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客家人之根与客家民系的形成

毛晓阳

客家(Hakka)，主要是指居住于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以及在明中期以后由该处迁居其他地区的有共同方言、共同习俗和强烈认同意识的特殊汉族民系。迄今为止，已有众多学者从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尤其是语言学、民俗学、古建筑学的角度对客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长期以来，对客家人之根的追寻，一直未能明晰。本文敢揣鄙陋，就此问题略述浅见，求教于前辈与方家。

——客家问题最早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同治年间广东西路土客械斗发生之后。此后，它频频出现在两广、福建地区的主要社会问题讨论之中，甚至于日、美等外国学者也加人进来。民国二十二年(1933)，著名学者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导论》的发表，使客家研究真正成为一种学科意义上的研究。它既总结了已有成果，基本澄清了以前的一些荒谬言论，也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建构了客家研究的基本框架。50年代，罗先生进一步将其研究所得汇成《客家源流考》一书，提出了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客家南迁说”理论:客家是在迁徙中形成的，它的主体是历次迁徙运动中的南迁汉族。该说虽在涉及某些史料的分析与处理方面有所微瑕，也有不少学者在近几年来提出过批评①，但都没有从总体上否定南迁说。深圳大学的张卫东教授在(论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中，也即是按南迁说提供的思路，提出谈客家文化不能仅言其“保持中原文化”，而应将南朝文化或长江文化作为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

由于历史的原因，客家研究被中断了数十年，在改革开放后才又一次掀起了客家研究的新高潮。值得引起研究者注视的，是一种新的客家人之根说异军突起，对罗香林先生及多数人信奉不疑的“南迁说”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如广东梅州嘉应大学房学嘉先生的“客家土著说”。他提出，南迁的中原流人不是客家人的主体，早期客家的主体就是居住于闽赣粤三省交界处的古越族残存者的后裔。客家共同体的出现最早可上溯至秦至南朝时期。客家非汉族的说法早就存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顺德人黄节在(广东乡土历史)中就已提出“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二族，非粤种，亦非汉种”，②从而引起一大轰动。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人乌耳葛德《世界地理》一书中，也说“广东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便是。’，③然而，这些说法都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主观臆断。

然而，无论是持南迁说还是土著说的学者，似乎都没有用点必要的时间去搞清楚一个问题，即“客家”作为一个“民系”与作为一个民系的“名称”是否是同时产生的?答案是否定的。“客家”这一称呼并不是从客家民系一出现便已有了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钟佳华认为，“客家”最早不是客家人自我界定的概念，而是由其他群体强加的带有侮辱性的称谓。事实上，在明清以前的历代史书，文人文集、笔记中都寻找不到“客家”一词。赣州市博物馆馆长韩振飞指出，他在对赣南客家人作调查时发现，当地讲客语，有客家风俗的人们并不自认为是客家人。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从客地迁居外地的人们被称作“客家”(或“榕”、“屹”)，然后，才又将这些迁居者的原居住地的人们也称为“客家”;最后，才有了今日的客家研究。

二、“客家”是一个“名称”，也是一个民系。作为一个“名称”，它出现得较晚;而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民系，它却出现得更早。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进一步追寻“客家人之根”。这个“根”，是客家民系的根。

前人的工作，是后继者深层探索的基石。罗香林先生的南迁说告诉我们，只有迁人客地的南迁的中原流人或其后裔才能最后繁衍成客家，而同样是中原流人，迁到他处则成不了客家。正如陈寅洛先生的家族，作为德安“义门陈”的一枝，他们只因曾迁居梅州兴宁，此后便自称“客家”，虽转迁江西修水亦不变。这说明，罗香林先生所列举的众多客家显姓曾是中原流人固或不假，但他们转变成客家人却并非因为迁徙，而是由于受了客地土著文化的影响。近些年来，有的学者便是按照这一思路，对客家人以及舍族人的方言、民俗进行比较，分析异同。朱洪在(谈舍族与汉族客家民系的互动关系)((客家研究辑刊)95年2期)一文中便认为，客家话与舍族方言存在很多相近的地方，应是人迁汉人和客家人受了古越族语言的影响。另外，分析客家人的民俗也可以发现，其中既有与一般汉族地区相同的部分如春节、端午、中秋节以及佛道神仙、祖先崇拜等，也有风格独异的部分如正月十九敬观音、二月初二拜土地，石固大王、榕树伯公、枫树伯公以及巫现崇拜等。④这些都是古越族人“好巫”之风的遗留。

因此，本文认为，“客家”民系不是纯粹的南迁客地的中原汉族，而是这些南迁客地的中原流人与当地的古越族后裔发生融合后的产物，是长期的民族融合的结晶。在最初，是南迁汉民与古越族后裔发生融合，形成了最早的客家共同体;其后，又不断有新的汉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迁人客地，与早期客家生产、生活在一起，并融人到客家人之中。天长日久，闽赣粤三省交界处的客家人日益在国家意识(忠君爱国)、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孝梯、三从四德)、文化知识(汉字、汉语书籍)等各方面与大汉族保持认同，同时又保留了具有古越族特色的方言和民俗。

民族融合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自然同化，更有强迫同化。现代客家属于汉族，最早的客家应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了。但是，早期客家究竟是汉越(或汉舍)自然融合的结果还是汉族强迫同化越族(或舍族)的结果?

我们知道，元明时期，闽粤赣三地边区的人民曾有一段受歧视被镇压的经历。由于文天祥曾在客地组织人民抗元，元兵渡江后，便称当地人民为十三处洞寇。明代时期，则有王守仁对客地起义群众的镇压，由于从外调兵人赣助剿，致使赣南出现了赣州市的西南官话被客家话包围的“方言岛现象”。客家人之所以有这段受歧视被压迫的历史，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汉族，而是因为他们和舍族人一样，与封建统治者有着阶级或民族的矛盾与仇恨，因而与舍族并肩作战。这段历史，既说明客家人在元明时期有被封建王朝强迫同化的过程，也说明当时它们已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而在此之前文天祥在客地组织民众抗元，以客地人的忠义双全，纯以受化之民视之，说明客家人此时在国家意识、民族心理、伦理道德诸方面都与汉族接近。这也表明，元明时期的强迫同化对客家人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三、客家人是历代迫于无奈而迁徙(主要是因为战乱)的汉族人与客地少数民族发生融合的结果。它不同于北方诸族同化于汉族，是两个民族相互靠扰，择优弃次;也不同于古希腊式的殖民运动，多少有征服的性质。假如古越族的势力足够大，能够抵御汉族人自秦汉三国以来的不断推进的话，这些人迁的汉族人是极有可能被古越族后裔同化的。事实上，直至今日的客家人仍保留了相当多的越人文化特色。历史却绝不容假设。越族人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迁人三省交界处的汉族人在外界政权力量的帮助下保留了自己的民族属性。

早期客家究竟形成于何时?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各执其词，似都有道理。本文认为，早期客家的形成年代应是东晋南朝时期。理由有二:

首先，东晋南朝时期是汉越两民族在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发生主客异位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越族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日趋衰落。秦朝时50万大军直人越地，汉越两族浴血刀兵相见。汉朝时10万大军攻越，迁东越族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⑤”。三国时，孙吴政权为经营越族而“不逞外御，卑词魏氏”。至东晋南朝时则已在客地周边形成了对越族人的县治包围。唐玄宗开元间，因检得避役百姓而设汀州，才使汉族政权最后深人客地。

其次，只有两个民族都投人了相当数量的人数，才能称得上是民族融合。东晋“衣冠南渡”以前可能有攻越士兵，避役农民进人越族人地区居住，但数量少，文化层次低，不可能作为汉族文化的载体去影响、教化越族人。他们更可能被越族人因积聚数百年的仇恨而杀死。因此，将秦汉三国作为汉越交流史上的一页是可以的，而作为早期客家的形成年代则是不确切的。有人认为东晋设置的侨置郡县无一深人南方，但并不就能断言决无可能有某些家族或走海道或溯赣水来到客地。更应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南朝时期朝代数易，在三省交界地周边郡县为官的失势的宗亲或贵族也极有可能携其家族、荫户和部曲迁居其间。江西赣县有萧帝岩，据方志言是齐武帝萧颐曾率宗族部曲避祸于此，因而得名，可为旁证。⑥

另外，普通百姓迁人其间逃避封建剥削也是极有可能的。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广州之东，潮州之北，福州之西先(一作“光”)龙洞，检得避役百姓三千户，奏置州，因长汀而名。”查(新唐书·地理志·六)或(旧唐书·地理志·三)，则说是“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户四千六百八十，口一万三千七百二。”这两则史料说明，在汉族政权统治客地之前，已有大量汉民以无政府状态居住于斯，过着桃源式的生活，正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佐证。所谓“山洞”或“洞民”、“洞贼”，是宋朝对居住于五岭万山丛中的盆地地形的人民的典型称呼。这种称呼，既表明了统治者的反动性质，也说明当地百姓富于反抗精神且与众不同。福建长汀今为纯客县，唐代这些数量多达四千余户的避役百姓当不是纯粹终族，但可见这些避役百姓当已是早期客家人‘，其形成年代则可追溯到东晋南朝时。

目前关于客家人之根的说法已有多种，但由于史料缺乏，理由都不够充分。本文的东晋南朝说其实也并无很多实际材料可资证明，或者说也只是一种推断。但是，它是比较合乎逻辑的一种推断。这逻辑就是，当古越族人后裔的势力范围最后退缩至三省交界地时，外界汉民由于战乱等原因迁居其间，在同一种自然环境下与越族人后裔过同一种生活，接受越族人对这种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表述(语言)与解释(民俗)，最后形成客家话与客家民俗。本文持这种说法的另一个理由是，在汉族政权控制客地并不断推行汉文化教育的情况下，人迁汉民是不可能演变成近似于少数民族的早期客家的;只有当客家民系已在该地受到统治者承认，客家话、客家风俗成为合法存在时，才有可能使不断人迁的新来汉民成为客家民系的新成员。也就是说，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最早不会越出东晋，至晚则不可越过汀州建立即唐开元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