时期，客家民系已经形成。

五、元末明初说 他们认为客家民系的正式形成与其名称之确定当在元末明初时期。明中叶以后至清代，客家民系趋向成熟，继续向各地(包括台湾、海外)扩散。持这种观点是赖雨桐先生，其代表作《客家人界定当议》，(见《客家人面临时代挑战》抖7页)。

六、明正德后说 他们认为就客家形成的整体过程而言，汉末至六朝南渡、汉族在闽粤赣边居住，孕育了有共同语言、习俗、传统文化的群体，唐开元后始有客名，宋已有“客语”方言，明正德后始成“客家”民系(见(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20页。)

以上六种说法，只是我所见到的，自不能概其全。但是，就以上的六种说法，考其差别，以朝代讲，前后夸六个大的朝代;以时间讲，越1000多年。可见其间，差别颇大。

我的看法 研究客家的形成时间，以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看，只能寻旁证、佐证，只能推理，没有直接的证据。这点罗香林教授早年已经讲到，我也认为一个民系一旦形成，肯定会表现出它的特征，它的力量。它会有一种内聚力，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表现出来，如语言，风俗习惯，思想倾向等。由于这些，它可能会以集体行为的方式表现，或者产生有代表性的人物。南宋文天祥能在闽粤赣边地区重振旗鼓，号召勤王，一呼百应，客家子弟踊跃参军，而且誓死不降。梅县“松口卓姓，全族800余人，竟随至崖门，至帝禺沉海，仍无一降元者。”宋末，客人勤王抗敌，可说是一次普遍运动，也可说是客家民族意识第一次的表现。整个元朝没有客家人出任当元朝官吏的，可见客家人的民族气节于一斑①。若无内在的一致因素，汉民一个一个居民点仍“老死不相往来”，畲、瑶一个恫一个恫互不相属，彼此间影响极少，要做到踊跃是难于想象的。

上列罗干青教授介绍宋明人著述，颇言汀、虔、南、韶居民语言，近于汉音，而与南方其他汉人及土著不相符合的事例亦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清道光《广东通志》及康熙(程乡县志)、乾隆(嘉应州志)、光绪《嘉应州志》以及现在编的(梅县志)都载侯安国传，说他是福建宁化人，南宋宝佑元年(1253年)，来到梅州任“教授”主管教育，见到梅州风俗醇美，便落籍梅州，定居在城东攀桂坊。一个官员，外省来到这里在生活习惯上这么适应，就乐意定居下来。当时梅州这个“僻处岭南、经学草昧”的地方就那么有吸引力?总有一些客观原因，我想除了他本身的思想素质之外，很可能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是重要原因。若这种推断合理，那末，可以说是时客家民系基本上已经形成。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宋代。

客家民系以谁为主的问题，意见不一。我认为是以汉人为主的。下面来考察一下两部分人的状况。

中原南迁汉民情况:

秦统一中国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淮南子·人间训》)守南野之界，即守大庚岭东线粤赣边区。结余干之水，即集结于上饶县南，进军闽中，于公元前22年置闽中郡。因南越未定，分兵南下，至闽西南，直至潮梅一带，抵揭阳岭。由此可见，赣闽粤边有二支驻军。五十万五军均分，二支驻军应有二十万。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通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如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秦朝第二批南迁者。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又一小批中原移民到南越。

秦二世时，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②

上列秦朝的戍边战士、“以适遣戍”之通亡人、赘婿、贾人，治狱不直者，加上万五千为士卒衣补的妇女，总起来有相当的人数，其中，一部分散布在闽粤赣边地区，与百越杂处。他们当然不是象撒胡椒粉这样散在各地，而是布设在各军事要冲地带。

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流民，举族南迁，时间之长，人数之众，为历史之最，这批百万流民，虽稳定在长江中下游两岸，但有部分人继续南徙，至五岭南北定居。

又，唐开元21年(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3(X洲〕余户，置汀州(《宁化县志》记在宁化)。这些中原流民，在汀州地区300多年(42任一733年)在没有封建的郡县设置，统治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对于保持原来的宗族关系、租佃关系以及信仰、语言、风俗习惯等是十分有利的。也许他们是形成客家民系的基础之一。

唐末黄巢起义军曾在赣南几个县征战，迫使大批这个地方的居民(南迁汉人)逃难，从江西东走经石城来到福建宁化，向南奔走到广东的粤东、粤北。此外，历代到岭南做官和做生意滞留闽西、赣南、粤东、粤北地区的人及其后裔，也是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唐相张九龄，远祖籍范阳(今河北安兴)，移居始兴，后迁曲江。

本地土著居民情况，即主要是舍人、瑶人情况。看来他们很分散，各恫之间，一般互不相隶属，形成不了大的政治集团和强的社会影响力。不似粤西和广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强大(史书记载:六朝时期，居住广州地区粤西和南路地区的但人，人口占有相当大比重。“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服者乃五万余户”，“广州诸山并理僚，种类繁炽”。到梁朝，仅粤西洗氏统领的山洞部落就达十余万家。)③因此在史志书上很少有他们活动的记录。一般记载有一些，如“舍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有蓝、盘、雷、陈等姓，族自为;瑶族散处深山，砍树结茹、采猎而食，病段则焚其尸而徙”(《梅县志))。“瑶之属颇多，大抵聚处山林，砍树为舍，刀耕火种，采山猎原，嗜欲不类，语言不通，土人与之邻者不相往来，不为婚姻。本县瑶民亦众，随山散处。自楚秦以后，汉人大举南迁，部分瑶民(称熟瑶)受汉人先进文化的熏陶与浸染，逐渐与汉人通话、通商、通婚、为汉人所同化。部分瑶民(称生瑶)对汉人则持疏远敌视的态度。他们保持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退居山林，形成“瑶占山，汉占平”的隔离状态和对立形势，到了明代，经征伐或抚缉，瑶民逐渐减少”(《兴宁县志》)。一我想考察一下客地少数民族有无集众的重大行动记录，遍查今梅州市各县县志，只有(梅县志)记元代梅塘(今舍江镇上墩一带)舍人陈满聚众造反事件，第二年被招讨使陈梅镇压。而福建《宁化县志》亦无这类记载。

中原移民有增无减地一批一批陆续南来，人数、力量也不断增长。本地土著，本无强大的实力，人数也并不众多。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以汉人为主体相互融合的。有人说，“中原人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客家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主体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客家源流探奥))我找不出根据来同意这个观点。

必须指出南下汉人拥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和较进步的生产技术，也是客家族群以南下汉人为主体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