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客家民系的主体是中原南迁汉人的历史见证

胡大新

客家民系形成于闽粤赣边，已成定论。但是，形成客家民系的主体是谁?笔者认为，是中原南迁汉人本身。闽西永定县作为闽粤赣边、汀江流域的一个纯客家县份，众多世代相传的楹联及其载体—永定土楼便是可靠的历史见证。

楹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在客家地区始终流传不绝。数以万计的永定土楼楹联，遍布于每一座土楼的大门、厅堂、居室、廊道的柱子上，或石刻，或木雕，或书写在红纸上，有永久固定的，也有岁时节庆张贴的，丰富多彩，意境深邃，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景观。

永定土楼的楹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勉励后人重视德性修养、建功立业为内容的楹联和以教育后人崇文重教、兴诗立礼为内容的楹联，充分展示了中原士族之风、客家人的思想情操及其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标明本家堂号或祖籍地的楹联，同样十分引人注目。 例如:“龙腾渤海三千浪，凤楼昊山第一家”(吴姓)。“湖水朝东归渤海，源流世泽衍吴山”(吴姓)。“衍系溯眉山，光分五局;香名流许国，朗绍金莲”(苏姓)。“大家子弟同王谢，旧族衣冠近鲁邹”(苏姓)。“晋代衣冠唐俭朴，阳春烟景汉文章”(苏姓)。“振于东岳千山水，源出西昆九派长”(江姓)。“五岳祟高光宇宙，云山丽景烟中原，’(江姓)。“鼎承江北来皇宅，耀自山东人我家”(陈姓)。“永好萃籍咸，乔木植基，堂记锦衣欢大庇;康基扩安定，竹林润屋，门容车驯发嘉祥”(胡姓)。“基承东郑家声远，蕃衍西山世泽长”(游姓)。“礼传东鲁，派衍西河”(林姓)。“溯源东鲁，发迹闽西，人杰地灵贻万代”(曾姓)……这类楹联不胜枚举，在永定随处可见。几乎全部镌刻于大门或厅堂的石柱之上。它把土楼人家对中原故土和祖先的怀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并非偶然现象，它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土楼人家的开基祖都是从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正如罗香林先生所言，客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其先世居于中原旧地”。①

有人认为，客家人迁人永定之前当地就有舍人居住，甚至认为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后，舍人仍占主体地位，因此早期的土楼有可能是舍人所建造的。姑且不论旧县志和诸多族谱等文献均无此记载，并且迄今尚无发现相关的文物可资见证，即使确有舍人居住于永定，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根据的，理由有三:其一，舍人根本不可能建造渊源于原古代民居建筑的、兼备聚族而居的自卫防御功能的土楼;其二，镌刻在土楼石柱上的永久固定的具有鲜明家族来源标志的楹联，绝不可能是舍人所为，若是，就不能世世代代得到土楼内全体成员的认同;其三，早在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朝廷平息闽越族人的反叛，“移东越民于江淮间”。此后，“其地遂墟”(见《史记·东墟旬传》)，留在闽粤边的闽越族人为数极少，在永定，即使被认为是舍人的钟姓、蓝姓、雷姓，至清末累计不到200户，占其他姓氏人口总数不到1%，这足以证明舍人不可能成为形成客家民系的主体，真正的主体是中原汉人。

因此，在研究永定客家人与中原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涉及到与土楼楹联浑然一体、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土楼建筑本身。为了进一步论证上述观点，我们有必要考察土楼楹联的载体—永定土楼的成因、土楼在永定民居建筑中的地位以及土楼居民的主体。

客家人迁人永定可以追溯到唐代。众所周知，古代中原汉人南迁始于晋末，“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东晋以后，一批又一批中原士族和灾民迁到长江两岸以至闽赣交界地方。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始置汀州，唐大历四年(769年)置上杭场，辖现在的上杭、永定两县，场署设于今永定县湖雷镇下湖村(后于南唐保大三年即945年迁至今永定县高破镇北上村)，此时已有不少中原汉人迁人永定。南宋以后，大批中原汉人避难南迁，大多经宁化石壁中转。据民国以前的《永定县志》及众多族谱记载，大多数永定客家先民正是经宁化石壁、长汀、上杭而陆续辗转迁徙到永定定居的。及至清代，仍有一些客家人迁居永定，但人数远远少于宋、元、明代。当然，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又有不少迁移到外省和东南亚定居。

永定县现存年代最久的土楼，1000年左右的只有湖雷镇下湖雷下寨村的馥馨楼，另外还有近10座600年左右的土楼。这些现存的土楼建造于唐末至元初，与上杭场设于永定下湖雷的时间和客家民系形成于宋末元初的时间大致吻合。换一句话说，宋末之初甚至更早以前的永定客家先民就已经居住在土楼之中。

还有一些年代较久远的土楼，由于自然灾害的破坏或因选址不当、不宜住人而荒废倒塌，如今只见遗迹不见楼。元代以前，在现在永定200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究竟有多少座土楼?现已无从查考。但是有四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上述土楼(包括遗址)原先的楼主是谁，祖宗何时何地辗转迁来等等，族谱中均有明确记载;二是元代以前在现永定范围内的居民为数甚少，而且土楼内居住的都是客家人;三是唯有客家人才可能传承古代中原建筑文化，运用板筑技术，以生土夯筑土楼民居;四是在永定迄今未发现遗存清代以前除了土楼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民居。

建造土楼的高潮，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后掀起的。明清时期，永定广种烟草，作坊林立，生产的条丝烟名扬天下，远销长江以南各大中城市和东南亚各国。可见，当时永定的经济基础是相当不错的。于是，那些商贾富户便具备了建造宏伟壮观、功能齐全甚至富丽堂皇的土楼的条件;于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永定土楼的建筑规模从小型化向大型化发展，越建越大，越建越多，工艺水平也越来越高。如今我们所看见的大型土楼，十之八九就是明清时期所营造的。

那么，古代的永定客家人为什么把土楼作为居住的唯一选择?除了继承中原传统建筑文化之外(详见拙文《永定土楼:客家文化的象征》)，还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聚族而居的需要。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由于受儒家宗法观念的影响，永定客家人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一村一姓，在永定占绝大多数，即使一村有数姓人家，也都相对集中居住在一处;一楼一姓，同宗同族，绝对没有异姓男性杂居其中，在永定全是如此。这一习俗沿袭至今。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有舍人与之通婚，由于所占比例极小，很快就会被同化，因而舍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形成客家民系的主体，不可能改变客家人的主体地位。

第二，地理环境使然。永定“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40%，平均海拔以600一1300米，切割度大，其中千米以上的山峰有45座，平均海拔1100多米;丘陵约占全县总面积的巧%，平均海拔400一700米，但地势不开阔，坡陡谷峡，多呈“V’，字型;河谷盆地和山间盆地(包括河流山坑)约占全县总面积的45%，平均海拔200一600米;全县耕地面积只占全县面积的10.13%。由于到处是崇山峻岭，平地极少，野兽、土匪出没频繁，危害极大，所以永定客家人为了安全起见，势必建造高大厚实的土楼作为安身之处。难怪有些偏僻的、较小的自然村，全村只有一座土楼，并且称之为什么寨什么寨，这显然是出于安全防卫的需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后的永定土楼几乎都建造在靠近河流的平地或海拔较低的小山坡上，而并非建造在崇山峻岭之上。

第三，匪寇猖撅。明代，永定“地近西南，寇之来自上杭、程乡 (今为嘉应州)、大埔……若外寇之出人，骄蚕贼之内江，则金丰里为最，其地东邻漳，南邻潮，崇祯十年至十七年，流寇皆自金丰而至…博平岭在县境东北，自前明改路为江漳孔道，流贼自漳或自延平瑜漳平来者由之……康熙三十八年，南靖寇径山溪至青山峡，劫巨贾货货……明年盗又于上寨劫剪绒货客”。②“独于南至广东饶平县二百余里，相离路远。况彼此地名大靖小靖，顽民节来侵害，合于金丰里。”③“嘉靖四十二年，饶平贼罗袍五千余徒，由箭竹隘突至城下，城外并乡落男妇被杀害七百余人”。④由此可见，明清两代，永定这个小小的山区县匪患不绝，备受来自外县、外省的流寇的抢劫、侵害。史载，为加强防患，州、县官府屡派兵丁在该县东、西、南、北各主要通道设立关卡，但都无可奈何，显而易见，这与永定复杂的地理环境有极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明代以后，居住在具有防卫功能的土楼之内，便同样自然而然成为永定客家人的最佳选择。

第四，人口稀少。由于永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累受官府血腥镇压，加之疫病流行、自然灾害等因素，致使外迁者甚多，人口增长缓慢。至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全县人口仅12220人，清道光九年(1829年)85499人，⑤明清两代如果扣除县城人口1000一3000人以及数以千计长期外出经商(以卖条丝烟为主)者，实际上散居在各个乡村的人口就更少了。人口如此之稀少，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唯有聚族而居于土楼之内才能更有效地保存自己。

现存永定土楼二万余座，其中清末以前的约1/3，即六七千座，分布在全县2000多个大大小小的自然村。根据当时的人口数和每座土楼可居住的人数，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当时的永定人全都居住在土楼之内，土楼之内的成员都是客家人。

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建造永定土楼者，非客家人莫属，镌刻在土楼中的楹联完全是客家人所为;在永定，形成客家民系的主体是以中原汉人为主的客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