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渊源关系

崔 灿

客家人主体是中原汉人，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屡被异族人侵，战乱频仍，灾荒连年，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大批举家举族南迁，其中有一大批人经过辗转迁徙，最终在闽、粤、赣边广大山区，定居下来，重建家园，中原方言、习俗照样遵行，后来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鲜明特征的民系—客家民系。可见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其文化源头也出自古代中原的河洛文化。古代中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包括黄河中下游数省，狭义的中原仅指今河南省。本文特指后者。

进人文明时代，我国都城多在中原，洛阳为夏、商、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以及五代时期后梁、后唐、后晋等n朝古都;开封为战国魏、五代时期梁、晋、汉、周以及北宋、金等七朝古都;此外，安阳、商丘、许昌……也是古代都城。古代中原经济较繁荣，交通较发达，名人荟萃，文学艺术奇葩竞放。以上优越条件，造就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影响深远的古代中原文化。绚丽多采的客家文化，就是承继中原文化，又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的。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渊源关系。

一、方 言

客家方言是现代汉语的一种分支，它的流行区域相当广。初期形成于闽、粤、赣结合部的山区，后来随着客家人不断向外播迁，流行区域逐渐扩展，现在已分布于国内十几个省和海外80多个国家及地区。其主要特征是较多地保留了古代中原汉语，对此，客家学研究者多有论述。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先生，曾引用了美国耶鲁大学韩延敦教授的一段话:“关于客家人的情形，第一件可以注意的事，便是他们的方言。他们说的实在是一种官话，和四周并非客家人的话很不相同，但是很象现在中州河南的话”。韩延敦教授在此说对了一半:客家话是中州河南的话。但他认为客家话“很象现在中州河南的话”，我不敢苟同。因为客家话它不可能同现在中州河南的话相像。众所周知，现在的河南相当于古代中州与狭义的中原。中原自三代至宋、金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中心，是兵家必争之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促使中原语言变化较大，异族入侵占据，又使中原语言增添了某些新的成分。所以，“现在中州河南的话”同古代中原汉语差别较大。而客家先民定居岭南后，他们为了表示不忘中原故土，不忘祖先留给自己的文化遗产和思想意识，顽强而执着地保存着大批中原古代汉语。播迁到海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通都大邑也说客家话，给我们较好地保存了一块古代汉语“活化石”。这块“活化石”为汉语史的构建和我国古代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这一切都说明，客家方言更近于古代中原汉语，而“现在中州河南的话”虽然同客家话有某些相通之处，但绝不是“很像”，而是相距较远。

还有许多客家学者引用了清末著名音韵学大师陈洋(字兰甫)《切韵考》中的一段话:“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但是，我查阅《切韵考》，始终未找到这句话。陈洋是审音之功颇深，考据之学见长的音韵学家，这句话不像出自他之口。因为《中原音韵》是元代周德清的作品，而客家方言保留的是唐、宋音。《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同唐、宋音相差较大。陈津如果将客家方言同《中原音韵》相对照，就不可能说二者“无不合”的话来。客家方言究竟保存了哪个时期中原汉语?我们可以将语言与历史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从语言角度进行分析，本应涉及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由于语音最易体现时代特征，所以本文就单从语音系统的声母方面人手。

据清代语言学大师的钱大听考证，古代汉语的声母从周、秦至汉、唐、只有重唇音(双唇音)没有轻唇音(唇齿音)到了晚唐、五代，轻唇音才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这在晚唐、五代字书的反切中体现得十分清楚。南唐朱翱制订了一套为汉字注音的反切系统，同时代人徐楷著(说文系传》，采用了朱翱的反切。在朱翱的反切中，重唇音声母与轻唇音声母都有，分得十分清楚，根本不相混淆。如“卑”字，中唐以前的韵书、字书反切，可以用“府移切”，因为那时的轻唇音声母尚未出现，“府”字的声母也读重唇音bLpl。到了晚唐、五代，朱翱的反切就不再用“府”做“卑”的反切上字了。因为此时的“府”读轻唇音玫f]，而“卑”的声母是重唇音b〔b]，切上字“府”的声母，同被切字“卑”的声母此时不相同，同“府”做切上字，得不出“卑”的准确读音。所以，朱翱就用“彼移”切“卑”。考察客家方言，各地大同小异，而宁化石壁和梅州、汀州、赣州的多数纯客县虽然出现了轻唇音声母迁f]，但是还仍然保存了不少重唇音声母(北方方言和其他多数方言已将这些字读为轻唇音)。如:“斧、符、扶、浮、峰、枫、妇、……”声母都读为重唇音。这说明客家方言的此类声母来源于晚唐、五代稍前(即中唐)的语音系统。

另外客家方言中的浊塞音的清化过程，又可以说明它的语音系统来源于晚唐、五代至宋代的中原汉语。据考察，浊塞音声母[b][d][g]清化为[p][ p?][t][t?][k][k?]，大约开始于晚唐、五代，完成于北宋初年，多数方言清化的具体途径是先将“并”母字，并人“帮”、“谤”两母，“定”母字并人“端、透”两母，“群”母字并人“见、溪”两母，然后声母〔b」逐渐轻化为「p」〔p‘〕两母，「d]逐渐轻化为仁t][t‘」两母，〔g〕逐渐清化为【k」【k‘〕两母，浊塞音声母清化以后均一分为二。分化的条件同古代声调有关。客家方言中浊塞音清化也是同一时期进行的。清化以后，字的归属非整齐划一，不论声调平仄，统统归属于相应的清声母。如古重唇音塞浊“并母”的“布”“爬”声母都读为双唇清声母送气音p【p’〕，古浊塞音“定”母的“豆”“头”都读舌尖清声母送气音t「t‘]。

以上两例说明，客家方言来源于中唐至北宋的中原汉语。证明客方言与中原古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是前者母语。

二、民 俗

古代中原民俗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南方诸民系的民俗大都是由古代中原民俗发展演变而来的。不过越海系、湘赣系、南海系、闽赣系的民俗，都发生了较大变异，唯独客家民俗保存古代中原民俗较为完整。本文以婚俗为例进行剖析。

中原婚俗，婚配的男女双方遵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礼教，讲究“门当户对”。聘娶婚的程序保留了《仪礼·士婚礼)中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种婚礼的程序古今名称不同，实际内容基本未变。客家地区聘娶婚也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同样讲究“门当户对”，结婚程序实质上也是按照古代六礼。以闽粤赣多数县市客家人的结婚程序为例:

1.提亲:指经媒人的说合，姻亲双方初步联系，联系过程中男方要以不同形式给女方送礼物，这实质上就是古代六礼的“纳吉”;

2.小定:即男方派人到女方，女方将女子的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时写给对方。然后，双方家长按照其“生辰八字”是否相克，决定能否结亲。如果按照当地旧俗，男女生辰人字相合，则婚姻初定，有的还要换庚贴，互赠小件礼品。如果男女生辰八字相克，则婚姻告吹。这实质上就是古六礼中的“问名”。

3.大定:客家地区的“大定包括办理定婚手续，送定情物，商定彩礼。”中原有些农村要换允贴或叫“传小启”，以书面形式肯定男妇双方生辰八字相合。这实质上属古六礼中的“纳采”。双方交换， 启贴时男女并赠给女方聘礼。这实质就是六礼中的“纳微”。

4.送日子:即男方择定结婚的黄道吉日，告知女方。今日中原有些农村把此俗叫做“送好儿”，即由男方查看历书确定结婚的好日子，然后携带婚书通知女方。这实质上就是六礼中的“请期”。

5.亲迎:即新郎到女方家里把女方迎娶到家中。今日中原普遍把此称为“结婚”，这显然相当于古六礼中的“亲迎”。

由上面分析比较可知，客家婚俗与中原婚俗都来源于“仪礼·士婚礼)中的中原古代六礼，两地婚俗同宗同源，基本仪式大同小异。客家与中原婚俗的渊源关系比其它方面显得更加清楚。

三、民间文艺

民间文艺包括民歌、民谣、民间故事、民间舞蹈与民间戏曲等。限于篇幅，这里只谈民歌。

客家民歌流行区域较广，具有明显特征。由于客家多聚居山区，其民歌主要表现为山歌。

客家民歌来源于中原民歌，对此学术界的意见较为一致。因为《诗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民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是各地民歌的荟萃，而其中的十五国风，中原占其大半。可见民歌在中原古已有之，后经汉、唐、宋经久不衰，继续有所发展。客家先民因西晋末年胡人人侵、唐末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宋中、后期，元人先占据北方继又人主中原，曾多次南迁。在南迁过程中把中原文化(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含民歌在内)也带到了赣、闽、粤等地。后经与当地土著民歌及自然条件、经济状况相结合，逐步发展为客家人喜闻乐见的客家民歌。在这里，中原民歌与客家民歌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客家山歌是不是也来源于中原山歌?我们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一些从未到过中原，也没对中原作过研究的客家学者认为:中原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大平原，没有高山峡谷，因此也没有山歌。殊不知中原腹地固然有一块面积较大的平原，但山岭峡谷仍然不少。狭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面积的近二分之一。省内北部、西部、南部不乏高山峻岭，南部的大别山区山歌遍地，相当盛行。据大别山区《固始县志》载:“民间传唱的歌曲有五句山歌、革命民歌(即时政歌)、生活小调、田歌、灯歌等。五句山歌为大别山区的传统民歌，多为五句，故称五句山歌，又称赶五句，其特点是，前四句比、兴铺垫，第五句爆发观点阐明结果。(见1994年《固始县志》470页“第四节民歌”)例如:接郎五更调(心花莲花那个鲜》:

哥是汪汪一清泉，

妹是泉边一枝莲，

清清泉水流不断，

一直流到妹心间，(啊)，

(哟子外)干哥(者)心花莲花那个(哟)鲜(哪)。

妹是山中映山红，

哥是山中采花蜂，

鲜花开放香千里，

单等采蜜到花丛(啊)，

(哟子外)干妹(者)哥哥妹妹情谊(哟)浓(哪)。

大别山区的商城县多为高山丘陵，号称歌乡，他们的民歌(主要表现为山歌)。5《}一60年代曾三次进京到怀仁堂参加汇演，70年代中央、省、地有关单位在县城召开过两次民歌(多为山歌)现场会，80年代河南省电视台摄制音乐记录片(歌乡行)，曾引用商城民歌《花轿到门前》、《蒋秧歌》、(车水歌》、(慢赶牛》、(三拐弯》、(干嫂子》、《石榴花》等20余种。……山歌的曲式结构大体上多为二乐句(即上句、下句)，二句半、四乐句。最有特色的是“五句头”，也叫赶五句”，第一句为起句，第二句为承句，三，四句为对偶句，抑或第四句点明主题，亦可作结局，第五句则是异峰突起，锦上添花。我们引1991年《商城县志》第626页(民歌》中一首(五句头):

锣鼓一打响铃铃，

唱歌不要放高声，

老鹊高声有人骂，

画眉小声有人听，

山歌只要句句真。

唐代诗人刘禹锡是河南人，他是我国继屈原创造性地向民间诗歌学习，以丰富提高自己诗歌创作的又一光辉典范，也是保存唐代民间诗歌基本面貌的伟大作家。从他的《竹枝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山歌的大致情况和山歌对当时诗坛的巨大影响。同时它也告诉我们:山歌既然在唐代就如此盛行，它的产生至少可以上推几百年。到了晚唐、五代和南宋，山歌流行的区域更加广阔，明朝冯梦龙的昊地时调集(书名(山歌))搜罗宏富，乡土味浓，是十分难得的山歌集子。这些山歌如果说当时对中原平原地区影响不大，那么对曾经长期划归楚、吴地域的淮南大别山区，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可见中原南部大别区的山歌至少产生于晋、唐，盛行于五代、宋。而在此几百年间，正是客家先民大批滞留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殷切盼望“王师北定中原日”，重返故土的时期。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客家山歌的源头仍在中原，它虽然受过客家地区少数民族山歌的影响，其原型仍是中原山歌。客家山歌以七字一行、四句一节为主要结构形式，中原山歌也是如此:客家山歌以“五句板”为重要特征，中原山歌也以“五句头”或“赶五句”为基本特色;客家山歌大量运用比、兴、比喻、双关等修辞手法，中原山歌也是如此。总之，无论从山歌的产生与分布考察，还是从山歌的形式与内容分析，客家山歌来源于中原山歌都是无可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