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移民

——与《客家源流探奥》的逻辑推理方法进行讨论

曾汉祥

嘉应大学学者、国际客家学学会副会长房学嘉先生近年出版专著(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此书透露出房先生治学的刻苦精神，他对史料的认真搜寻，他在田野调查中付出的艰巨劳动，都令人十分饮佩。然而，作者在书中所作的结论:“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无论是从人类学，还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去考察客地古代文明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一说法既不符合历史，在逻辑上也无法成立。

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流动、迁徙、移民可能就一直存在，这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人类的不幸?原始人群为了生存，为了寻找食物，不得不到处移动，足迹所至，就有许多原始人的许多遗址。在中国，如“元谋人”遗址、“北京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马坝人”遗址等等。但如果说某遗址所在地的现有人群都是几千年、几万年乃至十几万年前的老祖宗的子孙，恐怕就不能一概而论。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始终是流动的，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俗语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何况，除了人群的自然流动外，天灾、战祸以及其他军事、政治和文化等原因都可能引起移民。举世瞩目的巴勒斯坦问题，就是因为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先后多次移民引起的。

广裹的美洲大陆，人口多达几亿，有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现代文明，同样也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一望无际的美洲大地上，最早居住着印第安人，他们当中的玛雅人、阿斯特克人和印加人等先后在中南美洲建立了三个印第安人文化中心。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勇敢和勤劳，创造了光辉夺目的文化。公元四世纪以后，在科学上，他们已发明出准确度相当高的太阳历;已能计算出日蚀的时间，以及月球、金星等运行周期。印第安人创造了800多个象形文字符号，不仅表意，而且表音，用这些文字记载了历史、诗歌和神话。在建筑和绘画上，古代印第安人也有着非常高的成就。墨西哥城附近的“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都是九世纪的庙宇建筑，可以与埃及金字塔媲美。库斯科地方的印加人古都遗址，用巨石筑成的石墙，接缝严密，连薄刃刀也插不进去，真可谓天衣无缝。古代印第安人的工艺美术水平也很高，象彩色陶器、毛棉织物、青铜武器工具、金银装饰品等都极其精美。博南帕克壁画可说是古代玛雅壁画的宝库。另外，印第安人培植的玉米、甘薯、蕃茄等作物，在全世界广为种植，可说是播福于全人类，我们客家人也是受惠者之一。

虽然美洲大陆有着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史，然而这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区。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为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道，1492年起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率领船队横渡大西洋，完成了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从此，欧洲各国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探险”活动，并为本国占领土地，即为本国的移民准备好生存空间。从17世纪初叶开始，由政府组织、军队保护的移民活动一浪高过一浪。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争相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欧洲居民大批涌人美洲。现在的美洲，特别是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地区，欧洲人后裔占了多数。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非洲黑人后裔，亚洲移民也有一些，其中包括中国移民。而印第安人则少而又少了，到了要进行保护以免灭绝的地步。

按照房先生的逻辑，这是难以解释的。因为，第一，如前所述，美洲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史，跟房先生在他的大作中详细地描述过“客地”的古代文明史相比，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印第安人人口基数大，根据生物进化规律，应是印第安人同化欧洲人，而欧洲人用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教化了印第安人。那结论肯定是:现在的美洲人中，不存在欧洲大陆移民史。

在我们辽阔的祖国大地上，人口的迁徙和流动几乎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远古时期至夏代，人口迁移已有传说，姑且不论。而商朝的历史有《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和《世本》的记载和甲骨文的佐证，其中关于移民的部分应该是可信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可见商族已从黄河下游扩张到东海之滨。“自契至汤，八迁”，从始祖契至商汤王时，已迁移八次。自汤立国至封亡国，传17代，30王，历经以X)余年，中间都城多次迁移，最后盘庚自奄迁于殷，此后不再迁都，这就是著名的“盘庚迁殷”。迁都，肯定是人口的一次大移动。而周朝立国前也经过了几次迁徙，公刘时迁居幽，到了古公宜父时迁居岐山下的周原，才以周为国名。文王时，势力渐大，于是迁都于丰邑，武王时又迁于镐京。周灭商后，周公东征，平定叛乱，之后修建东都洛邑，驻扎大军，并将“殷顽”即商朝贵族迁到这里居住，使他们不敢反抗。这可谓是史载第一次大规模被动的移民活动，如果我们将以前的移民视作主动的移民行动的话。从西周到东周，都城从镐京迁至洛邑，这是远隔千里的一次大移民，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境内各族由于长期间的融合，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华夏族。华夏族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中国境内变成一个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并且有比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足以作为一个核心民族，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倾向，进一步推动各族人民的融合。这一时期，战争频繁，难民增加，背井离乡的人群肯定不少，大小规模的移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但是因为有了核心，所以不但不会产生分裂，而且有利于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经营边疆地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移民措施:出兵西南，征服西南夷;北逐匈奴，收复河套，设置34县，并迁移内地百姓前往居住;征服越族，统一岭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调动军队50万征服越族，在岭南设立三郡，又迁徙50万人驻守五岭，与越人杂居，从此加速了五岭地区的民族融合;这是史载中原第一次向广东大规模的移民，是军事移民。房先生在《探粤》中还没怀疑这一重要史实，而在另文又提出疑问，以为50万大军南下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并以此为论据之一，论证几千年来进人客地的只有“少数中原流人”，对客家民系渊源的研究，既不相信民间谱谍，又不相信史书记载，这样的“突破”恐怕缺乏应有的科学性。

汉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的重要时期，国力强大，中原华夏族的核心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中心地位完全建立。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白骨弃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原百姓被迫大量流向江南;西晋有“八王之乱”，司马氏政权动荡不安，胡人乘机而人;晋末有所谓“五胡乱华”，即北部和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匈奴、揭、氏、羌、鲜卑以军事手段进行移民，从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的空间向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开发较早、条件较好的空间转移。中原地区居民被迫背井离乡，南下逃难，晋都边洛阳南迁至南京，中国遂出现相当大规模的移民高潮，而不是少数人移动。这些都是史书所载，民间谱谍仅为印证。

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北方的匈奴、揭、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已经完全融合进汉族。南方的山越，淮、汝、江、汉之间的蛮族，江西南部和广东曲江一带的溪人，湘南和两广地区的侄人等等少数民族，都基本上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大规模移民和民族大融合是同时或交错进行的，并不相互排斥。可以说，没有大规模移民，就不可能有民族大融合。在北方，正因为大批少数民族进人中原地区生活，最后终于和华夏族融合;在南方，就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的中原人民陆续南下，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才能使诸多少数民族进人汉族大家庭。“少数中原流人”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足以克服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同化少数民族。应该说，几千年来的大规模移民和民族大融合，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巩固的根本原因之。

隋唐开始，每一次朝代更迭，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乱，民不聊生，生灵涂炭，难民四处为家。而新皇朝为了与民休息，以增强国力，总是要在战争废墟上招引流民，恢复生产，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随之产生。如唐末黄巢起义引发大批难民涌人现在的客家地区;而蒙古族和满族以武力进人中土，建立元朝和清朝，正是少数民族向内地的大规模军事移民，这样的移民行动必然又会导致中原和江南的汉人向南方和西南方移动，这些史书都有详细记载，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而这些移民浪潮都毫无例外波及客地，大批移民从中原和江南来到江西、福建和广东，从而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大融合，并先后产生了广府人、闽南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两宋之后，岭南一带对中央的离心倾向得以根本克服，这不能不说是移民大浪潮和民族大融合的辉煌成果。

由于地处五岭之南，广东成为我国大规模移民和民族大融合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从秦朝开始，中原向广东的移民2000年来至今(20世纪90年代)没有间断。而广东也是向海外移民最多的省份，所谓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广府人，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佬，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极言广东移民之盛，也可知广东三大民系都是最富移民色彩最活跃的群体。然而按照房先生在《探奥)中的逻辑进行推理，那么不但客家不可能存在什么“中原南迁史”，就是广府人和潮州人也无所谓“中原南迁史”，因为不仅客地有古代文明史，广东全省各地都有古代文明史，只要能考察出当地存在光辉悠久的历史，就可以据此否定中原移民史。

按照(探奥)一书的逻辑也无法解释四川、东三省以及新疆等地的历史和人口现状，这些地区的古代文明史同客地相比，也许更古老、更悠久，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地区的现有人群中多数是移民后裔。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

《客家渊源探奥》尽管有严重缺陷，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其价值不是体现在作者对客家是否汉族的判断上，这是印多年前的问题，是由罗香林先生等学者已经基本解决的课题;该书的贡献应是可以引起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地域因素对客家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特殊作用，而这在过去多少是被忽略的。我们今后在研讨客家文化之时，对其核心中原文化和形成其鲜明特色的海洋文化应继续加强探讨，对客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地域文化也应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可能全方位地、多角度地把握客家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全部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