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客家文化的形成初探

赖雨桐

梅州客家文化是一种多元聚合形态的文化，是有着自己鲜明特色的文化。其中最基本特征是以中原移民的中原文化为主体，又熔人南方土著的居民后裔如畲瑶等族文化、有的地方还掺透有东南亚、西方等海外文化。它真是别具一格十分独特的一种文化。其核心是中原文化。

梅州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文化

梅州客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进人梅州的南迁中原人最早应始于秦时。秦始皇曾发兵50万平南越，并移居数十万中原人落籍南疆，与越民杂处。这批秦代戍卒及移民就有部分进人梅州境。就在赵佗任龙川令时，“有个将领史禄曾屯兵揭阳一带，其部属之一部分留在梅州地区”。①相传这支军民常到今丰顺汤坑、潘田一带活动。兴宁县，当时属龙川辖地。在兴宁县新好有个“秦皇坪”的地名，这可以认为是赵佗率领的秦代戍卒曾涉足此地而得名。1984年，就在“秦皇坪”附近出土春秋战国时期铸造的编钟，这可能与秦军南征和移民有密切关系。还有，在五华县塔岗狮雄山上发现的秦汉建筑遗址，初步发掘考证，认为是赵佗当年兴建的“长乐台”等遗存。以上材料说明秦汉时期就有中原人涉足梅州境。

东晋五胡之乱，客家先民向南迁徙，有一部分中原人进人梅州境。兴宁于东晋咸和六年建县，大埔于东晋义熙九年建县，都与东晋期间中原汉人进人该地，使人口有较大增加有关。接着，南北朝时的南齐置程乡县(辖今梅县、蕉岭、平远和丰顺上半县之地)。程乡是因程欣而得名。程欣的祖先是在东晋时由古安定郡(编者注:古安定郡在今甘肃固原;有说程耽祖籍在古弘农郡，即今河南灵宝)南迁落户平远境的。程欣素以信义著行于乡里，建县时，乡民为纪念他，便以其姓为县名，并将县内一条河名为程江。

唐末动乱，五代更迭，中原汉族继续南迁至赣东南、闽西南及粤东北边境。随着人口逐渐增加，于南汉乾和三年(公元 945年)升程乡为敬州，领程乡一县，至宋改为梅州。北宋末，金兵进攻中原，宋室南渡，中原和江南士民流亡南徙的规模日益增大，不少人进人梅州。

南宋未，元兵南侵，原梅州客家先民被迫转徙或遭元兵屠杀，人口锐减。元以后，地旷人稀之梅州，遂成为客家再一次转徙之目的地。“地为之虚，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②又据(崇正同人系谱》云:“梅州民族，当宋末元初之间曾经一度更擅，吨能为今兹繁盛者，殆由元、明以来再从汀、赣二州源源而至，是则此为后客。’，③由于汀、赣二州的客民不断涌人，使梅州成为“反客为主”的客家腹区。

梅州客家人由于长期居住山区和固守封闭式的生活传统，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深远，因而至今仍保留着中原文化的特征。择要简述如下:

(一)以农为本客家先民进人梅州后，继承了中原“以农为本”的思想。他们在此地建筑房屋，聚族而居，形成和发展以某姓为主的一个个客家村。他们垦荒造田，修破开圳，引水灌溉，筑堤防洪，发展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他们利用当地的铁矿，从事冶炼铸造，打制各种农具。由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才使梅州逐渐改变了早种畲禾的落后状况，步人水稻种植阶段，确立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中原汉民“以农为本”的思想在此地长期积演的结果。

(二)崇文重教，兴学育才梅州客家人秉中原文化的气质和“诗礼传家”、“书香门第”崇文重教的家风。中原人到达梅州后，逐步办起了民间私塾，继而设立书院、学校，办教育、喜读书文而成风。梅州文化教育始于宋，盛于明、清。北宋哲宗时，谏官刘元城(河北人)贬滴梅州，于宋元符元年(1098年)在梅城设立“梅城书院”，聚士讲学，开创了梅州文化教育的先河。后人在梅城建“铁汉楼”及“元城书院”纪念他，反映了梅州客家人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以及对传播中原文化的地方官的尊敬之情。从此，文教渐兴。清乾隆《嘉应州志)云:“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近年童子试者万余人……文风极盛。”④知州王之正还在州衙照壁上书“人文秀区”以志文风之盛。乾隆年间嘉应州主考官吴鸿撰文云:“嘉应之为州也，人文为岭南冠……’，⑤清嘉庆年间，梅州读书人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自宋至清代，梅州人登进士者121人，翰林院学士33从，举人1麟5人。新中国成立后，梅州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得到发扬，现全市已有两所高等学校，基本上达到每个乡镇有中学，每个村有小学。学生总人数占全市人口的l乃。‘

(三)崇先报本，尊祖敬宗建祠与祭祖。中原各姓多建有宗祠，有岁时节日祭祀及清明上坟祭祀等古风。梅州各姓亦有宗祠，在祠堂内设完立祖宗牌位，逢年过节，普遍备牲仪祭祖。清明，家家户户上坟祭墓，俗称“挂纸”。据《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一以纸置坟头。”可见，梅州客俗祠堂祭祖与清明挂纸是中原文化的传承。此外，重视修族谱与书堂号堂联。梅州客家人的远祖不少是中原士族。他们存在着较浓的宗族观念，并普遍以编族谱、书堂号堂联等形式，向子孙宣扬本族的历史和荣誉，藉以表达思念祖先和弘扬祖德之情。这是中原修谱之风的传承。

 ( 四)民俗文化的传承客家民居建筑，沿袭中原士族居住过的妈堡、殿堂式样，建造了高层土楼和二、三堂两横一围龙屋式等，这就是客家民居与黄河流域传统民居的渊源关系。梅州客家人的旧婚姻制度、丧礼中的繁文缚节以及传统节日等等民俗事象，都与中原习俗极为相似，是一脉相承的。

(五)客家方言是中原古汉语衍化而来中原汉人在长期南迁过程中，语言发生了不同于中原汉语的变化，既有继承古汉语的一面，又吸收了古越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主要是畲族)的词汇和发音，终于演变成汉族的一种方言—客家话。客家话是客家文化的标志;客家人与众不同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操客家话。是否操客家方言是界定是否客家人的重要依据。

南方土著文化的汉化与遗存

（一）南越与畲民文化的汉化在中原文化人主梅地之前，这里土著居民原是古越族后裔，少与中原交往。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岭南后才开始在这里置郡县(梅州境域属南海郡)，从此纳人“华夏之邦”，但南越族人仍过着刀耕火种的农耕与渔猎并行的原始生活。

隋唐时期，进人闽粤赣边区的汉人还是不多，梅州是被称为“蛮僚”(古越族一支裔系)聚居地。这些“蛮僚”，实际上就是后来的“畲民”。据文献载，至迟在7世纪隋唐时期，粤、闽、赣三省毗邻之山区已有畲民居住。’，⑥在梅州境内，这些畲民分布很广，梅县畲坑就是当时畲民比较集中的聚居地，带“畲”字的地名至今在梅州各地随处可见。他们长期保留着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垦荒烧畲种畲禾、番薯和粟类等作物为生。

自秦汉以来直至两宋，梅州和赣南、闽西一样，由于汉越杂处互相交往、影响，汉越两族的融合为一，由于汉民族文化上的优势极为明显，使文化相对落后的南越族及“畲民”开始汉化。在两宋期间，一批批中原及江南迁民经汀、赣二州进人梅州，带来了先进耕作技术，如制作犁耙、锄头等农具，兴修水利，改旱作畲禾为种植水稻等，都逐步为“畲民”所普遍接受。加上汉人在梅州兴办学校，进行礼乐教化，宣扬汉人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传播汉族语言文字等等，大大加速了当地畲民的汉化进程。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梅州畲族首领陈满率众在畲江梅塘起义，遭元政府灭族性的镇压，少数幸存者改名换姓，加人客籍，渐渐被客家人所同化，现畲江镇仍有“畲陈改汉邓”之说。

元末明初，客家先民从汀、赣二州再次源源不断涌人梅州，致使梅州“反客为主”，原有畲民陆续被汉化，成为汉族客家人。现梅州市仅丰顺县仍有一个畲族村，尚有畲民400多人。（二）南越文化的遗存和轨迹在梅州，原有土著南越文化，虽被中原汉文化吸纳、同化，形成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其实客家文化也可见之南越文化遗存和轨变。

农业生产种植水稻是南越族及畲族先民对我国南方农业的一大贡献。梅州境内畲民刀耕火种方式种植的畲禾就是畲民耕作的旱作稻种。这种旱作稻，后来由于中原汉人的入迁才逐渐改造、发展成水稻。可见，稻米成为我们今天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南越族及畲民功不可没。

在民俗方面，中原汉人进人梅州，不能不产生“人乡随俗”的心理，吸收了不少南越族及畲民的风俗。如饮食，南越族人喜吃鱼类、蚌蛤贝类、蛇、虫、鼠类食物。梅州客家人喜吃水产，有吃“鱼生”之俗，也吃蛇、鼠等动物，这是南越族食俗的遗存。又如装饰打扮，畲族妇女喜将发辫盘成髻。梅州客家妇女也有此打扮，将头发盘成高髻，系以红绳，插以银替。“尚至村乡村岖，褪髻短裳……’，⑦又如南越族人笃信巫鬼。中原汉人人迁梅州后亦受此陋习感染，“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多神信仰，求神拜佛保平安等迷信观念更浓厚，正是南越族人“信鬼而好祀”倾向的延续。

民间文艺方面，客家人喜唱客家山歌，畲民也喜唱畲族山歌。两种山歌的表现手法相似，如大都是“七言四句”体，常用比喻、起兴、双关、叠字等修辞手法。可见，畲族唱山歌这一固有文化可能为客家人所吸收，并作为自己的文化加以发展。而畲歌也是用客家方言构词，用客家山歌体式、用汉字记录下来的。

从以上一些事实说明，古越族后裔畲族与客家先民曾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在梅州古越族文化对人迁的客家人有过影响。可见，开发梅州，造就客家文化方面，汉族、越族同样有过历史的贡献。

海外文化的影响与交融

梅州是著名的“华侨之乡”。全市约有华侨，华人200万，港澳台同胞100多万，旅居海外客家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原文化播迁到世界各地;同时又不断地把海外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里。这里只简述海外文化对梅州文化的影响。梅州海外百万之众乡亲，深受海外文化熏陶，他们又将海外文化引进祖国家乡，特别是引进人梅州，使梅州客家文化更显得异彩纷呈，别具一格的特色。如:

中西混合式民居。梅县白宫的“联芳楼”，就是这种民居的典型代表。“联芳楼”外表看是一幢西洋风格的建筑，门楼上的钟塔及墙面墙角装饰浮雕和绘画，都是欧化的，穿过西式门楼进去，屋内却是“三堂四横”的殿堂式围屋，里面的装饰全是龙凤、牡丹等中华民族的图案。此类建筑在梅州各县都有，如梅县程江的万秋楼、松南的洋楼下、大埔的蓝森堂等。

衣着穿戴的影响。客家人曾流行过一种帽子称“荷兰帽”，是从荷兰传来的。西装、圆脚反领衬衫、夏威夷短袖平脚反领衫等也是从外洋传进的。自行车，最初是由华侨从国外带进。梅州有童谣道:“脚踏车，溜溜过，阿吕哥，戴毡帽。”是华侨形象的写照。

语言的影响。梅州客家方言中常杂有一此外国语言，如称出租小汽车为“的士”(英语Tix)，商标称“峻头(英语Mark)等。还称饼干“罗帝”，称皮箱为“甲必”，称干活为“做巴力”等，都是印尼音传过来的。

宗教信仰文化的输人。天主教、基督教在清代鸦片战争以后陆续传人梅州。1844年，由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天主教徒吴东将天主教传人嘉应州书坑村;以后外国传教士陆续在兴宁赤砂岭、五华元潭、蕉岭史乐、梅县黄塘、丰顺埔寨、平远东石等地建立天主教堂。至1949年，梅州地区共有天主教教堂29间，教徒1 .56万人;基督教教堂60间，教徒1.巧万人。外国传教士来梅后，做了不少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如兴办西式学校，按照西方的办学思想和体制来进行教学;开设西式医院，引进西方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用西药等。外国文化输人，对梅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所说的梅州客家文化，是包含了传统的和现代的整体文化;研究这一文化形式的源流、轨迹，分析其历史和现状，就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客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创造、发展客家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