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形成探源

萧彪 张长水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原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的汉人，特别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汉人，历史上因长期战乱、灾荒等因，不断南迁，因而出现了“客家先民”大迁徙的现象，比较大规模的约有五次:一是晋朝“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之时;二是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黄巢起义”时期;三是北宋末年和宋元之际的外族人侵之时;四是明清时期战乱和清时的移民;五是清康熙年间及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

如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则首先要搞清客家民系形成的基本条件和特征，据此来探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客家民系形成的基本条件，笔者认为大体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前提条件，这就是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共同的历史、地域和经济条件;二是要形成共同的种族群体。这是人群因素，是基本条件;三是要基本形成共同的文化、语言、习俗、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这是主要标志。简言之，文化历史认同感和种族群体认同感，这是最重要的。

根据上述基本条件来看，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同原以中原为主的汉族，因战乱、灾荒、谋生等因，历史上出现五次大迁徙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形成自己不同的发展过程和阶段。

由此来看，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客家先民时期;二是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时期，(从五代十国到北宋末年);三是客家民系的成熟和发展时期(南宋至清康熙年间);四是客家民系向海外拓展时间(在清康熙年间以及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

第一阶段:客家民系形成前的“客家先民”时期。

这时期大约从西晋永嘉5年(公元311年)至唐末的黄巢起义(公元907年)，先后经历了近600年之久。这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前期阶段。

这个时期，正好是以中原汉人为主，第一、二次较大规模的南迁时期。第一次南迁，虽较大规模南迁至长江流域两岸和江淮地区为主，但实际上已有不少迁至赣南、闽西北等地。较多的迁到以闽西宁化石壁和赣南宁都石城为中心的闽赣边境地区，并以石城，特别是以石壁为“中转站”，再迁徙闽、粤、赣边界地区。

据有关资料说明，第一次南迁，始于晋朝的“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之时，出现北方民族人侵。当时匈奴贵族刘耀率兵攻下洛阳，俘晋怀帝。杀戳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3万余人，随后出现“五胡乱华”，北方民族矛盾上升，长期战乱不止，引发中原汉人不断南迁。当时南迁的大体上有三种人:一是受战乱灾荒所逼，不断南迁的平民百姓，这是多数;二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地方绅士，文化名流等。如当时晋朝都城也由河南洛阳迁到建安(南京);有的则是被派往南方做官，而后于当地定居。三是南下的军官、士兵。他们多数为避战乱或逃荒，往往是几十、几百人，举家举族南迁。开始主要是迁往长江流域，江淮地区。而后因战乱不断扩大，又不断南迁。少数走得远已到达赣西南和闽西北一带山区。

第二次大迁徙，是从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的“安史之乱”，直至唐末的“黄巢起义”(公元906)。这时战火遍中原，后又蔓延至长江流域，江淮地区.直到闽、粤、赣三省。造成大批难民不断南迁。直到越过武夷山北麓，逃到“一方乐土”的宁化石壁，以及宁都石城为中心的山区大小盆地地区。不少又由此而迁徙广东等地。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唐末至五代迁人石壁或宁化的，就有29姓之多。

宁化及其西北面相连的石城，为什么会成为客家先民的南迁的首选地和重要“中转站”呢?为什么会成为“最早客家文化摇篮”呢?这和它所处的地理自然条件有很大关系。

，宁化西北面有武夷山脉做天然屏障。尤其是石壁，四周是山峰，中间是盆地，方圆200平方公里。在战乱年代，这里确实成了个“世外桃源”。如唐朝“安史之乱”，特别是“黄巢起义”，战火遍江南，却都未殃及宁化。“黄巢起义”时，于乾符五年，先攻陷江西之洪州，继陷虔(赣)、吉两州，却没越武夷山打宁化。次年春，黄巢军自江西信州东击建州，继攻福州。又次年正月，巢兵离闽，转战于江西南部，直取广州;后又由广州转战赣南。这几次宁化均未及兵祸，足见宁化实为避乱之乐土。故罗香林评说:“客家先民之群趋其地，势所然也。”而与宁化土地相连之石城，其东南侧有一低矮之隘口，叫站岭，距石壁不过十公里。故石城也是个避乱安居之所。

其次，水土是生命之源，更是农耕社会的根本。一般大山区，大都是贫脊之地，这里却有其特点，除了北面武夷山的南段是高山、大山外，多数是较矮小的土山，坡度不大，更少悬崖峭壁，宜于竹、木、草、果的生长。而且有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盆地，宜于耕种放牧，更有利于以氏族、家族小群体为主的聚居、耕作和发展。宁化所在山区的更大特点，是赣、闽、汀三江源流地带，还有大小支流，水源较充足，既有利于农、林、牧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同山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从闽粤赣交界山区来说，这里的开发较早。

第二阶段:客家民系初步形成时期。(从五代十国至北宋，即从公元907年至公元1127年间)。

在第一阶段中，我们已经看到，客家先民从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起，至唐末(公元如7年)止，经过二次大迁徙，徙至以宁化石壁和江西石城为中心的闽粤赣交界山区，前后经过了近600年的变迁和演化过程。其中至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就是因为客家先民户数(300多户)已是土著居民户数(1000多户)的三倍。另一方面，客家先民在基本保持其原北方汉族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的基础上，又部份地受土著居民(以畲、瑶为主)的影响，因而部份地脱离其汉族母体特征向“客家人”的方向演变。

在这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中，南迁客家先民起主导作用。首先，客家先民在人口数量上早已超过土著居民，如汀州至公元736年则大大超过了土著居民。其次，从经济文化生活水平上，原本北方比南方先进发达得多。长安、洛阳，又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而闽粤赣交界的山区土著居民，在唐朝时代，大都仍处在“刀耕火种”时代，几乎还停留在某种原始社会时期的落后状况，客家先民的到来，自然会把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把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技术知识带到南方山区，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程度的冲突、磨擦、影响和融合之中，起着主导作用，原先的土著舍民，才会被称之为“舍客”，并最终和“客家先民”一起都成了“客家民系”大家庭中的“客家人”。

至唐开元年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从公元736年直至唐末的卯7年，在这171年间，又经历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从中原，特别是从长江流域和江淮地区南迁的“客家先民”，更大批地迁到闽、赣边区等地，这时的变化，就更大了。由“客家先民”向“客家民系”的转化的条件自然就更具备了。

在此基础上，从公元907年起至公元960年，进人“五代十国”的纷争时期，直至北宋(公元9印年至公元1127年)，又经历了220年。这期间，笔者认为由“客家先民”演化为“客家民系”的基本条件，应是基本具备了，至少在以宁化石壁和石城为中心的闽赣边界山区的“客家民系”已开始逐步形成了，因此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时期”。

理由之一是到这一时期，从宁化来看，不但客家先民的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土著人的数量，而且从南迁的客家先民群体的姓氏比例来看，大多数也已迁到了宁化，并又有大批从这里迁往各地。这里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一般公认，客家人迁人嘉应州(梅州)，大多数是自北宋末年之后，这应是事实。但是，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该州居民“客”、“主”之比，原是367户:1210户;相隔不到百年，到北宋从《元丰九域志》资料看，其比例就转变为6548户:5824户。北宋元丰时(公元1018年至1085年)“客”人，就已超过了原居“主人”，这里的“客”就已是指“新的民系‘客家’了”(见廖楚强(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客家精神的发展))。由此可见，汀州早于唐开元24年(公元736年，“客’川主”户之比已是3:1了，而且杂居其间的舍民也成了“舍客”，到五代末和北宋末年(公元1127年)，前后发展近400年，这时汀州的“客家先民”早已占绝对优势，因此“客家先民”和“舍客”已基本演变成“客家人”，宁化和石城的“客家人”的形成，在时间上会更早些。

理由之二，从客家文化、语言、习俗和心理素质的形成来看，这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主要标志。

客家方言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这就是一方面它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继承和保留了许多古汉语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吸收和融人了百越语的部份成分，形成有自己的发展特色，成了汉语系中一个分支—客家方言。

在继承和保留古汉语的特点方面，在语音上表现得很突出。如唐代杜牧的(山行》七言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如用普通话朗读，“斜”和“家”就不押韵;但用客家话朗读，就很押韵。在词汇里，客语更保留着许多古汉语音。如“白天”叫‘旧昼”，“夜晚”叫“暗哺”，“太阳”叫“日头”，“月亮”叫“月光”。“很美丽”叫“好靓”，“吃饭”叫“食饭”。“爸爸”叫“阿爸”等等。

客家语言文化上的一大特色就是“客家山歌”和“对联”。它既保留了古风、传统诗词以及楹联的许多特点，又融合了闽、粤、赣边区土著居民山歌的特色。山歌不但比喻很形象，寓意也含蓄，而且语言通俗流畅，一方面基本保留了古典诗词的格律和对仗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不死守格律而害意。如:“郎是山中千年树/妹是树上万年藤/藤生树死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榄子开花花揽花/哥在榄上妹揽下/拿起衫尾等哥揽/等哥一榄就转家。”(榄与揽双关)这两首山歌读起来就很象唐代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两者共同点是写人、叙事、状物、抒情，都表现得很质朴真切，比喻贴切，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情感丰满，而客家山歌唱起来，又会觉得民歌风味更浓，表现爱情更大胆执着且隐秘含蓄;通篇不着一个“爱”字、“情”字，却都情爱尽在其中;在表现手法上，比中有兴，烘托反衬，情意浓烈;物中寓意，景中寄情，意境优美，表现出既有古文人的手法和才华，更显出劳动者质朴和聪明，真不愧为我国歌坛的一颗瑰丽明珠。

这些特征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有许多方面，如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等，实际上早在唐末就已基本形成了。有的如客家方言的形成，在时间上可能会稍慢些，大约到北宋才基本形成。据语言学家李如龙考证:“从客家方言共有的语言历史层次看，应该说它是晚唐五代之间与中原汉语分手，南下之后经过湘赣一带的动荡，宋代时在闽西、赣南定型的。”又据罗美珍、邓小华研究认为:到了北宋末年，生活在赣南、闽西、粤东交界处的“这一群体的语言发生了不同于中原汉语的变化，既有继承古汉语的一面，又有独自的变化发生。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一些不随中原汉语发生相同或同步变化的现象，有自己的发展方式，终于演变为汉语的一个方言。”

这些基本特征，经过自西晋永嘉之乱至唐末之间近600年的迁徙、演化，再由五代十国到北宋之间近400年的演变、融合，其基本特征已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客家民系成熟发展时期。(从南宋至清朝康熙年间，约从公元1127年至1683年)。

这一时期，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首先是在这一时期，客家初民发展成定型、成熟的客家人:客家民系的文化、语言、习俗、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等主要特征显得更加突出。从南宋开始，由汀州特别由宁化、石城迁徙各地的客家人，就被看成是成熟的有代表性的客家人，而且其主要特征也不容易因迁出而改变，这样客家人的名声和影响也就不断扩大。

其次，就是在人数上，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既有不断地较大批由北面迁人汀州一带;随后又不断地，甚至大批地从汀州迁出，尤其是从宁化石壁和石城迁出。

这时，还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北宋之前，汉人南迁，多数是人赣南(含于都、石城)，再人闽西(含石壁)，再人粤东等地。但自南宋末年，元兵大举人侵福建、广东之后，造成客家先民和客家人第三次大迁徙时，一方面继续促使客家人由北而南，直至西南、香港岛和新加坡等地迁徙;另一方面，还开始出现倒流现象，就是有不少客民是从闽西(含石壁)和粤东返迁人赣南(含石城)等地。在明清时期第四次大迁徙时，由于清兵大举进兵江南，直至两广等地，残酷烧杀，逼使客家人双向逃难迁徙的现象更为突出。据罗勇(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人赣》一文载:“现今赣南由闽粤人迁的客民后裔所占人口比例，大体是:寻邹、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约占70-80%;赣县、兴国、于都、会昌、瑞金等县50一70%;宁都、石城……约占20一30%。(见《石壁之光》一书。)

清康熙年间，朝廷还曾下诏书，鼓励和招抚人口较多的闽、粤等地人，迁往四川、广西省。据郭沫若《我的童年》中回忆，他的祖先，就是此时，由宁化经粤东，继而迁往四川的。朱德祖家也是。当时朝廷还规定，迁徙移民，男丁一人资助白银8两，妇幼1人资助4两。

这个时期，客家民系的演化和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就是以闽、粤、赣边区为“大本营”，开始较大批地不断向海外扩展的新格局。

第四阶段:客家民系向海外拓展时期。(从清康熙年间至民国末年，约从公元1683年至1949年。)(略述)

客家民系向海外扩展其实早在南宋末年就已有不少客家人，因战乱、谋生等到海外。如邱、徐、邓、刘、巫、张、温、英、罗等10多个姓氏子孙，就是从宁化为起点，经由香港等地，辗转渡海到新加坡;还有的去马来西亚等地。明末清初也有不少这类情况。不过，据查资料，较大规模向海外(包括港、台)拓展，是自清康熙22年(公元1683年)起，直至民国末年这一阶段。

当时有多种原因促成:

一是康熙22年，清朝统一台湾，此时广东嘉应州(梅州)以及闽西、闽南等地为主的客家人，便大批经香港和闽南等地区去台，参与台湾的开发。

二是清时太平天国起义(1851一18麟年)，出现客家人的第五次大迁徙，许多客家人逃亡海外，另图发展。

三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感到没有出路，生活极度贫困，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谋生，走向海外，寻找新的出路。

四是也有有识之士，勇于开拓，向海外扩展，开辟新天地。至今在海外的客家人，大约有1000万人左右。其中较多的如台湾400多万人，香港100多万，马来西亚l20多万人等;同时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客家社会团体，开展各种有益社会、爱国利民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