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客家名称的由来及其民系的形成

廖金龙

我很赞赏陈运栋先生的说法:“中国本来没有所谓汉族的，所谓汉族就是混合无数居住在中原的民族民系所形成的一种民族……由于当时的朝代叫‘汉’，所以才叫做汉族’，①。我想，客家先民客家民系也同样，本来是无所谓客家先民客家民系的，它只是中原汉族在封建制度、封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迁徙、分流、融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演变形成的。

一、客家名称的由来

关于客家名称的由来，学术界一般都把晋元帝的给客制诏书作为起点。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见有客或客家的名称是在东汉初年，比晋元帝时的给客制的客早近三百多年。它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面，同时又是附属关系发展而来的。

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汉族是最早进人封建社会的主要民族。根据目前国内比较一致的看法，至迟春秋晚期奴隶制已开始被破坏、瓦解，到战国时期，特别是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封建制度已经基本形成。此后再经过两汉、三国、两晋数百年，又进一步得到巩固发展。期间，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在为加强皇权，维护集权，一方面大力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实行各种改革，完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则积极争取地方的支援、支持，对维护和支持中央的各地方豪强地主，实行优惠政策，享受优厚待遇。东汉初年，光武帝对支持他的豪强地主，都以功臣封为列侯，封国大的占地达四县之广，封小的有达数万之众，每年享食租税有些竟达八万解。因此，这些豪强地主势力很快就恶性膨胀起来，他们称霸一方，操纵政治，任意隐瞒土地，庇荫户口，更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光武帝时大将吴汉每次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②。济南王刘康“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脾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③。明章之世，功臣马援之子马防，“兄弟贵盛，奴脾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肤美田’，④。大量兼并土地，使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只好依附地主，成为依附农民。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依附农民的数量不断增多。因此，东汉时期依附农民有种种不同的称呼，如徙附、附从、义从、客、客家、宾客、佃客、家兵等。依附农民有的是外来的流民，有的是当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其中有部分就是豪强地主的同族。豪强地主经常利用宗法关系，对本族的贫苦农民进行严密的控制和残酷的剥削。

从上所述可知，最早的客或客家，实际上是没有土地或失去土地的依附地主的农民。他们被束缚在豪强地主的土地上，长期被奴役，并且世代相袭，随同主人迁徙，身份、地位极其低下。

这种依附农民，一直延伸发展至西晋，不过称呼上有所不同，叫做“荫客”、“向客”、“食客”。西晋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不少以保障士族利益为前提的措施，其中比较主要的是“占田制”，规定品官可占田、荫亲属、荫客，从一品到九品，占田五十顷至十顷，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荫佃客十五户至一户，荫衣食客三至一人，而实际上远不受此限。据史书记载，占田制实行后，西晋豪强势力更大，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失去土地的荫客、佃客、食客更多，至晋惠帝时已出现“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⑤的情况。

西晋末年，北方长期战乱，而南方相对安定，因而大量北方汉民(其中包括许多北方的贵族、士族和地主)渡江南迁，总数达七十多万人。南迁的汉人被称为“流民”、“侨人”。东晋初，即公元三二一年，晋元帝为使南北地主间的合作形成和稳定下来，同时更便于控制他们，于是他亲自批诏实行“给客制”，在湘、赣、皖、苏、浙、闽等边界南迁人口集中地区，建立侨州、侨郡、侨县，使侨人落籍⑥。然而，应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给客制”实际上只是让一部分从北方迁来的侨人士族或庶族地主在规定的地方人籍，而大部分流民仍同过去一样，只能依附士族、庶族地主家宅内做佃客、部曲、奴脾。所以史书上曾有记载:北方士族南迁时，就“求田问舍”、“占山围泽”。他们利用特权，霸占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建立起许多庞大的地主田庄。如侨居京口的大地主刁逮，乘机掠夺土地数万顷，会稽士族地主孔灵符在浙江萧山建有大田庄，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三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果园九处’，⑦。

二、客家先民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客家先民始于东晋初年，依据是东晋初年晋元帝的“给客制”。对上述看法，笔者不敢完全赞同。原因是:据查，晋元帝的“给客制”，并不是专指给当时南迁处于江南一带“流民”的，据史书记载，湘、鄂西部，川东、川西及云南境内，流徙的汉人也同样“给客制”。

不过，不管如何，客家先民是东晋之前居住在中原旧地的汉族，这该是完全可信的。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众多的家谱记录，客家研究老前辈罗香林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详实的查考材料。这些查考材料，以充分的事实，使人们感到信服。

但是，客家先民究竟是怎样的汉族群体，罗教授未能明说，虽然他从中华民族的构成到有关事变等等，都进行过许许多多认真的分析考证，仍不能说得准确和具体，给人们的印象依然是笼统的，那就是:“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夏氏集团”北上分布于汉水上游和渭水流域的一支，“中夏系统的中华民族”，“秦雍流人”、“司豫流人”、“青徐流人’，⑧，为什么他不进一步说具体些、明白些?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有如他自己说的“研究日短，材料不备，虽欲论列，穷其究竟，亦为事势所不许的缘故”。我仔细考究过他最后一句话:“亦为事势所不许”，是不是客家先民不值一说，或是有什么不足之处，说具体些反而招来对客家名誉不好。细虑再三，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从实事求是角度来说，现在对客家的认识，已非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那阵了，现在是到了应经过研究将客家先民讲清楚的时候了。

客家先民究竟是怎样的群体呢?我认为他们是魏晋时代的没落的官僚士族和新兴的部分庶族，以及他们庇荫下的大批同宗同姓的依附农民，即佃客、食客。我们知道，士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特有门阀制度，始于东汉，形成发展于曹魏，没于东晋南朝。士族出身高贵，世代做官，政治上享有特权，而庶族则家世比较寒微，亦称为“寒门”。由于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高门士族子弟二十岁可登朝做官，不问文武才能，不须考读，就能“平流进取，坐致公卿”，而寒门子弟只能做小官，非有特殊军功，一般很难升迁。士族很讲究门第身份，他们看不起庶族，相互间不通婚，不同坐，甚至互相不往来。为维护士族特权，防止庶族假冒，士族很重视编传家谱以载其世系渊源。至东晋末年士族势力衰微，庶族的地位和权势开始上升，不少人通过军功累官的途径，领兵打仗，控制军权，逐渐升至大将军、大尉、太司马等上品高官，有的甚至做了皇帝，如南朝的四个开国皇帝都出身于庶族。

士族、庶族无疑是中原汉族封建社会的“骨干”，是汉族中的优秀民系。我们可以通过追朔秦汉以来的历史便知道，假如没有士族、庶族在各朝代中的所起的中坚作用，中国封建王朝将如何发展，历史岂不是要断流!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士族制度是一种官僚世袭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维护和支持中央集权统治，为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不利于合理挑选和使用社会人才，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引起各种社会矛盾，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最终这种士族制度是会被淘汰的。

但是，尽管如此，士族仍不失为中原汉族中一支优秀民系。东晋末年，中原士族开始衰微，庶族的地位则开始上升。时正值“五胡乱华”，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安定，因而大量北方士族(包括部分庶族)挟带大批同宗族人渡江南徙。这方面已有大量的各地客人家谱记录，及祠堂堂号、堂联等可以见证。

三、客家民系形成的时空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隋唐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经过黄巢之乱后客家先民已避难迁徙到了闽粤赣的三角地区;二是“宋初说”，其依据是宋初土地占有关系调整，主客户正式建立，这时客家民系才由其他民系演化而自成一系。认为主客户建立，标志着客家民系正式确立。三是“明朝说”，认为，明时客家先民南迁已基本结束，原集居福建的部分客人已集体迁往广东嘉应州，即现在梅州，形成了客家之中心聚居地区。

笔者认为，前两说观点比较片面，道理不足。因为客家民系形成问题，是不可能只从单一个方面的依据或理由去决定的，而必须从综合多方面因素来确认。首先，必须具有同一历史背景和特征的客家先民。客家民系是由客家先民发生、发展组成的，假如先民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历史渊源)和特征(思想、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等)各不相同，是形成不了同一民系的。这是先决条件。其次，迁徙时间和地理环境，必须大体相同，主要聚居地趋于稳定。再是必须得到社会或政府的承认。换句话说，政府有政策让客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一样人籍，享有同等待遇。笔者认为，“隋唐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客家先民虽已迁徙到闽粤赣三角地区，但其迁徙事实上远未平息，居所也未稳定，因此说不上民系形成。“宋初说”，只抓住所谓宋初建立了主客制作依据，这是很表面的。实行了主客户制，就好象“客户”已建立，民系已形成，未免太简单了!其实宋初的主客户制并不是专门为客人设置的，它是一种阶级关系，封建隶属关系，比较复杂。它的实行并不是以是否本地户口作为依据的，而是从调整土地占有关系的需要，按有无土地资产来划分的。规定凡有土地资产，需承担国家赋役者为主户，主户按占地和资产多少分为五等，一二等是大地主，三等是中、小地主，四、五等是“下户”，客户是完全佃耕地主的土地，它附籍于主户作为主户的附籍而存在，自己无独立的户籍⑨。这就说明，只要占有土地或资产，不管是否本地土著户，就是外来南迁的买有土地的也可以是主户，而没有土地资产，原是本地的佃客则只能是客户。由此说明，以所谓主、客户建立或以主客户的多少和变化情况来认定客人宋初已落籍，民系此时一已形成是与历史相违的。

那么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笔者认为，客家民系正式形成应在明朝中期。主要依据除了前所述两个，即具有相同历史背景的客家先民，此时客家大规模的迁徙已经休歇，并已形成了客家中心聚居地区外，还有如下历史事实做依据:

明初统治者，鉴于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实行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使社会生产关系得到较大的调整，其中许多是针对当时社会人口流亡多的情况而采取的防止人民流亡的措施，如清理和编制户口，颁布《流民复业令》、(严逃民不复业禁)、(禁止隐占人口田地令》，严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实行屯田垦荒政策，等等。这些措施至明洪武(即1368一1395)年间，收到较好效果，大部分流民停徙复业或返乡复业，广大农民(包括大部分流民佃客)对土地的要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轻，因而全国户口不断增加，最高年度达一千六百多万户，比史称极盛之时(即元世祖时)的一千一百多万户，增加五百余万户;户口册上再没有主户、客户之分。而把人民分成军户、民户、灶户、匠户。严格规定，各色人户都以原报版籍向官府承担差役、赋税，不得变更、欺隐逃避，必须各守本份，不得随意流动。私自脱籍的称为逃户，要受到严厉惩罚。这些措施对生产发展有积极作用。至洪熙宣德时期，明代经济由恢复逐渐走上全面向上发展，全国出现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这一时期，史称明“仁富之治”。⑩

我认为，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系的产生和形成，都是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客家民系的产生、形成也同样，它是中原汉族在迁徙中产生的，必须有一个相对安稳发展的环境中形成。如果说它的产生是从晋元帝的“给客制”开始，那么它经过隋、唐、宋、元几次漫长迁徙活动，直到明朝中期，即明洪武至洪熙年间，才得到适当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条件，才最后得以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