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客家外迁与海洋文化

答 旦

客家人徙居深港地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宋末元初宋室南迁，客家节义之士勤王者因宋灭亡而隅居深港者有之，明代因饥荒流徙者有之，而成批迁人者当在清初迁海复界之后。

客家迁徙路线和时间、地域

第一次:自东晋，因战乱，由中原迁到鄂豫南部，及皖赣沿长江南北岸至赣江上下游，止于唐中期为迁移之第一时期。(由公元317年至879年)。

第二次:自唐末由皖豫鄂赣等第一时期旧地，再迁至皖南，乃至赣之东南，闽之西南，以至粤之东北边界，止于两宋之际为迁移之第二时期。(由公元880年至1 126年)。

第三次:自宋高宗南渡，客家先民之一部分，由第二时期旧地，分迁至粤之东部北部，止于明末为迁移之第三时期。(由公元1127至1644年)。

第四次:自明末清初，客家先民之一部分，由第一第三时期旧地，分迁至粤之中部及滨海地区，与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更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为迁移之第四时期。(由公元1645年至1867年)。

第五次:自同治间，客家一部分人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等，为迁移之第五时期。(公元1867年以后)。

客家人徙居深港的历史背景

客家人定居华南后，经明朝一代的休养生息，系裔渐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属山多地少，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故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便不得不考虑向外迁徙以为出路。

此时，适逢明末清兵大举入侵。当清军进至福建广东时，客家节义之士奋起组织义军抵抗。义军失败后，只得潜逃散居各地。太平军将领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先祖，就是因为抗清兵败后从嘉应州梅县等地迁人广州以北的花县。清朝统一全国后，又有自发的、被迫的或政府发动的移民运动。

“迁海复界”

清初的“迁海复界”使原居山区的客家人向东南沿海大举迁移。原来，明末郑成功退据台湾，举旗反清复明。顺治17年(1660年)，兵部尚书苏纳海奏议坚壁清野以困灭郑氏。政令一下，东南沿海濒海之地，自福建始，南北扩及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大抵以距海30或50里为界)界外居民限日迁人界内;逾期不迁者，以军法处死，并尽焚其界外屋畲。居民之家具器物，笨重不能搬的，一律限期烧毁。凡私自出界者，捕获后一律处死。

广东的迁海，始于顺治18年(1661年)，初执行于惠州、潮州所属各县的沿海。第二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复令广州府属各县至南路各县的沿海全线迁界。数年间，东起广东饶平，西至广西钦州防城，只见少壮亡散四方，老弱死于沟壑。沿海界外之地，顷间荒废、顿成丛莽。

到了康熙四、五年(1665一1666年)前后，闽、粤的巡抚都以请求朝廷宽放本省沿海边界为己任。加之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不久即被平定，到康熙23年(1684年)，清廷便明令尽复闽粤濒海居民的!日业。然而，此时当日的沿海居民，因颠沛流离，已所余无几，复界后，能回来和肯回来的更少，不能尽垦旧地。于是，封疆大臣们以奏请召致各地流民、山民与迁民一同来居住垦殖。闽粤赣山地的客家人正苦于人多地少，便扶老携幼，纷纷南下，徙垦于广州府下属的新宁、香山等县，肇庆府下属的鹤山等县，多与土著杂居。据罗香林先生考证，孙中山先生的先祖就是这期间从紫金辗转迁人香山县的。

今日深圳和香港九龙、“新界”等沿海地区的客家人，也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最先成批移人的。这一带原属新安(后称宝安)县，在顺治18年至康熙元年(1661一1662年)曾两次被迫迁海，到康熙23年(1684年)尽复旧界并招致垦殖时，江西、福建和广东惠、潮等地的客家人，便有很多经惠州淡水走西路而至沙鱼涌、盐田或走路而至沙头角、大埔澳等地(今港九新界)，从事垦殖。

客家地区的概念

许多学者将客家人口占95%以上称为纯客家县，没有客家人聚居的村落，称为“无客家人的县”。如今，社会变迁，人口流动，“纯”会成为“不纯”，混杂区域越来越多，笔者提出，对于历史上“纯客家县广东省共巧个，即使客家人口以后不到95%也要称“客家县”，对于客家人口占当地总人口一半以上，也应称“客家聚居地”或“客家县”。深圳是除了历史上纯客家地区以外的全省客家人口比例为第二位的城市。

深圳是客家人向海外迁移主要通道

客家人口迁移中，为了防卫需要，均系建造大围屋，聚族而居，产生了一些聚居地，如江西寻邻、安远等，福建宁化、长汀等，广东省梅州、河源等。在迁移过程中，有些地区成为迁徙的主要通道与中转站。深圳的坪山是客家南迁主要聚居地，沙头角紧邻香港，是客家人迁移香港以及海外之门户。香港早在清朝即为英国所占，海上运输发达，客家人南迁海外东南亚以至全世界，多数由沙头角至香港新界，再去海外各地。

黄河文化

客家人远祖原居住黄河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一带，是中国古文化发源地。远在秦汉以前已形成整套河洛文化或称为华夏文化，唐宋时代它更为丰富多采，客家人把这一文化传播海内外许多地方。

山区文化

客家迁移至福建、江西、广东大部分山区，主要原因是平原已有众多居民，而在山区主要是落后土著居民，地广人稀，容易伸人与发展。客家人长期在山区，耕山种谷，聚族而居，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坚韧不拔、质朴自然、团结互助、重义轻利的美德。由于在他乡异地，促使他们住在大围屋，守望相助，重气节，尚忠贞，执着追求真理。山区生活，物质贫困，单调枯燥，孤陋寡闻，也产生了客家人由俭而音、过分精细，气量不足。由于山区闭塞，产生了保守、封闭、排他的缺陷。世代农耕，要恢复祖先的士族荣耀，只有走读书做官的道路。重视文教，重义轻利，而轻视工商，拙于经营，由此而形成的山区文化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

海洋文化激发了开拓创业意识

客家人由于各种原因向沿海挺进，后来又进而漂洋过海向异域他邦的迁徙，从而导至山区文化便与海滨文化和海洋文化接触、碰撞，两种文化的交融便造成了客家文化质的飞跃。海洋文化固有的阔大气象和英勇无畏精神与山区文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精神融为一体，便使客家文化增加了冒险进取和开拓创业精神的丰富内涵。当今海外客家人比大陆客家人，其精神境界要强是自然的事。

海洋文化丰富了客家商业文化

山区受交通闭塞，信息迟缓，人口稀少等限制，加上客家崇文轻商传统，培养子弟就是读书做官，海洋文化包含了海洋浩瀚辽阔，变幻莫测环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气质，使人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思路灵活;海滨区域，交通便利，历来重视商业，商业本质是交换，是流通，是不断地开拓市场。远在他乡的客家人吸取了潮汕人的商业文化，也融合了海外各民族优秀文化，改变了山区客家人因循守旧，压抑内向，表现出敢想敢干，赚大钱，办大事业的豪迈气概。

翻开客家名人传记，从宋代开始到清初六百多年间，客家精英集中在文官、武官、文人三类，文官有宋代文天祥、胡锉;武官有明代大将陈磷、抗清英雄袁崇焕，守边抗法的刘永福、冯子材;文人有广东诗坛巨孽之称的广东第一才子宋湘等。而在海外竞争中也涌现了大量商业奇才。海洋文化冲击客家人世俗观念“重名节，薄功利”:客家人视个人名节比钱财更为重要。把对个人的不仁不义，对祖先、父母的不敬不孝，对夫妻之间的不忠不节，对民族的背叛，以及男盗女娟，懒惰、赌博等行为都被认为是不道理、有辱祖先、有损人格和气节的。

“重孝悌，薄强权”:这跟客家人的历史处境和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从过去的逃难经历和近代的外出谋生处境，他们所希望的是要和衷共济、平等友爱，对仗势欺人、为富不仁及其他不平等待人的人和事，总是存在着强烈的逆反心理。

“重文教，薄农工”:基于客家人的传统观念，认为读书才能识理、明志，才能有出息。尤其到了近代，客家人所在地区人口膨胀，山多田少，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人们为了摆脱贫困，大量往外地和海外谋生，文化知识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

“重信义，薄小人”:客家人认为“无信非君子，无义不丈夫。”把信义视为社会交往中为人处事的基本品德，并把它作为判别朋友或“小人”的价值标准。历史上客家人流落异地谋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较脆弱的地位，为求生存和立足，他们首先要取信于人，也需要得到朋友以信义援助，把一切损人利己、欺诈、蒙骗、陷害、背信弃义等行为都看作是“小人”之举，并以“亲君子、远小人”作为座右铭。

海洋文化孕育了成批政治家、实业家。叶亚莱创办了华侨学校，谢枢洒创办中专，张弼士创办中华学校。梅县华侨张煌南经营种植园致富又兴建学校，兴建潮汕铁路资助清政府扩充海军。深圳客籍人士从海外汇款创办了荣根学校、光祖学堂、平岗学校等。梅县的教育由于爱国华侨赞助，在民国期间，其发达程度成为全国各县中的佼佼者。

海洋文化培育的精英

婆罗洲开埠侨领罗芳伯建立了兼有经营、行政、军事防卫职能的兰芳公司，自任“大唐客长”。

吉隆坡的奠基者叶亚莱，咸丰年间渡海到马来西亚谋生，以当锡矿杂工起家，利用海山会的力量，建立了强有力的自卫队，建起繁荣昌盛的新吉隆坡。

泰国合艾市开埠元勋谢枢泅19(抖年19岁便到泰国创业，为泰国成功地兴建了好几条铁路，成为泰国开发建设的功臣。

中国的洛克菲勒—张弼士，18岁到印尼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谋生。他从店员起家，逐渐走上办实业的道路。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把事业发展成家庭跨国公司，曾宪梓创造了一个世界名牌。在这些优秀的海外客家实业人物身上，已经很难找到客家山乡的土气，看到的尽是商海弄潮，独领风骚的非凡气派。

总之，海外客家人接受了海洋文化之后，形成最新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客家文化的新形态。这种新型客家文化有对客家传统文化糟粕的扬弃—例如重农轻商、保守求稳、固执板滞、气量狭小、封闭排他、目光短浅等等客家精神中的消极落后部分;又有对客家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例如认真勤勉、吃苦耐劳、纯朴诚实、坚韧不拔、团结互助、崇文尚武、讲究信义等等客家精神中的积极向上部分，同时还融进了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的精华。因而是一种生机勃勃、前途无量的文化。