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客家人和畲瑶的关系

文衍源

客家先民经多次南迁，最后在闽粤赣三角地定居下来。并与当地畲瑶族长期交往、融合，自宋代反客为主，在闽粤赣三角地域自成汉民族为主体的客家民系。现就客家人和畲瑶的关系，谈些粗浅看法。

南方远古的方言群体形成

从粤东的文物普查资料和志书看，新石器时代至商周，其遗址、墓群、窑址所出土的石器、陶瓷器、铜器的样式、纹饰、形制，均是闽越、南越等土著民族与汉民族先民所创造的，是浮滨人之一支，称浮滨文化。据1986年原载中山大学人类学论文选集中(粤闽地区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发现和探索》云:“浮滨类型文化遗存是指一种以长颈大口尊、釉陶器和直刃无闲石戈，凹刃石磷组合为其特征的文化遗存。分布在闽南、闽西南和粤东连成一片的地区”“的确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同一性”“既有别于福建的黄土岭文化，又不同于江西的吴域文化”。

在楚国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南方，百越诸族分别建立小国，有东匝(今温州一带)闽越(福建一带)南越(广州一带)西既(广西一带)骆越(今越南北部)。由于楚的统治，把中原和楚文化带给百越小国，使南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大量出土文物证实，闽越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曾经过一段漫长的原始社会，当受到早期汉族先民的先进经济和文化影响后，使先秦以来的闽越族，也是两汉以后出现的山越族，和宋以后出现畲瑶族，其民族内部产生巨大的演变和飞跃。在汉民族的影响下，懂得了栽培水稻、养蚕、缥丝、纺织、冶金术、烧制釉陶、原始青瓷、造船、建筑等，创造了中国南方的古代文化(粤东的浮滨文化)，也是汉民族和闽越族(山越族)融合的见证物。

为了控制南方，楚秦王朝多次派兵征服南方。秦统一全国以后，确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统一文字、修驰道、直道，大规模移民到河套地区和岭南。废分封，立郡县，采取安抚政策或通过婚姻关系，使百越民族与南迁汉族先民和睦相处，接收管理自治，愿意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共同开发南方经济，促使百越诸族更快融合汉化，接受汉治。当时经济愈发展，民族间相互交换和生活关系更密切，语言之间的交流愈频繁，最后产生了不同区域中的汉族先民分化成不同的民系，显著的有越海民系、湘赣民系、南海民系、闽海民系、闽粤赣民系等。

现就广东省内形成的粤、客、潮、海南几种民系看，各自保持内部的稳固性，彼此间的差异很大，各有各的特点。就语言而论，都保留不同程度的古汉语成分。可见，广东粤、客、潮、海南民系的构成是复杂的，可以说是百越诸族少数民族(山越)和中原汉民族相互融合的复元体，在融合的过程中，各自保留其原有的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逐步形成粤、客、潮、海南民系的方言群体和其他少数民族。正如《百越民族史论文集》载:“秦末‘从诸侯灭秦’其首领分闽越王和东欧王，并建立诸侯王国。在与汉民族交往，百越族里的很大部分，至东汉以后，逐步与汉族融合。其中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分化与重新聚合，分别形成了南方的壮侗语系的壮、傣、布依、侗、松佬、毛难、伦佬、黎等少数民族”。

畲族来源及其散聚的情况

据《通考·地考·百越)载:岭南乃“唐虞三代，蛮夷之国，百越之地”，“越以百称，明其族类之多也”。秦汉统一全国，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置郡县统治。闽粤赣边均是“百越的居住地，随着汉人迁人，与“越从杂处”，到了隋唐时期，百越一词始不见于志书。事实说明，生息、活动在闽粤赣边的闽越，部分已为汉人所同化，另一部分迁徙至南方或西南边远地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汉代以后，闽粤赣边出现山越等少数民族(是由原来的百越中的东越和闽越演化而来)。直到南宋志书才记载瑶畲的称谓。目前学术界对畲族有多种说法。其一，认为畲族是古代山越族的后裔，统称为“蛮”;其二，认为闽粤赣边居住的土著民族是瑶族、畲族。瑶畲之间经过长期的密切交往，逐步产生了相互通婚和潜移默化的融合。即是说畲氏是本地山越族繁衍的后裔或谓从别处迁来的融合体。据丰顺县畲族族谱载，其先祖由黄河以北出征，至黄河以南，来到江西、福建、广东一带。总而言之，闽粤赣边区宋代才见“畲族”之记载。《嘉应州志》载:“宋初程乡(梅县)有“主户”“客户”之分，并设有畲官管理，当地“主户”是土著瑶畲两族和少部分汉族，后瑶族融合于畲族之中。据史志资料汇总，闽粤赣边有摇畲土著民族的生息活动，而且历史相当久远，这也决定了闽粤赣边的摇畲土著民族聚居的特殊区域。

据1986年版(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载:“1982年，畲族人口约368800余人，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形成大分散、小集居的分布格局”。

据 1982年4月广东省民族研究所调查资料云:“广东省畲族二千余人，约三分之二以上居住在潮安、饶平、丰顺三县境内的凤凰山区，其余则分布在海丰红罗村、鹅埠、惠东的莲花山区和博罗、增城的罗浮山区。畲族多住在山区，大多数语言基本上接近潮、客的方言。”

在距丰顺县正东约1巧公里的潭山镇凤坪村，畲汉杂居共70多户、500人，其中畲族有50多户、474多人。(70多人已移居县、镇工作未计数)据1959年《丰顺县志)载:“当地畲族人民对祖图圣像年年祭拜，仪式十分隆重。过了年初一，收起祖图妥为珍藏。这种祖图拜祭习俗，保留了原始社会图腾祟拜的遗迹。畲族习俗不吃狗肉，这与崇拜盘氛有关，沿用木柞春米，忌用脚踏雄”。“潮州归湖内山有雷姓，十余户与彼(畲族)同祖，亦与通婚往来……已与四邻族姓通婚，现已同化”。

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

由于历代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不同历史时期的五次大批汉族南迁。从客家氏族谱牌和史志记载得悉:西汉以后，中原汉民南迁路线由中原、江南、赣闽、粤东、梅州诸地以及南洋各地。其南迁方式有(l)按姓氏族谱绝大部分是朝廷授职，功成受封而分驻南方戍边辖民的官吏;(2)汉军南征，留戍落籍而定居南方;(3)辞官避屠而南迁;(4)贵族官僚的流放;(5)历代战乱和灾荒，流落定居南方等等。‘由于秦统一中国后，在岭南实行民族和睦的政策，使南迁汉族先民与土著民族长期友好相处，保持了区域的相对稳定。客家人生活在战乱较少的闽粤赣边的环境里，形成固有的汉化基础。客家先民能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相应的区域融合更稳定，促使唐末宋初比以往有更多的中原汉民流人闽粤赣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居民共同体，逐步形成了客家民系的主体。宋末已经“反客为主”“无主客户之分”，程乡“已无畲官之设”，说明了中原南下汉人在人数上已占了优势，畲瑶民族则日渐减少，加上历史上的动乱，镇压、剿杀，被迫隐族，少部分畲瑶已融合于客家民系，另大部分聚散五省(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之山区。(还保持相当庞大的畲族人口368800人)

“客家”称谓，系按史书所载“主户—客户”这个相对称呼而来的。正如《辞源》云:“非当地籍贯，外来寄寓的居民”。清代黄遵宪云:“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人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变”。故此，民间通称为“客家人”是合乎情理的。

今天，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客家地区，几乎每个客家的姓氏家族，都有其完整的南迁史，其族谱内记载了世系、姓名、郡望、南迁、聚散路线等，客家人其风俗习惯仍保留了中原汉民族所具有的勤劳俭朴，勇于开拓，重礼仪，尚廉耻，重文教，重贤孝，敦睦邻，崇祭祀等，同时还保留百越族(包括山越、瑶畲)的文化影响，如建筑、山歌、语言等方面。至于客家的“阿姆语”，是南迁的中原汉人的汉语为主与闽粤赣边的古越语(包山越、瑶畲语)相融合的客家语，系汉民族为主体的客家民系，他们所讲的是“阿姆话”。至今闽粤赣三角地域仍然讲“阿姆话”，世界五大洲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人都讲“阿姆话”。

客家民系形成的点滴行踪

迁居闽粤赣边的中原汉人，后来形成了客家民系。他们与当地土著瑶畲族，有着长期的接触、交流、同化和融合。

史书载，东晋时期，兴宁(含今五华及平远一部分)、程乡(今梅县、蕉岭及平远丰顺一部分)、义招(今大埔及丰顺一部分)等先后建置，并在义招设有流民营收留大批北方来的流民。说明梅州地域的汉族为主体早已组成，为初期客家“主户”创造了条件，奠定客家民系的基础。

梅县畲坑(杨氏省斋公房谱》述:“杨姓来梅开基始祖是六十四世杨云帕(公元884一976年)，享年92岁，葬于梅城城东百子岗屠刀形。杨云帕约后汉时期任朝阳刺史，因告老休(归)，定居梅州城西。同时在梅城北岗发现古墓，墓砖记有汉武帝“太始三年”的年号。从梅州七县出土的陶罐、陶盘、铜斧等，对当地的古越族的影响，产生了既有中原文化，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主户”文化。

据(蕉岭姓氏集)载，宋初仅钟、邓两姓，宋末有丘、何、张、曾、温、黄、许、陈、黎、戴等二十多姓，元以后有林、江、徐、郭、涂、汤六姓，明人迁李、谢、孙三姓。说明蕉岭汉族宋至明时期由汀赣继续迁来的实况。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龙川县设六屯，其中军屯围可容百姓人，现今只存10姓、100多户，700多人，拥有良田3217亩，每年需运公粮672石。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徐乌虎以竹儿坝、美人石寨、新屋营、乌鸦落洋等七个建筑群组成乌虎镇，占地面积为10万平方米，则由世袭官职宠全族户役(原住)44多户。据和平县各姓氏族谱得悉，客家先民明代迁人占70%，宋代迁人20%，余是清初迁人的，大部分从赣闽迁嘉应州、龙川，后迁人和平县的居民有50%，江西直迁人占20%，余是韶关、连平等地迁人。梅州地区七县市客家南迁情况与上述相类似。

据1976年(考古)学报载，江西在汉代属豫章郡，领南昌等18个县，江西境内发现的汉墓不多，仅发掘一个家族墓地13穴，其随葬品多是铜、铁器具。唐代时期从人口数字发现，都阳湖的周围人口最多，到了宋初人口逐渐向江西中南部和福建省的西部转移，宋神宗时期，金兵南下，汉民一面从福建汀州来蕉岭的人数众多，第二方面从江西赣州来到平远和东江一带。正如程乡志载，因江西、福建移民南下，程乡“客户”数字不足百年由1800户增到6548户，“主户”才5824户。

从(丰顺建桥围的宗族和民俗文化调查)得知张氏先祖136世祖瑞公南迁时，也在宁化石壁葛藤村居住，141世祖化孙公再迁上坑，明初149世建桥张氏创基始祖德达公(至今已传25世)任嘉应州州牧之职，携胞侄良辅赴任。时畲民起兵反官府，经德达公统率义勇连续攻打，平乱后选址卜居建桥堡四角楼。至十世祖明隆庆年间，才遵照道教程序建成建桥围，建有3街12巷21幢，祠堂9座，居民1300多人。建筑为了保护宗族的利益，防御盗贼的侵犯，出现三围连成一线，遇到紧急情况，点上火炬，互倚相援，以策安全。(丰良片有邹家围、岗下围、建桥围;播田片有古鲁围、南溪围、长江围;龙岗片有罗龙围，长盈围、下围等)围的占地面积不等，都出现了一姓一围，一围十八姓，一屋十八姓的聚居点。

建桥围周围有摇黎塘、大畲、马棚扩等地考古发现有瑶、黎、畲的生活遗址，历代相传“未有建桥张，先有陈罗黄，未有陈罗黄，先有杨古赖”，说明其他姓氏的客家人已捷足先登，从建桥围张氏三世祖发家史与畲族蓝氏有婚姻关系。当时张氏宗族财产被侵占，蓝氏婆全力以赴，以死争回公道，又得到畲坑蓝氏宗族之声援，张氏宗族的财产最终才得到保护。十世祖后，张氏又得到姻亲的铁印总兵吴六奇的保护和支持，“凡属亲族莫不以其威风沐其余润”。张氏才有殷富之大户世代相传。

从建桥的民俗文化、民居建筑也可以看到汉族与畲族的揉合(干栏式与四合院相结合)，如特别崇拜鬼神，道士修法，打酸等与丰顺畲族的“招兵”习俗有相似之处。畲族举行“招兵”前，需在寨周围贴封山咒符、封水咒符、封路咒符，同时在“招兵”期间禁止杀生等。

综合上述问题，说明了最先南迁的汉民，逐步与当地土著畲瑶等民族融合(少部分)，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当地“主户”，客家人的演变通常是渐进的，没有当地“主户”的出现，就产生不了客家民系，没有后来的“客户”的补充，体现不了客家传统优秀文化的特色。客家人形成的起点，应以汉民从中原到闽粤赣边区定居后逐步形成的。而从孙中山、洪秀全等客家领袖的祖籍来看，其先祖都是经江西、福建定居，再渡南迁，促进客家人的发展。说明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必然在闽粤赣边区。汉民与畲民族的融合形成“主户”，与后来汉人的“客户”之推进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