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赣南人口源流发展与客家民系的形成

谢庐明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so年代，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第一次把方言区的研究上升到了对客家民系源流的研究。①然而，罗香林先生并没有清楚地对“客家人”进行界定。他把赣南分为纯客县和非纯客县，但其标准既有根据方言、风俗所作区别，又有根据迁人时间早晚所作区别。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影响着我们对于客家形成的认识。

近年来颜森的方言调查显示:“客家话主要分布在江西南部’17县和西北的铜鼓县。’，②笔者深人到赣南各地访问、调查表明，在赣南“非纯客县”中，虽然通行的是客方言，但客方言的使用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客家人。他们认为明清时代从闽、粤客家地区迁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客家”。为此，有些研究者提出了“老客”和“新客”的概念，③也有的文章则将二者等同。④

本文试图从移民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分析赣南人口源流发展与客家民系形成的关系，进而说明何以赣南地区唐宋时代居民的后裔与明清时代从闽粤地区迁人者互不认同的问题，以及历代移民与土著的融合对客家文化社区和客家民系形成的影响。

二、唐宋以来旅南人口源流发展社会史在研究人口时，尤其注意人口数对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影响。可见，在客家学研究中对客家民系形成的探讨同样重视人口演变。笔者拟先从赣南人口演变、发展的分析，从中弄清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背景。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赣南6县共有34.647户，275.410口，人口较隋代增加了近4倍，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n%左右，这显然不能完全归结为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由外来移民所造成的。然而，唐、五代移民人口迁人的绝对数量少，对赣南影响不大。至南宋初年，唐代以前的赣南居民成分已不足总人口的20%，客户占了主要。

由上表可看出，北宋时代赣南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一般保持在2一5%。，南宋时代则有大幅度增长。由此可见，南宋是赣南地区人口发展时期，其特征是南宋初年迁人的人口超过了当地原有的土著，形成了人口重建。南宋时期赣南人口的增加与宋政权南渡，大量北方汉人南迁有关。此外，由于大批北方人口外，南方人口的挤压，还引发赣北及赣中地区的人口向赣南迁移。当赣南地区人口超负荷时，过剩的人口就向梅州迁移，诚如，祝穆(方舆胜览》说梅州地方“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借汀、赣侨寓者耕焉。’，⑤说明南宋时代来自汀州和赣南的人口迁人了粤东地区，因此，南宋时期的中原汉人大批南迁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最为密切的一次人口迁人。

宋元之际，由于战争(赣南是文天祥部和元军作战的主要战场)和瘟疫使赣南人口一度大量减少。(元史》中记载，(明初)赣(南)州人口不足30万。至洪武二十六年，也只有37万。尔后的瘟疫传人了南安境内，(明太祖实录)卷74记载了洪武五年(1372年)南安三县的大疫，弘治十六年冬天再次发生大疫。洪武时期南安人口由原来30.4万大幅度降至7.4万人口，人口损失达80%，这与赣州人口的降幅接近。当时，赣南区域人口稀少(见表2)。

从明代中期开始，闽粤客家人向赣南大规模迁移，因此很容易在当地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形成罗香林先生所称之“纯客”风貌。明代后期，闽粤移民涌往赣南有增无减。仅瑞金一县，“闽广及各府之人，视为乐土，绳绳相引，侨居此地。土著之民，为士为民;而农者、商者、牙侩者、衙青者，皆客籍也”。⑥至清代，闽广移民更成为高潮，所谓“深山荒谷，则粤闽侨居，蛮蛋之习，有时而染。”⑦这一点从赣南各县的聚落分布也可看出:

从赣南社会史的角度来看，明末闽粤移民运动对赣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早期的研究者一般认为赣南社区是在唐代末年以后形成的。如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所勾勒出的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中，赣南是客家人第二期迁徙(其时间在唐末开始)的主要定居目的地之一。而据表3赣南八县闽粤籍人口建村时间的统计，概言之，明清时期，赣南人口的来源主要是相邻的粤北、闽西，按移民类型分应为人口重建式和人口补充式，客家人的村落基本上是在明中叶以后闽粤客家人流寓此地而形成的。⑧

三、客家形成中不同人群的接触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区汉族人口的迁人可谓源远流长，以前有关客家人由北方移民构成的观点并不正确，它既忽视了历代移民土著化过程，也忽视了客家形成过程中非汉民族—舍族的作用(客家文化构成也是如此)。这也是赣南唐宋居民后裔与明清时期的闽粤移民在心理上互不认同的关键之所在。笔者认为，南迁进人赣闽粤三边的汉人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这种本土化过程是在纵横近十万平方公里相对封闭的区域内完成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汉人由北方到南方后逐步演变为客家人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南迁汉人和当地土著或南方迁来的其它人群的杂处、交往融合的问题。

历史时期赣南地区少见舍族的活动，赣南舍民大都是明清时期从闽粤迁来的。王守仁议及上犹等县so余处“贼巢”时说:“其初舍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金泽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逃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分群聚党，动以万计。’，⑨而宋元之际，来自汀、赣的汉人进人梅、循二州后，也开始了与当地舍族的接触和融合。特别是以黄华和高日新为首的一批南宋将领在宋亡以后，潜人闽西山区，以复宋为号召，纠集当地的汉人、舍民起事，反抗元兵。迁人粤东的汉人也和当地的舍人联合，加人反元斗争。正因为汉人与舍族的大规模融合是在反元斗争中形成的，所以在后代的客家人中会形成强烈的“中原意识。”“中原”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它已成为一个文化思想概念。宋元之际闽西、粤东地区汉人与舍族的融合过程持续到明代初期，具有自己的方言、风俗和民系意识的客家人得以形成。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客家人开始了向赣南东南部地区的迁移。客土矛盾和融合是预料中的事。

在客家民系形成中，有汉族与舍族的融合，也存在土客融合的矛盾。就赣南而言，客土融合笔者拟分三种情况来分析。第一种情况是客强上弱。崇义、龙南、安远、信丰、会昌，直到明末清初，粤东北梅县一带的客家再一次迁人，以致构成“纯客县”。不多的赣人后裔也就为其所融合，连语言也与赣方言人群分离，可说是土客融为一体。

第二种情况是土强客弱，以宁都为例。洪武年间，宁都土著势力之大，远非他县所能比拟。罗嵘指出:“无县无仓卒之寇，或缚杀长吏为恒，独畏宁都民兵如虎，以其善矛也，莫之敢近。’，⑧康熙年间魏礼说:“阳(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二三，皆近在百余山僻之产。东南变起，附贼窥城不克，则盅请佃户，谓吾为汝等革去数百年旧例。于是聚诸游手，称欲贿官集事，持械人庄，头会箕敛，无钱者则攫其农器畜粒而去，自称用兵。’心魏礼收信给我们一个启示，宁都县上三乡与下三乡的主佃关系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不是由于阶级，而是由于闽籍客家人与宁都本地人的主客矛盾。

第三种情况是土客力量相当。石城在闽人人迁后，土著并无足够实力遏制他们，于是就有了激烈的抗争和冲突。石城土著称呼外来人口为“客户”，将自己与“客户”作了严格的区别。兴国地方志的记载也表明了土著对于“客家”的态度:张尚缓日:“岭娇四冲，土著少而客籍多。” “兴邑地处山瞰，民多固陋，兼有闽广流氓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周闻。”。在这些记载中，或称闽、粤之人为“流氓”或称为“客籍”、“客家”，土客界限仍是相当清楚的。

但应该看到的是，与赣西北地区相比较，赣南地区的土客冲突持续的时间不长。究其原因，其一，赣南没有为闽粤客家设立专门的“棚籍”;其二，赣南客家和赣南土著的方言是相近的，其来源与南宋时代北方南迁之民的语言有关。语言的相近对于促进相互之间的融合大有帮助。闽粤客家自明中叶定居在赣南，由于长期的接触、共处，土客互相融合是主流，矛盾冲突是次要的。如上犹闽粤客家初人营前时，土著势力尚强，事事欺压客户。但随着客家势力的不断扩大，土著日渐不支。为了抵御客家的威胁，土著被迫修筑自卫的小城—蔡家城。为防止客家语言的渗透，初时规定家族子弟不学客家话，后来又规定至少在自己家里不准讲客家话音。但是，客家的势力竞越来越大，后来，营前的土著语言完全被客家话同化了。

四、客家文化杜区和客家民系的形成社会史所讲的文化社区，是指聚居在共同地域的进行一定社会活动、具有某一种相互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而客家人与汉族其他民系的区别完全在于文化特征，而不是人类学上的特点。尽管闽、粤、赣毗邻地区很早就有州府县建置，但是人口流寓不定，三边地区并没有最后形成统一的客家文化社区。只有当南迁汉人进人闽粤赣毗邻地区并完成本土化过程后，这三边地区共同的文化心理才形成，由于人口的流布迁移，方言和风俗习惯趋于基本一致。基于上述分析，客家文化社区和客家民系的形成，从时间上说，当在明代中期。从空间上说，已扩大至整个闽、粤、赣毗邻地区。客家文化社区的创造、整合的过程，以下几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南迁汉民逐渐地适应并开发了赣闽粤三边的地理环境，三边地区的人们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及需要，产生互动，形成彼此有别又有联系的经济社区。这一点少为研究者注意。笔者认为，历史时期的三边地区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性，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经济上的互补性，在大本营内部主要是由人口密度不同而产生的田地多寡引起的粮食调剂。但即便如此，由粮食引起的交易很快为移民方式所取代。这种取代方式在宋末元初表现为客家人向循、梅移动，在明清为闽粤客家人向赣南迁移。

第二，明代中期，王守仁对闽、粤、赣三边客家人有意识的管理是不可忽视的。王守仁巡抚南赣并节制三边，他提出其心学思想，颁布《南赣乡约》，并把其乡约模式在南赣及福建龙岩、广东揭阳等地推广，因而(南赣乡约)影响到赣闽粤毗邻地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许多层面，尤其是对形成在聚族而居、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宗族、乡族的自然社区影响很大。客家民系形成同样如此。

第三，南迁汉人转到闽粤赣三边地区，为避免矛盾，减少冲突，这些移民必须自成社区，尽可能保持自己固有文化，但又不能割断与土著文化的联系。在这种矛盾作用下，势必形成兼具两者特色的混合型文化风貌。基于上述理由，就不难理解，客家文化中既保留了较多的中原文化，同时又吸纳了舍瑶等文化因子。这一点在客赣文化的分野中很清晰地看到这个现象，两者人口同源不同流，演化成客家文化和赣文化。语言也因此分别为客语和赣语。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唐宋时由中原迁人赣、汀地区汉人是形成客家的基础。第二，明代中叶闽粤客家向赣南迁移，其居住地扩大至整个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在赣南，土客之间的地缘冲突十分激烈，从结果看，后者反客为主。第三，由于自然社区、经济社区、文化社区的整合，至迟在明中叶，客家民系在闽粤赣边三角区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